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同《明史》序、论的史学价值

清康熙年间,万斯同以遗民身份与修《明史》,并抱故国之痛,以"序、论"的形式对明代历史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批判性考量。这些序、论以儒家思想为圭臬,通过深刻反思和评论一代政治之兴衰、典章之得失、生民之否泰和人物之善恶,不仅寄寓了浓郁的故国之思,而且为清初统治者的治国之道提供了最为切近的历史训诫,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万斯同与地方史志

康熙十二年 ,以明朝遗民学人自居的万斯同一改从前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 ,参修《宁波府志》。本文对其思想行为的变化略加考论 ,指出 ,史学精神的感召和哲学体认的改变 ,是万氏走出隐居避世行为的主要动因。以关注家族和地方“忠义”史为发端 ,以这次参修地方史志为起点 ,不仅构成万氏史学的一大特征 ,而且也是他最终决定进入北京史馆、参加官修《明史》

方苞与万斯同交游及其学术史意义

方苞与万斯同是清代著名学者,两人交往时间不长,但学术史意义深远。方苞所记万斯同史法,为了解浙东史学与《明史》修纂提供独家文献。同时,万斯同传经史之法于方苞,使方氏由古文之学而转向经史之学,并在经史研究中对所传之法有所继承革新。而对于万斯同所传文法,方苞亦发扬光大成为桐城派一脉相承的古文义法。可以说,方苞之学是对万斯同及浙东学派的一个拓展。

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论

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是万斯同四百十六卷本《明史》之底本,其中大量的朱笔校语与校迹亦在《明史》编纂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仅就此略呈管见,以期对万斯同及《明史》研究有所裨益。

旧题万斯同416卷本《明史》＜列女传＞研析

《明史》往往被视为官修史书中之善本，关於《明史》纂修的过程，学者已有不少讨论，例如从官方的立场、编纂之分期等方面来探讨这部书的编修情形，然而在《明史》各式稿本中，416卷本《明史》的考订与其中＜列女传＞的编纂，仍有待厘清与研考。 北京图书馆藏416卷《明史》抄本，书中未注明作者，《续修四库全书》将其撰着人列为万斯同，但万氏编纂《明史》的成果，自清代以来即众说纷纭，加以其所留下的史稿残缺不全或未注明撰者，往往难以断定。其次，目前所存被视为万斯同《明史》的稿本中，唯有416卷《明史》存有＜列女传＞，其内容与通行的武英殿本《明史》稍异。本文分析416卷本《明史》＜列女传＞编纂的特质，探究本书将明代妇女集体入传的构想，并与王鸿绪《明史稿》、通行本《明史》＜列女传＞二稿略作比较，以凸显《明史》＜列女传＞编纂的特色与其在《明史》编纂过程的意义，另也顺带考证旧题万斯同416卷本《明史》的相关问题。

万斯同学行述论

万斯同幼承家学,后师从黄宗羲,精通经学,由经而入史。他以布衣参加修撰《明史》,不署衔,不受俸,前后十九年,成《明史稿》。万斯同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史学事业。我们通过了解他的治学之渊源、学术之特点、对明史之贡献以及个人之品格,不仅能够全面地认识万斯同,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清初学术史的认识。

《鄞江送别图》考析

本文就《鄞江送别图》创作的历史背景与时间、地点、人物和作者及其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和考证。

万斯同本与殿本《明史·列女传》之比较

殿本《明史》是承袭自万本《明史》修订成的《明史》最终定稿,两本《明史·列女传》皆采用时间顺序,将同一家族、同一地域参酌排列,但对万本取材不当之处,殿本作了一定的修正。万本取材多来自江南地区,殿本扩展了取材范围,试图囊括全国。比较二本《列女传》的差异,便于我们认识明代女性的道德价值观念。

《鄞江送别图》再探

《鄞江送别图》所绘是康熙十八年(1679)甬上证人书院诸学友及子弟为万斯同、万言叔侄将北上修《明史》而饯别之事。饯别席上郑梁被嘱托绘《秋郊饯别图》以留念,最终未能完成。《秋郊饯别图》恐非《鄞江送别图》的旧称。"鄞江送别"的命名中蕴含了万斯同对自身北上修史的期许。他计划以一幅《鄞江送别图》为始,一幅《都门送归图》为终来总结自己这段修史生涯。鄞江的地理位置,恰是万斯同舍"西郊""秋郊"等名称而取"鄞江"的原因。

