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王维诗的禅意绘画之美

王维不仅是诗人,更是精通佛理的虔诚修士。王维的山水诗是诗中精品、艺术典范。王维诗、画兼修,画作情景交融,诗中饱含画的意蕴,画中寄寓诗的幽情,画的一切技法都可以进行诗的审美。王维的诗画清新淡远,充满禅意,造诣很高。

魏校《大学》诠释的学术取向及其意义

魏校是明代中期与阳明并肩齐名的学者,然以往那种以阳明为中心来审视整个明代理学的研究,不仅遮蔽了魏校的学术贡献,也掩盖了明代理学的多元面向。魏校依循朱子、阳明由《大学》而入建构学术体系的路径,精心结撰《大学指归》,首先以还原古文字的形式来试图恢复更“古”的古本《大学》,尔后通过对《大学》义理骨架“三纲、八目”的新诠来构建新的学术体系,显豁出“谴取朱、王,自立新说”的学术特质,成为明代中期“介于朱、王二本之间”的典范学者。魏校此举表征出,明代中期的学术绝非只是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非朱即王。相反,谴取、突破朱、王藩篱,早在阳明在世时就已有端倪,这就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明代中期学术的多元面向提供一个典范的参照物。

《温热经纬》辨治疫病学术思想研究

本文系统梳理现代学者关于《温热经纬》的研究概况,分析王士雄研究疫病的历史背景和引证诸多医家的评注,总结王士雄辨治疫病的学术思想。王士雄在大框架下遵从张仲景对于疫病的认识,同时补充陈坤、余师愚等多位医家的观点。本文从其补充张仲景疫病辨证理论体系、创新认识、病因病机、治则治法、预后防变五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为现代疫病理论体系的研究提供参考。

唐王维时期至今的“辋川别业”山水空间变迁探究

唐代王维辋川别业诗、画、园兼备,是现代园林史研究者公认的最重要的唐代造园案例之一。以往研究多集中在辋川诗文、绘画与二十景现地方面。由于考古数据的缺失,很少有涉及辋川别业山水空间层面的研究。对于园林研究来说,“空间”层面的研究是无法回避一部分,以当今辋川地理山水空间为基础,利用古文献、地理信息数据和20世纪60年代卫星图等资料,分析王维至今一千多年以来辋川别业所在地——辋谷可能发生的山、水变迁内容,最后大致推测出王维时期的“辋川别业”山水空间形态。

“王维出塞”及《使至塞上》本事新论

自明人顾起经笺注王维诗以来,“王维出塞”便成为一桩公案。顾氏认为王维曾两度出塞,《使至塞上》作于首次出塞之时。清人赵殿成始将《使至塞上》系于王维入河西幕的开元二十五年。此后,学界多认为“王维出塞”仅一次。今人继承赵说,并将“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破吐蕃”指为《使至塞上》的本事。然从《使至塞上》的文本内容出发,结合王维河西时期作品可知,此诗系年和本事皆有纰漏。“王维出塞”实为两次,《使至塞上》并非作于开元二十五年,亦与崔希逸破吐蕃之战无关,宜系于首次出塞的开元二十四年春。

对抒情的皈依与叛离——沈从文与胡兰成比较

王德威总结陈世骧等人的抒情论述,将抒情视作一种贯通古今的史观,并分析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中沈从文和胡兰成是王德威论述中选取的个案,是抒情的皈依与叛离两种典型的写照。二人创作中有相似的情感载体,皆有对古典文明的继承,且都在革命的时代选择了用抒情标记心声,但是出于不同的立场与目的。通过对话比较,可以管窥抒情的历史作用,探索抒情的底色,理清诗与史的辩证关系。

基于辋川图像的唐代王维辋川园居空间景境营造研究

通过对王维辋川别业营造背景考察,以宋郭忠恕《辋川图》为主要图像依据,并结合诗文描述,采用沉浸式的体验方法对辋川园居空间景境开展分析。揭示了辋川绘画图像背后所传递出的景境营造理念:1)在大尺度的风景空间景境营造上,辋川中反映了以山体为界域的空间序列营造,通过园居的风景感知产生了对于空间的情感体验;2)在小尺度的园居场所景境营造上,与友人社交、抚琴和奉佛是辋川图像中反映的主要园居活动,并且不同的园居活动所依托的空间景境营造不同,具有不同的场所精神表达。辋川园居包含了诗情、画意、园境三位一体的景境营造语意对后世文人园林绘画和造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十六国北魏初期的王言与中古北方文学传统的生成

王言作为一种文学文本,承载着中古北方文学特有的观念和精神。王言对国家、帝王权力的展现,成为北方政权争取正朔之利器,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北方社会地位最高、最具代表价值的文学样式。王言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和制度化写作奠定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经由北朝历代一直延续至隋代,形成了悠久的文学传统,一是中古北方帝王亲撰王言;二是王言成为北方文人奠定文坛地位和突破仕途之捷径;三是北方王言形成了宏壮贞刚的文风,并对南方王言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其修辞技巧的提高,使得南方王言从原先行政工具的地位中逐渐摆脱出来,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

从王羲之到徐渭:越文化变革影响下的绍兴书法高峰

越文化具有原始的刚野性和谋变创新的基因,其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呈持续和稳定的创新变革现象,这种现象既具量的丰富,又有质的飞跃,其中两座高峰即是王羲之和徐渭代表的两次重大书法变革尤为突出。王羲之和徐渭的书法变革,以自然观的书法审美为宗,并分别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王羲之将书法的“尚象”审美推进到了“意象”层面,完成了文人书法的表达;徐渭又将之推进到“崇真”层面,开创了纯艺术书法的表现。越文化的突进和变革,带动了哲学思想之转变,王羲之和徐渭的书法变革,对应越地的“玄学”流行和“阳明心学”的兴盛。

