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悦教授应用肺肠合治法治疗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思路探析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SS)是以口眼干为主要表现。中医认为,该病属“燥痹”范畴,病机多为津液失常。古人素有“肺主通调水道”“大肠主津”“肺与大肠相表里”之说,汪悦教授在此基础上守正创新,应用肺肠合治法治疗原发性干燥综合征,通过麦冬地芍汤加减化裁治疗该病,取得良好疗效。麦冬地芍汤功擅“养肺布津,增液润肠”,在pSS的治疗中有着“肺肠同润,充盈水道”“三络同治,布散肺津”“脏腑同养,未病先防”的特点。基础研究表明麦冬地芍汤可能通过VIP/cAMP/PKA/AQP5信号通路发挥作用,附验案一则以资佐证。

从他者问题看阳明“四句教”对慧能“心地性王”的扬弃与超越

“他者”本来是西方哲学的概念,但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乏对他者问题的见解和思考。基于中西方哲学各自的本原论和存在论传统,他者问题也就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和路径。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他者视域中,禅宗及佛教肯定主体具足佛性,但其“性空”思想却切断了主体与世界的联系。阳明对禅宗及佛教的超越,就在于确证自我和他者自身的存在真实性,以“格物”作为自他关系的现实性关联和现实化路径,将人从主体和世界的“空”和“假有”中拯救出来。自我在“成己”的路径上追寻和发觉自身的价值,肯定自我存在的意义,同时也在“成人”的普遍联系中面向世界和他者,以自身的良知普遍地关怀他者,努力构建“满街圣人”的社会图景。

《世说新语》中异构同指之称谓:王夫人、谢夫人——兼谈礼敬称谓词“夫人”的历时使用

礼敬称谓词“夫人”在早期使用中如需明确所指何人,“娘家姓氏+夫人”是最为简洁而又具有指别性的称谓方式,故而一直沿用至后世;而《世说新语》中出现的与此异构同指的“夫家姓氏+夫人”用法,可以表明所适家族并彰显夫人地位,明清时期开始多见。究其各自起因,前者与古人聚族而居密切相关,后者与男尊女卑、嫡尊庶卑有一定联系。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言语环境中,如何选用“夫人”的不同称谓方式,彼此协调而有章可循固然重要,但具有指别性而不致引起误会才是最根本的原则。

中国商业源起及其文明昭示意义

在向西而学的过程中,中国商业文明渐被遗忘。站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商业文明亟待挖掘与重构。正本还需清源,由于中国商业文明源起的年代久远,研究基于对世界万物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并结合制器尚象、经史合参的证据,得出神农创设了和平交换、互利互惠的市场交换模式,黄帝构架了商业文明的雏形,王亥开创了远程商品贸易的先河。中国商业文明自源起就指向了市场或商业的本质是“互通有无”“以利天下”,这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炮制专家王琦论“道地药材,遵古炮制”

“道地药材,遵古炮制”是饮片生产和经营企业的行训和行规,理念和追求,是一种商业形式的广告,传播着中医药传统文化。“道地药材”它重视、强调了经营的药材是优质的,提倡遵循传统的炮制技术和方法,说明对中药材和中药炮制的重视。现代的饮片生产和经营企业已不是过去“前店后厂”作坊式的手工加工生产经营模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发展为由中药饮片厂依据《中药炮制规范》和《中国药典》的规定和要求、质量和标准进行生产和经营。因此在当今社会条件下,王琦研究员认为再一味强调“道地药材,遵古炮制”既不准确,更不符合现实。

应公鼎“珷帝日丁”试解

新公布的应公鼎铭文中首见"珷帝日丁"的称谓,"珷帝"应不是指周文王,而是指武王;帝"不应是"禘",而是"考"之义;"日丁"是武王的日干名。这是周初统治者"修商人典"的体现,鉴于此时殷遗民仍很强大,殷人文化仍较浓厚,周人不得不在政策上与殷人缩小距离。应公鼎在西周晚期还称"珷帝日丁",是因为应国试图从习俗上与服从于周的殷八师靠近,团结一致抵御楚和淮夷。

中国当代旧体诗如何“入史”——以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的作品为中心

将中国当代旧体诗现象纳入共和国前三十年(1949—1979)的文学史视野,发现原来被"一体化"所压抑的"个人化经验"暨"艺术独创",却在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这三家旧体诗中保存得极丰赡且极纯粹。所谓极丰赡,是说陈寅恪的"学圣孤怀"、聂绀弩的"俳谐荒草"、王辛笛的"国史冷吟",委实写出了当代文坛难以企及的悲壮、幽默与凄美。所谓极纯粹,则说这三家旧体诗皆能在价值上凝结这一终极关怀,即诗性地安顿个体尊严于苦难。

对皇甫谧《帝王世纪》的再评价——以《帝王世纪》对几个重要地望的臆断为例

西晋学者皇甫谧的治学态度不够严谨,其史学代表作《帝王世纪》对于几个重要地望的判断,往往出于主观臆测。该书曾首创四种禹都新说,皆被后世学者认为不可靠;该书首倡的契始封于“上洛商”说没有任何依据;该书所主张的汤都南亳及西亳“首阳亭”说也被考古学界所否定。他的《帝王世纪》并非“博而有据,足资考稽”之作。

“混沌之死”与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之解构

《庄子·应帝王》的结尾是混沌之死的寓言,这个寓言的背景视域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混沌之死暗喻礼(报)对德的谋杀,而一旦不以德维系,而以德之戕害为后果,礼自身也就式微崩坏了。这是庄子版本的"礼坏乐崩",它暗示,随着帝、王时代及其政教典范(德与礼)的终结,以礼义论展开自我界定的中国观念以及以中国中心论为轴心的天下观的精神基础,也面临着基本型的危机。这正是《应帝王》通过混沌之死传达的深层意义。