万斯同史学思想中的新因素

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在明清之际的时代思潮影响下,使他的民本思想同情农民起义,同情受政治迫害的妇女,同情海外贸易商人和明末市民斗争,批判君主专制,提倡限制君权,也使他的史学经世思想中有注视自然科学的进步,欢迎西方的自然科学,主张会通中西而折其衷,这些都使他的思想突破了旧的民本主义的樊篱,具有反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因素,也在传统的经世思想中注入了新的内容。

《明史·方伎传》编纂历程及入传标准探析

《明史·方伎传》是研究明代方伎群体及其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其编纂过程经历了万斯同初版、王鸿绪二稿、张廷玉定本三个阶段。就《方伎传》而言,三个版本各有优劣。万斯同版在内容上翔实而细致,在方伎人物分类上明了而清晰,而王鸿绪版与张廷玉版则在语言表述方面有了显著进步。由于方伎种类多样化的特点,所以他们进入《明史·方伎传》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对于医者而言主要以道德品质及医学技术为要,而星占宗教者则明显带有皇权附庸之特征。

清代浙东学派学人凭吊诗研究

凭吊诗作为清代浙东学派学人诗歌创作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从黄宗羲到万斯同再到全祖望,诗歌内容不断拓展,诗歌风格也从好“梦”趋向写实。与此同时,诗歌理论也对传统的“诗道性情”和“学问”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事实上,清代浙东学派学人凭吊诗的内容、风格的演变也符合从性情到学问的发展趋势,与清诗的发展相一致。

万斯同《南唐将相大臣年表》宰相部分考订

万斯同《南唐将相大臣年表》的宰相部分,是现存唯一有关南唐宰相的年表。通过对该表的考订,可以大致建立南唐宰相年表的框架,并澄清南唐政治史上一些重要史实。万斯同作为清初浙东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其在史学编纂上的最大贡献就是独立制作了大量史表,弥补了一些正史在史表方面的缺失。他的工作被一些论者认为失于粗疏,但我们评价他的工作应当认为贡献是占主要的。

天一阁藏《明史稿·隐逸传》的史源与史笔

万斯同修《明史》,政治人物的列传多本于明代《实录》,而在撰写那些多不载见于《实录》的隐士逸民,则主要取材于焦竑《献征录》所收行状、墓志等传记资料,还主要参考了何乔远的《名山藏》等资料。从刻板的、繁冗的墓志行状,到简核的正史传记,万斯同是通过剪切材料、调整叙述顺序、重新谋篇布局等方式来完成的。同时,为展现隐士不与世俗混同的高洁形象,万斯同也着意强调隐逸的形貌细节,以及其出世而又不能忘世的复杂面相。

校读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手记

点校本《明史》问世前出现的万历首辅申时行的传记,至少有十多种。这些传记对申时行或仅记事迹不予评论,或极力歌颂,或予以肯定但行文平和,或褒贬兼有而以褒为主,或虽以褒为主而批评用语亦有一定的分量。而从问世时代分,则明代问世者大体持表扬歌颂态度,清代问世者则多半褒贬相兼且批评用语有一定的分量。这些传记为点校本《明史》底本即殿本《明史》的申时行传,提供了撰写参考。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关于申时行籍贯,以及关于其子申用懋任职经历等记载皆有需加考订之处。现存殿本《明史·申时行传》的清朝明史馆拟稿中,有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和旧题万斯同编撰《明史·申时行传》,两者多有区别,前者观点相对陈旧,这当反映出前者问世当早于后者,这一状况值得治史学史者给予充分关注。

《明史·庄烈帝纪》诸本书法异同考述

《庄烈帝纪》是《明史》本纪的最后一篇,现有三种不同的版本存世,长期以来学界忽视对《庄烈帝纪》诸本的书法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通过对《庄烈帝纪》诸本内容的分析和归纳,考察了《庄烈帝纪》诸本书法中相异和共通的部分,并认为《庄烈帝纪》的编纂受政治环境和统治者意志的影响,其书法直接服务于清朝建构政治合法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