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王船山的历史哲学——读《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

王船山终生求“经邦之礼”,在历史哲学方面提出诸多新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王船山历史哲学游离于“民主主义”和“儒家仁政思想”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而程志华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基于翔实文献资料,围绕王船山的“历史观”和“资治论”、“合法性”与“正当性”、“政道”与“治道”等问题,经过透彻而严密的学理分析,系统诠释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其进行历史定位,指出王船山政治哲学并非民主主义,而仍是传统的“儒家仁政思想”。此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纠正以往学界对王船山历史哲学之误读、误解,廓清学界的迷雾,为儒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和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邹元标的学术实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邹元标作为“贵州三迁客”之一,探讨其在都匀的文化实践活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具有重要的意义。邹元标在都匀创立南皋书院,招收弟子,传道授业,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儒学、阳明心学在民族地区的传播,推动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为当代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这不仅是对都匀历史的还原,更是对中华文明多元性的深度挖掘,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构建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阳明心学与《周易》的内在关联试析

宏博深邃的《周易》是中华文化不竭的智慧源泉。家学、出身使王阳明与《周易》有特殊的渊源。王阳明于困厄中研习《周易》,促成了龙场悟道,《周易》对他及其观念学说的影响由此开启。《周易》整体、直觉体悟、见仁见智的观念,启发他形成了以内心体认为特征的阳明心学。王阳明从《周易》中汲取智慧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其中,对《周易》观念的化用最为常见。那些内化为阳明心学的观念学说与《周易》有内在的关联,这反映出阳明心学对《周易》观念的嬗变。

王船山四书学著作与《船山经义》年考

船山四书学著述主要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等。根据所考,正其名定其时,以为已佚的《四书详解》和《四书集成批解》其实分别就是《四书训义》与《四书笺解》;并且,各书成稿有一个从《稗疏》到《考异》,进而《读四书大全说》,再到《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的先后秩序问题。是故,可知有二:其一,船山治学其学深博无涯,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汉学与宋学兼治,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其二,船山四书学著述可分为早年、晚年两个时期区别对待。此外,对与船山四书学思想颇有关联的《船山经义》之内容和写作时间也作了细致考订。

“理语”的重塑——船山“化理入情”诗理观的内生成语境及分类形迹

诗中"理语"历来是古典诗学中的重要议题,在其纷繁的发展进程中,王船山之理语辨析具有一定的廓清与重塑之功。从渊源来看,宋人的"物理"说、严羽的"词理意兴"说、元明以来的"崇情斥理"说、郝敬的"诗家之理"说、陈白沙的"以情统理"说等成为船山诗理观形成的内在语境。从辨析过程看,船山诗理观隐含了一种分类思维。他批判诗中议论,认为议论诗中所暗含的"逻辑""诋讦""凌杂"特征,违反了诗歌"主情""平和""纯净"的特性。他承认诗中表现万物规律的"物理"之必要性,但其关注重点则在"物理"背后所连结的情意内涵。对于诗中探求人世哲学问题的玄理、性理,船山亦秉持"化理入情"的原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极力突显了诗情之于哲理的统摄性地位。

从船山历史哲学的视角解读毛泽东的实践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在批判继承和发展传统哲学观的基础上,印上了船山历史哲学特点的烙印,比如:社会本体论、社会交易论和实践理性论等。同时,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与船山历史哲学也有一定的渊源。这对于研究毛泽东"实践论"在中国革命实践和具体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中国哲学中的时间问题

时间问题是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中国哲学具有浓厚的时间意识。王船山把时间的存在追溯到主体的时间意识结构中 ,过去、现在与未来分别对应着主体的识、思、虑。识、思、虑分别是主体意识中的保存、呈现与预期 (包括筹划 )的功能。时间的流逝不仅仅具有线性的特点 ,不仅仅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行程 ;而且还具有境域性的特征 ,过去、现在与未来彼此相通。时间意味着存在的持续敞开 ,它展开为隐显 (可见与不可见 )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人而言 ,时间意味着“关系的承担” 。

从“以学术杀人”到“以理杀人”——兼谈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明末何良俊、清初颜元的“以学术杀天下”、“朱学、王学皆杀人”这二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戴震的“以理杀人”,三者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即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专制主义。考察思想史上的这一段进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启示。

