人力资本扩张如何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基于工资扭曲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革的现实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对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劳动力工资负向扭曲事实,借助高校扩招这一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以中国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工资扭曲异质性情形下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资负向扭曲程度的增加,高校扩招引致的人力资本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逐渐变小。针对工资扭曲程度较大企业的机制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扩张加剧了企业的劳动密集度和生产率偏度,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力。研究结论为中国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节制资本、劳动力配置与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基于反垄断执法机构改革的证据

新时代背景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对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8年反垄断执法机构改革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节制资本对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节制资本改革充实了反垄断监管力量,加强了反垄断执法力度,对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改善效应,相当于在改革前的平均水平上下降了10.76%。机制检验证实,为了应对反垄断执法对资本的严格规制,企业主动优化了劳动力配置结构并提高了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缩小了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以及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大的企业,节制资本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尤为突出。

最低工资上调如何影响会计稳健性?

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管制劳动力市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利用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各城市最低工资数据,从会计稳健性视角考察最低工资上调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调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调主要通过优化人力资源质量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了会计稳健性的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企业劳动密集特征较强、平均工资较低、所处地区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以及财务状况不佳时,最低工资上调对会计稳健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在最低工资上调的环境下,企业可通过提高会计稳健性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

非雇佣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反思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社会学,福克斯的数字劳动异化分析,是当下阐释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基础性理论资源。非雇佣数字劳动指的是与数字劳动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主体所参与的数字劳动,非雇佣数字劳动主体包括博主、出行信息平台用户、各媒体平台用户等。非雇佣数字劳动的核心要素是信息与符码转换而来的流量,而其背后的原动力却是资本权力的扩张与渗透。非雇佣数字劳动具有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劳动主体的广泛性,二是劳动场景的随机性。非雇佣数字劳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而实现,同时存在劳动主体性消解的可能:信息符码转化成数据流量致使非雇佣数字劳动主体被抽象化,劳动主体以无偿性评价行为直接参与去主体性过程,劳动背后的资本野蛮生长直接侵蚀主体性。

制造业数字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变劳动力市场格局,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以1995—2018年45个国家17个制造业部门为样本,考察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这种特征在发达国家中比较突出,在发展中国家中不明显;相比于国外投入,国内投入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较早达到拐点;制造业数字化与直接出口、间接出口以及再进口活动的劳动收入份额分别呈抑制、促进和“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显示,制造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工资率效应和价值链分工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倒U型”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能够缩小高-低技能和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拓展性分析表明,资本-劳动比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均使劳动收入份额由升转降的拐点提前。研究可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重要启示。

论二倍工资制度的限缩适用

《劳动合同法》创设了用人单位未按规定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即承担二倍工资的赔偿制度。由于构成要件、归责原则、认定标准等适用规则不明确,导致该制度在适用中存在争议,也导致实践中出现用人单位规避制度适用和劳动者滥诉等现象。为此,司法机关通过对归责原则、保护模式、书面形式的重新阐释限缩二倍工资制度适用范围。未来的制度完善应当回应劳动者分层的现实,限制强势劳动者的请求权,具体路径包括:区分管制与自治的调控对象,形成集体劳动关系和个别劳动关系的体系化调整;将主观过错和损害后果纳入责任要件,增设免责事由,引入小微企业豁免制度;确立赔偿金最高为工资二倍的弹性倍数模式,并实行限高封顶制度;建立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

国有经济如何影响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影响是国有经济工资溢出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国有经济比重较低时,其工资溢出效应是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方面;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其效率损失效应在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国有企业有更高工资或更低效率时,国有经济提升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会增强。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或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会下降。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国有企业工资溢价与形成机制

本文基于三轮中国企业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追踪调查(CMEELS)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和反事实分解方法,对2017—2021年国有企业工资溢价及其形成机制进行探究。研究发现:这段时期国企相对于非国企存在工资溢价,工资溢价主要集中在中高收入层次上,形成国企工资溢价的主要原因是国企和非国企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进一步分析表明,在高工资水平上,女性和农村户口持有者等群体在非国有企业受到了工资歧视,因此上述群体中存在较大的国企工资溢价。据此本文建议未来应坚持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方向,有针对性地打破国企和非国企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对就业歧视行为的约束,提高中国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促进上市公司金融化吗?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保障低收入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虚拟经济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构建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越高。在经过工具变量法、GMM估计、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内生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度高、成本转嫁能力弱、地区金融市场环境发达的样本中,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拓展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与金融”领域的研究框架,对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就业及收入问题向来是国家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数字经济的发展及随之带来的对高数字技术人才的需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及增加收入的机会。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年数据,采用OLS模型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素养对提升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提升作用表现出就业形式、性别方面的差异;(3)数字素养能够丰富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使其工资性收入提升;(4)数字素养能够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其工资性收入提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增长,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应该通过完善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民数字素养主体性意识、完善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培育方案等措施加强农村劳动力数字素养教育。

