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政治群体之崛起与湖湘区域文化之自觉--论王闿运对汉魏六朝诗派之建构

咸丰九年(1859)王闿运旅居京师与汉魏六朝派同人共同钞选《八代诗选》,这一文学活动不仅是此派人物提倡汉魏六朝诗的重要标志,更因与湘籍士人同列"肃党"的政治幕僚身份,使得《八代诗选》的编纂明显昭示出彼时京师湖湘文人群体强烈的地域认同、政治热情和诗歌理想。此后,湖湘士人更是在科举、学术、诗文、从祀文庙等广泛的领域以求文化上的奋进和自信。以王闿运为核心的汉魏六朝派诗人则建立了由王夫之、魏源到邓辅纶和湘绮本人的诗脉传承谱系。而此种种诗学和文化领域的努力,显然存在更深刻的背景,即在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湖湘士人群体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湖湘文化传统之自觉建构。

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王维诗勃兴的文化政治因素

王维在盛唐诗坛的实际影响力超过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其诗歌在当时拥有从宫廷贵族到地方百姓的十分广泛的接受群,形成"天下右丞诗"的局面。这一声誉的取得,与王维全面性的成就与盛唐兼容并包的文化心理之间的契合、王维适应盛唐时代文化趋尚的诗歌艺术特征以及盛唐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王维驰誉盛唐和后世赢得的较高声誉为探讨流行和经典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样本。

王国维美学转型的历史考察

学界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研究已有很多 ,但多数研究者只将目光放在王国维身上 ,不能将王国维放在近代美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关注 ,忽略了王国维前后的一些重要美学家。笔者认为 ,要清楚地揭示王国维美学在中国传统美学近代转型中的价值 ,稍前的常州词派诸家及同时的陈衍、梁启超等人的理论无疑应成为重要的参照系。

派系斗争视野下的“1935年刺汪案”

汪精卫于1935年在南京丁家桥被刺。此次行刺由两广资助,王亚樵等策划,孙凤鸣执行,主要行刺目标是蒋介石,第二目标是汪精卫。由于蒋介石未出席照相仪式,刺蒋不成即伤汪。曲折的逻辑背后隐含着复杂的原因。

韩愈阳山之贬与德宗贞元末年中枢政局

韩愈阳山之贬是其仕宦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将这一事件置于德宗贞元末年的中枢政局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阳山之贬的直接原因是韩愈上疏论天旱人饥状;以王叔文为核心的太子集团与此事无关,在决定韩愈贬向何处的问题上,时任吏部郎中的韦执谊可能起了作用。至于韩愈在相关诗文中对永贞党人的指斥和对自己无辜被贬的申述,则或是出于对仕宦前程的考虑。

再论抗战初期龙云与汪精卫的历史公案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往越南,途经昆明时曾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有过秘密接触,此后汪即走上叛国投敌的不归路。由于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的敏感身份,使得二人的这一接触从此成为疑案,学者们围绕龙云对汪精卫投敌是否知情等问题争论不断。中立地看,龙云等历史当事人事后的回忆似有与史实不尽相符之处,而评析龙汪之间这一公案的关键,实际需要读者与作者都能设置必要的解读前提,如清晰认识龙汪关系的实质、汪精卫个人形象在出逃前后的巨大差异及1938年时中国抗战的具体境况等,从中可知龙云对汪精卫的去国目的应该知情,事后出于私人道义原则也不愿对汪落井下石,而整个事件的处理既关乎龙云的个人性格,更是龙、蒋、汪三方之间利害权衡的结果。

论国民党主要派别对孙中山建国思想的研究

192 7— 193 0年间 ,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 (反蒋集团 )为了争取国民党的正统地位 ,都对孙中山的建国思想进行各自解释 ,并攻击对方违反了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从他们的解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