王阳明黔中再传弟子马廷锡及其家族考证

马廷锡是王阳明在贵州著名的黔中王门再传弟子,其心学之传得于当年王阳明在黔中的及门弟子蒋信。马廷锡的心学活动涉及贵州、四川、湖南三省,早年问学求道、任官行道,中晚年广交王门后学,在贵阳讲学长达三十余年之久,继王阳明、蒋信之后,在贵州掀起第三次心学讲学高潮,将黔中王门推进到成熟阶段。马廷锡及其子、孙三辈均有功于阳明心学。马氏家族不愧是黔中王门著名的心学世家。

阳明心学的工夫论分析

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一般以本体、境界、工夫为理论重心。在儒学德性修养理论体系之中,本体、境界与工夫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在阳明心学中存在着两种工夫理论,它们体现着阳明心学德性修养论的基本特点。通过对这两种工夫论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解本体、境界、工夫三者之间的深层联系。

张岱与阳明心学

张岱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其所著《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石匮书》《快园道古》《夜航船》等著作中,皆有王阳明言论的记述和评价,尤其是《四书遇》全面继承了晚明阳明学派对"四书"义理的体悟和实践。

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生平考述

孙应鳌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是晚明黔中王门心学大师。他的生平经历了科举求仕的青少年时期、为官各地的中年时期和归乡讲学著述的晚年时期。

论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

船山认为，人不仅是“天地之心”，自然的“主持者”，还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历史具有意义的象征。在历史中“君相”固然可以“相天造命”，而“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历史是人参天化育的过程。一方面，人创造了历史；另一方面，历史也创造了人。可以说“相天造命”论集中体现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

王船山“双主体”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王船山教育哲学中的"双主体"思想,是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通过观察、体验、总结,最终对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所作出的深刻探究。王船山教育思想中的"双主体"思想,既涵盖了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的客体,学生是学的主体、教的客体的基本思想,又涵盖了在教学过程中"双主体"相对主客互动与辩证统一的思想。王船山在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双主体"思想对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儒家文化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较以往更为深入。古代文学作为文化的显性代表,尝试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体现始终是学术讨论的重点内容。为了深刻理解儒家文化的内涵,理清儒家文化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表现,以儒家文化的阶段性特征为研究依据,选取了战国、西汉初期、魏晋时期、明代、清代四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明确了儒家文化始终贯穿于古代文学作品之中,并体现儒家文化的阶段性特征。

王船山与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哲学之比较

王船山与雅斯贝尔斯这两位不同时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西大哲,分别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出发对历史做了深刻的反思,阐发了极其精彩的历史哲学思想。前者以"天人合一"为本,有超越"天人合一"开显出"主客二分"的倾向,围绕"道德"的人创建了"道德形而上"之创化历史观;后者则以"主客二分"为基,明确提出了超越"主客二分"而进入"天人合一",以"生存"的人重建了历史的统一观念。正是在这两种思维的融合中,两位大哲跨越了时空和文化的阻隔,在对人及其历史的思想诠释里相遇,获得了对真实的人及其历史性的一致看法。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知行观比较

朱熹理学的"知先行后"和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的知行观,说到底都是在做格心的工夫。明清实学实现了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的转变,强调要从不断变化的"气"中去探求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行为贵"的知行观,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

从“天游”到“游人之樊”——王船山对庄子处世之道的改造

为纠正庄子处世之道的逃世主义弊害,王船山在《庄子解》中基于"浑天"的视域,特别拎出《庄子》书中"寓庸"和"随成"两个语词作为关键概念,通过赋予被庄子否弃的人伦物理以天然合理性,推衍出了一种于日用伦常中随在体认"浑天""无游而不逍遥"的处世哲学。而在非常态的涉乱世之术方面,船山主张的"存诸己"所强调的是以心合天,内在地挺立自我生命本体,"存诸人"则是指个体在内养自心之虚和的前提下,既不以己意责求他人,更置外部境遇的吉凶祸福于度外,从而以坚贞的生命姿态傲然立于艰难之世。这种世自昏乱、我自宁定的"两行",彰显了船山以道自守、孤绝无畏的儒家君子人格。

《矛盾论》与船山哲学

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六个方面,毛泽东的《矛盾论》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都有明显的继承与发展,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夺取当时的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