贸易开放是否促进了城乡共同富裕?——来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手工查找的2005—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工业化背景下贸易开放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开放提高本地人均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有利于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且该结果经过工具变量法、系统GMM法等方法处理后仍然具有稳健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FDI流入以及形成工资溢价影响城乡共同富裕。在贸易开放提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FDI以及工资溢价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贸易开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溢价发挥了积极作用,FDI作用则不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进、出口开放对城乡共同富裕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出口开放的促进作用更强。贸易开放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带动更强;贸易开放通过缩小城乡居民个体收入比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入城”两种方式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文章最后提出了深化贸易开放、加快投资自由化、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等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工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工作任务模型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力供给需求均衡的分析框架,考察数字经济的工资效应,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工资水平的提升,这一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和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来实现。由于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技能需求结构的重塑以及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冲击,数字经济的工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白领职业、服务业行业、受教育水平较高、年龄较低、女性以及城市户籍的劳动力群体。随着时间推移,数字经济的工资提升效应逐渐增大。随着工资分布分位点的提高,数字经济对工资的正向影响逐渐提升。因此,政府部门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劳动者工资提升的同时,也需警惕数字经济对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就业冲击和不同收入群体工资差距的扩大,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三重视域与意涵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一个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于一体的概念。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劳动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是对人的本质和社会本质的存在论规定,解析了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劳动是指特定历史形式下的“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劳动的资本化和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和历史性质;在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中,劳动是指未来理想社会中人的“真正自由的劳动”,是自由个体的真实存在方式,是人的劳动本质的真正确认,表达了对劳动及其主体的价值关怀。在这三重理论视域中,不仅彰显了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本真意涵和独特价值,也彰显了劳动概念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平台经济发展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

平台经济的兴起伴随着发展不平衡的挑战。文章在构建平台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2013—2022年中国行业—地区层面数据探讨平台经济发展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发展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呈“倒U”型特征,但目前仍未跨越拐点。机制分析表明,平台经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行业工资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平台经济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更大;对信息传输、教育、科学研究等行业的工资水平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其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进一步分析发现,平台信息服务、平台交易水平对行业工资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政府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发挥平台经济的作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劳动关系的平衡与分化:基于工资议价的谈判地位测算

伴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劳动关系发生变革,对劳动保护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工资议价的理论框架下,运用2003—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雇佣双方谈判地位并比较其结构差异,发现总体上我国雇佣双方谈判地位的差距有所缩小,劳动关系呈现平衡发展的趋势,但谈判地位随雇佣双方特征及雇佣组合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男性、已婚、少数民族和城镇户籍的劳动者更具谈判优势,“农村户籍—国有企业”“低人力资本—大规模企业”雇佣组合劳动者谈判地位较低。因此,完善现行劳动保护制度有必要以谈判地位为依据,针对不同雇员、雇主和特定雇佣关系进行分类调整,真正实现劳动关系的实质平等。

最低工资标准与流动人口劳动供给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保障是实现机会均等化的内在要求和践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必要举措。利用2015-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低收入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与最低工资标准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和超时劳动概率表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其中,女性、年轻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以及城-城流动人员的劳动供给对最低工资调整更为敏感,其工作时间会在更低的最低工资水平上转折下降。进一步通过分析最低工资对城市失业人口占比、劳动力结构等的影响,研究并未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显著增加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失业率。研究结论为理解最低工资制度对流动人口劳动的监督和保护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同时也从城市管理视角为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提供了决策支撑。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思想探赜

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家信奉的“劳动创造财富”圭臬无法开解“工人劳动带来贫困”的悖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纠正了国民经济学家对劳动的抽象表达,揭示了资本对劳动的宰制,说明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以及工人劳动受贬损的必然,并指明了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进路。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是“低级的”和“暂时的”形式,注定会被更高社会形态的自由联合劳动取代;劳动战胜资本的根本路径是,工人阶级要以革命的政治行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劳动解放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消除劳动的阶级属性,使劳动回归人的自主活动。

公共信息服务能否提升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关乎劳动力市场建设成效,公共信息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话题。本文以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公共信息服务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共信息服务能够提升工作满意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个体层面的异质性影响来看,公共信息服务对青年和中高学历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更显著;从地区层面的异质性影响来看,公共信息服务对市场分割程度高和已开通高铁地区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更显著。公共信息服务通过提高技能与工作岗位匹配程度和增加工资性收入提升工作满意度。本文不仅深化了对公共信息服务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的理解,而且为劳动力市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泰勒主义”影响下的外卖平台“计件工资制”研究

对工业生产中“计件工资制”的研究表明,薪酬制度不仅从经济维度影响劳动者的行为,更是形塑劳动者从纯劳动力意识向纯劳动意识转变的重要机制,是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对外卖平台“计件制”中的派单、奖励、惩罚等规则的梳理,提出平台“计件工资制”虽然在形式上承继了工业生产“计件制”“多劳多得”的简单累积逻辑,但根本上已经变成了高投入、高回报和高风险的企业家式博弈,以及本质上的加速积累逻辑。同时,通过对骑手个体经营意识、过渡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等被薪酬制度所形塑的企业家式劳动主观意识的呈现,进一步提出外卖平台薪酬制度的变迁意味着平台劳动中的“数字泰勒主义”并非工业劳动经典“泰勒制”的自然延续,而是具备了主客观方面的独特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