王维诗歌中的长安意象解析

王维在长安生活了将近40年,其诗歌中存在诸多的长安意象,诸如宫廷意象、帝京意象、山林意象等,这些长安意象高扬着诗人的圣代吟咏,表达着诗人的功业追求,传递着诗人的山野向往。而王维之所以可以将长安景观与以上的情感态度紧密结合,与长安的特殊地位及儒佛道对诗人的深刻影响紧密相关。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杨慎对王维诗歌的选录与评析--以《升庵诗话》《丹铅总录》等为中心

作为明代中期的著名诗词评点家,杨慎对王维的研究可谓用功颇深。《绝句衍义》等唐绝系列选本所承载的选诗、序文等内容凸显出杨慎的独特的诗学观念,即重视绝句的音乐属性和体制要求,追求风雅格调,而这种观念与杨慎对王维绝句高手地位的话语建构实相呼应。《升庵诗话》《丹铅总录》两部著作共同呈现了作者对王维诗歌的多角度观照:在诗歌风格论中,重视王维浑融含蓄的审美倾向;在艺术手法论中,推崇王维精妙的字法与句法;在诗歌流变论中,辨析王诗的渊源与影响,还由此引发对宋诗价值的重新审察。通过“以经史考据之法治诗”,杨慎力图在重视原典、文字校勘、词句笺释三个层面把握王维等人的诗歌本貌。

王维山水田园诗与健康生活方式

王维是唐朝著名诗人、画家,钱钟书称赞他是“盛唐画坛第一把交椅”,又精通音律,擅长书法篆刻,是少有的全才;他的山水田园诗成就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中医养生的视角审视王维描绘山水、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歌,清幽绝俗、优游恬适的诗意中蕴含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养生防病思想。其静心守神、修性怡神的精神摄养方法,在服食丹药盛行,追求长生不老的盛唐时代,无疑更为理性;对现代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心理健康亦具有启迪意义。

“出离”与“菩提”:论王维山水诗中的佛学意境——以《辋川集》二十首为例

“出离心”与“菩提心”作为佛教的两大核心思想,既是证入佛法智慧的元点,又是实修的根本着力处。而《辋川集》作为王维晚年“禅境诗”中的精品,多角度、深层次地反映出他深邃的佛学思想及精深的美学造诣。因此,对王维《辋川集》二十首中“出离心”与“菩提心”这两大基本特征进行剖析和解读,冀以对王维的佛学思想以及诗歌创作有更深刻的认识。

诗意般的生命沉思:《终南别业》与《游山西村》比较

《终南别业》与《游山西村》分别创作于王维与陆游各自闲赋在家,游览山水田园之际。两首诗歌在创作题材、叙事方式、心境变化、诗歌诗境等方面有其相似之处,但在诗歌体式、创作心境、创作意旨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由于王维与陆游人生经历与所处历史背景的不同,《终南别业》与《游山西村》体现着不同的创作主体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呈现出了王、陆二人不同的生命范式。

图像与日本江户时代的王维诗歌接受

江户时代木刻版画迎来发展高峰,日本汉诗也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数量丰富的图像改变了江户文人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方式。王维作为诗画融通的典型代表,江户时期有很多与其相关的图像资料,这些图像资料在江户王维诗歌接受研究中具有一定的文献资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对接受活动本身而言,图像具有拉近接受主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激发创作主体的热情、产生“广告效应”、推动确立王维诗歌经典性等作用。王维诗歌“如画”的特点、南画的发展、江户市民喜爱图画的趣味等因素促成了图像成为江户文人接受王维诗歌的重要方式。在王维诗歌接受研究中引入图像,使得文学史与艺术史对话、交流,深化和丰富既往研究并开拓新的研究论题,也为我们研究图像与日本江户时代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打开一个窗口。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本修订与比较

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目前共有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三个版本。《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哈佛系列“新编文学史”的特色:宏观文明视野与微观文学现场的碰撞。这部文学史的版本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次修订上,其一是从英文版到繁体中文版,修订主要体现在篇章标题的修改、序章篇幅的增长和篇目数量的增加上;其二是从繁体中文版到简体中文版,修订主要体现在文章篇目的增删上。版本变化将不同文化语境产生的差异具象化,让这部文学史蓦然成为展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发展动态的可读文本。王德威在编纂过程中有意呈现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差异性的目标,在版本变化中不期而然地达成。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对比研究

将《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进行细致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细节和详略程度上仍有不少差距。因此,不能仅因成书时间即断定前者完全抄录自后者。成书于刘宋时期的《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主要参考《东观汉记》中对乌桓、鲜卑的记载,其无疑是研究汉代乌桓与鲜卑历史最重要的专传,尤其是对东汉中后期及之前乌桓、鲜卑的记载更具价值。对王沈《魏书》中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应一分为二看待。王沈《魏书》对东汉中后期以前乌桓、鲜卑的记载史料价值较低,而与曹魏相关的乌桓、鲜卑史料则价值较高,后者也基本被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采纳。

论“辋川二十景”并非人工园林

将王维《辋川集》《辋川图》描述的景观当作人造园林并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屡见不鲜,但却对该园林的规模边界、空间结构、功能区域等基本问题无法做出具体、明确的交代和表述。通过对王维诗文等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对王维诗画文学地理的实地考辨,厘清了“辋川二十景”多为自然山水而非人为建造;《辋川图》是美术创作而非“辋川二十景”写实;王维辋川别业就是普通隐士山居而非豪华楼榭亭台和连片广厦。以《辋川集》《辋川图》为依据,将其所呈现的“辋川二十景”诗画意象假设为王维辋川别业的实体构成,进而得出王维建造了辋川园林的推论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