论庄子哲学的政治意蕴——以《应帝王》为中心

庄子将治天下视为圣人之"余事"。《庄子·应帝王》通过对有虞氏的批判,道出了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以天下人自治的方式藏天下于天下的政治观念。圣人将天下归还给了天下,从而使得政治走出治乱循环的道路。同时为政者治理天下摆脱了以牺牲自己身体为代价的困境,消解了政治的异化,从而自身从容有余。天下之物本所具有的自发性与自觉性得以有机会脱离人的机制而面向天的机制,这也是其从为政者的"有心"统治宰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从而能够自正其性命。由此,政治以统治的形态所展开的治理天下的方式得以退隐,无为而治的政治之道在此开显。

《晋安帝纪》与东晋安帝朝史书关系研究

黄奭《晋安帝纪》辑本材料出处名称多达六种。经笔者考订,《隋志》所著录王韶之《晋纪》与两《唐志》所著录《崇安记》及《宋书》所载《晋安帝阳秋》皆为《晋安帝纪》之异名,而黄奭辑本中之《续晋安帝纪》与《晋安帝纪》非一书,乃作者误辑。

裴迪与王维交游考

裴迪因与王维赋诗唱和而名世,过去论者研究王维者多,研究裴迪者少,在他们二人交游问题上,难免以偏概全。裴迪为裴天恩之弟裴天寿之后裔,大约生于开元六年(718)。他与王维交游始于唐天宝二年(743)正月,交谊深厚,亲密无间。乾元元年(758)初,即裴迪与王缙入蜀之前,二人交游始止。其后裴迪便无踪迹,难以查考。

《庄子》的无为思想与引导性政治

《庄子》政治哲学的构思,可以理解为对支配性秩序的解构,以及构建引导性的政治秩序。对待人民的性命之情和生活世界,支配性秩序予以否定,甚至使之虚无化,而引导性政治则予以肯定并加以守护。无为是引导性政治实现自身的方式,它包含两个层次:即统治者的无为,与被统治者的有为,二者相为表里,意在调动、激发、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各正性命的事业。“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作为《庄子》对“无为”的概括,其目的在于虚化统治者的政治主体性而激发人民的政治主体性。由于周秦之际“轴心突破”导致了秩序格局从“治出于一”到“治出于二”转变,三代以上的神圣帝王已经终结,三代以下的统治者只能是世俗的“明王”,明王之所以为明王,正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尤其是认识到教化领域已经在其权能领域之外。以“无为”为核心的引导性秩序的承担主体,是三代以下的“明王”,而不是三代以上的帝王。

巴土家族神崇拜的演变与历史文化的变迁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族神崇拜随其族群迁徙的历程、社会历史的转型而几经演变，经历了由向王天子崇拜到白帝天王崇拜而后土王崇拜的交接更替。不同的族神崇拜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地域文化，表现出巴、土家文化统一而多样的特征。

“皇、帝、君、王”同义辨析

"皇、帝、君、王"是一组同义词,但学者历来对此有不同理解。古汉语同义词同中有异,本文试图把本组同义词以先秦至汉作为共时层面,上溯下联,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在一个词义的系统中运用多手段、多角度、多侧面、综合型的方法,精确地辨析该组词义。

延安文学当代范型的成功建构——由王久辛长诗《大地夯歌》说开去

王久辛以《大地夯歌》为代表的系列长诗创作,在继承和发扬延安文学优良质素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忧患意识,作品始终高扬人文主义精神旗帜,强调史诗的历史承担责任,改写了当下新诗写作读者严重缺席的窘境,提供了当代诗歌创作的新范型。

天王合一与执一无为——竹简《文子》与竹简《老子》合论

竹简《文子》与竹简《老子》的思想主题多处呼应,该文选取“天地”、“帝王”、“执一”、“无为”等核心范畴进行分析,论述了天地与万物、天地与帝王的关系以及“执一”的具体含义,认为道家的“无为”实际上是“为无为”,越是有地位的人越需要“无为”。竹简《文子》强调帝王要“执一无为”,以求得“功遂天地”,而不仅仅是“富有天下”,这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在政治领域中的重点在于“天王合一”。

“碎片”不等于碎片化——读王笛《茶馆》有感

近年来,历史学界,特别是社会史取向的研究选题越来越"小"、越来越"微观"和具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于是乎,多有学人将"碎片"等同于碎片化。事实上,"碎片"是碎片化的前提,但碎片化并不一定是"碎片"研究的必然结果。王笛《茶馆》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书中的成都茶馆,无疑是一个很"小"、很微观的研究对象,但作者利用其搜集来的各种有关成都茶馆的资料,将茶馆进行重新"包装",让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成都茶馆活灵活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对当时国家权力冲击下的成都社会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互动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这种"小题大做"的史学研究成果恰恰证明了"碎片"并不等于碎片化。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述评

王应麟著述丰富,《通鉴地理通释》为其最具代表性的地理学成果;该书是第一部《通鉴》地理学研究专著,在疆域沿革和历史军事地理学方面成就显著,其撰著体例及考察史地之法对后世学者影响较大,在辑佚、校勘等方面亦相当有价值;该书也存在阅读和使用难度大、引用史料不够严谨、考史有误、重复及错、讹、衍、脱等问题。

《帝王略论》中的两汉皇帝论

《帝王略论》记录了李世民与虞世南对历代帝王为政得失及君德素养的讨论,其中卷二涉及对两汉时期14位重要帝王的评价,通过比较来判定其政绩高下,这些论断语言平实,观点中肯,体现了唐初政治家的历史卓识和政治智慧,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