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以绩溪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天国硝烟的散去拉开了徽州宗族重建的序幕,后太平天国时期,绩溪南关许余氏宗族通过对自身合法坟产的维权,实现了官府以“给示”为标志的确权。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案表明: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巨大变局后的徽州地方宗族坟产纠纷博弈,是以风水之争为主线,在族内士绅等精英主导、举全族之力应对下,劫后余生的宗族对自身坟产产权权益进行维护与再确认的一个实践过程。在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实践中,以官府颁布告示认可宗族相关权益从而获得宗族赋税缴纳配合、宗族将告示载入族谱形成自身权益的官方依据为显著标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宗族在后太平天国时期恢复重建过程中,以坟产纠纷事件处置为契机与官府形成的某种有效互动。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明清徽州乡村宗族秩序的构建与村际竞争——以祁东吴氏为中心

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落,宗族既是族内秩序的构建者,也是维系村落秩序的主体和重要力量。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精英通过编撰族谱、制定祭祀规则、推行礼俗教化、实施经济救助等措施,积极推动宗族组织化进程,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村落社会实际权力的掌控者。位于祁门十一都的祁东吴氏宗族通过宗族秩序的构建和完善,提升了吴氏宗族在村落社会的竞争实力。

民国徽州宗族礼仪观的革新——以徽州家谱族规家训为中心

晚清以降,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宗族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徽州基层社会逐渐呈现出崭新的近代化文化景观。时至民国,徽州宗族对以冠(笄)、婚、丧、祭为主要内容的礼仪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主要表现为:徽州宗族对冠(笄)礼的重视程度有明显削弱;对婚礼则提倡从简,并在沿袭传统习俗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转变;对丧礼主张遵从《文公家礼》与名儒古训,提倡节俭,反对铺张行为,保护祖墓坟茔,反对传统陋习;对祭礼则依然非常重视,不仅强调严修祭事,遵守祭祀时节、规则等,还强化了祀产的管理力度。宗族礼仪观的改变,反映了裂变时代中徽州宗族文化的变迁实态,以及衰落时期的宗族社会文化心理特征。

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

新安程氏的数部统宗谱,反映了不同时期新安程氏的祖先认知以及祖先谱系的重构过程。唐末程淘所撰之程氏世录,追溯祖先仅及十三世之前的忠壮公程灵洗;宋代程祁修撰的程氏族谱则将新安程氏定居祖追述到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将程氏祖先追溯到了重黎乃至黄帝;明景泰年间程孟所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则将新安程氏不同派系的谱系整理得相当清晰;清嘉庆及民国年间所修程氏支谱,则更加清楚地将世系从黄帝延续到了当时。新安程氏不同时期形成的几部族谱重构祖先谱系的历程,说明传统时期重构宗族祖先谱系的现象在徽州亦不例外。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

明清时期,由于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战争摧残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徽州宗族部分族人生存状况趋于恶化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族人的贫困处境引发了秩序动荡、伤风败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有效维持族人的基本生存及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徽州宗族非常重视救济贫困族人,并通过设置义田、义仓、学田、义屋、义冢等途径积极开展内部救济,以帮助弱势族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实现了宗族社会正常的持续的惯性发展。许多徽州宗族在实施族内救济时,通过增设各类禁止性与惩罚性的附加条件或条款以约束、控制族人。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

本文以民间合约为切入点,对祁门康氏宗族处理纷争的实态进行了个案介绍,最后指出:民间合约是宗族惯用而有效的解纷方式;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多方位的自我调控功能,是国家扶持和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与国家一道形成了"协调共治"的景象。

汪氏祠墓纠纷所见明清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

汪氏在祠墓纠纷解决中采取的应对措施说明:自明迄清,徽州宗族组织在自身统治削弱之时,适时把握与外族纷争的契机,运用宗族内部联合以及主动与官方联手等形式,推动着自身的统治不断地强化。

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

徽州宗族迁徙史上普遍存在"始迁黄墩"的记载,而"篁墩"之称则始于程敏政。此类记载更多的是传说,而非史实,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围绕这一叙事,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各宗族为消解冲突而不懈努力。对黄墩叙事的研究,具备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

辛亥革命后,社会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宗族势力的态势如何?这是窥测中国社会变迁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宗族组织有三个要素,即族谱、祠堂和族田。本文拟对其中的族谱、族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态势加以考察和评估,并进而指出中国宗族组织的消亡是革命的结果,不是自然变迁的结果。

徽州文会个案研究——以民国《呈坎潈川文会簿》为中心

明清时期徽州文会组织十分发达,歙县呈坎潈川文会即是一例。潈川文会自明嘉靖至民国时期存续长达四百余年,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独特作用。文会条规详备,轮班管理。其不仅具有教育教化、娱乐互助功能,且兼有对本族本村重要事务的决策功能。潈川文会一方面具有宗族化特点,另一方面又有超出宗族范围与限制之迹象。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明清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

明清徽州宗族对教育在"亢宗"、"大族",以及培养子弟良好的"德行"、"资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极其深刻的认识。积极创办各类宗族性教育机构、重视家庭早期教育和宗族蒙学教育的规范化、对宗族子弟的学业进行严格的考核并予以奖惩、慎择教师等是其兴学重教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宗族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宗族商人的资助,而宗族的教育追求及其规范则是徽商资本与教育结合的心理媒介。

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

明清徽州宗族婚姻圈有以下特征 :第一 ,婚姻缔结以县境地域范围内特别是周边邻近宗族为主要对象 ;第二 ,徽州境外的婚姻缔结与徽商的迁徙和经营地域圈的扩大有关 ,长期经商外地甚或侨寓外地的徽州商人在商业经营或土著化进程中与当地人士结成婚姻 ;第三 ,徽州宗族的婚姻缔结以几个大的宗族为主要对象 ,相互之间结成世婚之家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婚制在徽州的盛行 ;第四 ,较多以业儒仕宦为背景的宗族相互结成婚姻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婚姻背后文化上门当户对的特征。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绩溪民间文献《应星日记》以粮食供应和民间信仰为主,从一些侧面描述了此一时段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揭示明清鼎革之际乡土社会的纷乱图景:阶级矛盾与族姓纷争,应是17世纪中叶地方社会纷乱图景的不同侧面,族姓纷争加速了宗族的整合,并对地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介绍《应星日记》的史料价值,可透视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清道光年间徽州振兴科考的一次尝试——以《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规条》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徽州府属各县的教育发展水平及发展程度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由于商业势力及经济实力的相对滞后,绩溪的教育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徽州府较次的位置。清道光年间,随着商业实力的相对增强以及休宁县成功事例的示范效应,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文会以及宗族成员开始日益重视并致力于振兴科考的努力,各行为主体相互之间围绕着筹集乡试盘费资金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设计等主题,展开了积极有效的良性互动。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典商等围绕科举这一主题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是清代道光年间徽州地域社会内振兴科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族人的职业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宗族法的制定与执行等途径,对族人的职业规划和职业选择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控制,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反对族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从事贱业或恶业。徽州宗族的职业观具有较强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其对族人控制的日益强化。对徽州宗族的职业观,我们应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