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普曼新闻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

本文对李普曼新闻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论杜威和李普曼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之颠覆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是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指导理论,这种理论吸收了17世纪西方思想家群落的理论精髓,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建立和发展相对独立自由的大众传媒体系鸣锣开道。时过境迁,20世纪50年代,西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实和泛滥的煽情报道已使"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显得不合时宜,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倡导的"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因而决定取而代之。其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和新闻传播理论家沃尔特.李普曼针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和主干进行了有力的理论批判,对这种曾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理论起到了颠覆作用,为"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取代"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了铺垫。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的传播学意义探微

美国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这一理论在新闻传播史上极具理论价值,揭示了大众传播媒介的隐性功能,又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渊源,同时对于我国开展好舆论引导工作也颇有现实指导意义。

李普曼及其思想对当代美国的意义

今天的美国政治家真的需要读书了。如果他们不愿意像基辛格那样读《毛泽东选集》的话,那就建议他们一定要读读沃尔特·李普曼分别于1944年和1947年出版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冷战》这两本(在目前中国国内也很难找到的)书,而不要读凯南和布热津斯基的书。布氏的书是凯南思想幼稚部分的继续和膨胀,而这种膨胀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二战"后英国外交骄纵的结果。今天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纠正被布热津斯基所骄纵的那种因"贪多嚼不烂"而导致的国家"糖尿病综合症",但既没有果断改换素食的"断臂"能力又没有决心,其结果如果不是他毁即世界陷入战争,那就是自毁,即作为帝国的美国在"综合并发症"中全面衰落。

论青年李普曼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转向——桑巴特之问的美国回响

大学时期(1906—1910年)的李普曼通过理性思考选择皈依社会主义,组建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加入英国费边社;1912年他成为美国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社会主义市政府的行政秘书,积极呼吁该市开展实质性的社会主义事业,但其激进的社会主义主张并未得到支持。因此,李普曼辞去职务,并转而著书立说。此后,其社会主义的立场逐渐退转为强调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主义;随着进步主义运动的式微,转而抱持强调自然权利的自由主义立场。导致这种政治立场不断右转的原因,既离不开客观情势,也与其主观上政治思想的逻辑演进有着复杂的联系,重要内因之一是他对自身社会主义理念的理论反思:人类的理智能否对复杂多元的现代工业社会施加有效的规划与管理。

生成性公众观:平台社会的来临与“李杜之争”的终结

100年前,李普曼《舆论》与《幻影公众》的相继问世给杜威尚未成形的民主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杜威认同李普曼揭露的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民主弊病;另一方面,他无法抛却公众参与的民主理想。因此,杜威在“生成性公众观”之上重建民主理论。杜威的公众观与他对黑格尔的深入研究息息相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生成性公众观”奠定了理论基础。百年后的今天,现代技术解构了“局内人”的神话,而生成性公众不得不与媒介“生成性”缠绕共生,“李杜之争”也因而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