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只在自己——王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论解读

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以“功夫之病”为问题意识的,其展开和建构是一种功夫论的进路。具体来讲,他认为做功夫有诸多缺点、错误,诸如“己私之病”“外驰之病”“支离之病”“忘助之病”,而救治“功夫之病”的药方是“知行合一”。不过,“知行合一”只是“权说”,不是“实说”。若“实说”,则乃“知行不分”,而“知行不分”的本体乃“良知”,故“实说”便是“致良知”。就“致良知”讲,针对诸种“功夫之病”,王阳明既讲了一般原则,又讲了四种针对“功夫之病”的具体对治功夫。在“致良知”功夫论说时,王阳明贯穿其中并凸显的是“功夫只在自己”的观念,而这一观念既赋予人以“主体性”,亦赋予人以“责任性”。

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

鲍修哀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少译著和研究论著都将鲍修哀这部书的书名译作《通史论》或《世界通史》等,这是不太合适的。刘家和曾指出,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中的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或普遍史)与中国的“通史”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通史”思想其核心在于“穷变通久”,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以王夫之为例,其史学著作虽属史论体,但特别注重对古今之变以及历史变化的辩证发展和深层原因的揭示,尤其是对变与常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其成为继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又一典型代表。作为与王夫之大体同时的鲍修哀,他的史学著作虽然在内容上涵盖古今广泛的时间,但指导思想却是基督教普世史的神学观念,把历史变化归于神意,未能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这是中西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区别。

王夫之“太和”视域下的生态哲学思想

王夫之以“太和”为本体,认为“太和”的内涵是“阴与阳和”“理与气和”和“天与人和”。从生态哲学的角度看,“阴与阳和”肯定了人与万物的共同根源;“理与气和”体现了自然秩序与价值秩序的一体关系;“天与人和”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然状态,规定了君子体天成性的生态伦理实践。王夫之生态哲学的特点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将其融入为一种境界化的生活方式,这对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论清初三大思想家对李贽的批判——兼谈早期启蒙思想问题

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猛烈批判李贽,是思想史上值得深思的问题。三大思想家在理欲观、佛禅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三个方面与李贽存在严重分歧。李贽提倡私欲,蔑视天理,三大思想家理欲并重,反对纵欲;李贽佞佛,三大思想家辟佛;李贽称赞冯道为"吏隐",三大思想家坚持气节,贬抑冯道。从三大思想家与李贽的分歧,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具有阶段性特点,启蒙思想的承继与发展缺乏一种自觉的连续性。李贽的思想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抗争,三大思想家则是既批判了专制制度,又照顾到明清易代之际特殊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特征,二者都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三大思想家虽然批判了李贽,但二者之间深层次的思想逻辑上的一致性还是相当明显的。

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气”哲学传统比较

在中国,元气自然论在王充以后,受魏晋玄学思辩哲学的压抑一度发展低迷,到北宋张载时走向高峰而发展为元气本体论,后又受程朱"理"论的排挤,一度衰微。300年后,王廷相、王夫之的气论又形成发展高潮。在朝鲜,确立气一元论哲学的徐敬德之后,气哲学传统就表现为主理主气之争、唯理唯气之争,最终由崔汉绮总集成。中国的气论主要作为宇宙本根论,道器、形而上、形而下等范畴始终成为诠释的中心。朝鲜的气论则更多地是对心、性、情等伦理本体的探讨,故主要围绕理气、心性、善恶等概念进行了研究。

道器之辨中的三种范式及其转换

道器之辨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并实现了范式转换,即从汉唐宇宙生成论范式下的"道先器后"说转换为宋明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说,进而在明清之际转换为生存论范式下的"治器显道"说,而生存论范式开启了人文主义视野和趋时更新的开放价值取向。

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

孔子从道德和事功的分合着眼,对管仲作出了“如其仁”和“不知礼”是非两分的评价;孟子则鉴于时代要求和推行王道的需要,极力贬低管仲的霸道功业及其品德;程颐和朱熹从寻求普适的道德标准出发,以长幼、忠信之义为原则对管仲、魏征作出了正反不同的评价;王夫之以国家大义替代长幼之义,亟称管仲之仁与功,同时严斥魏征之不仁不义。由此反映了儒家在坚持义以至上的同时,对义利合一的艰难追求。

王夫之别开生面的人性论探析

王夫之的人性论是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的最显著体现,也是其全部伦理思想的立足点。理气合一、性气合一是其理论基点,理欲皆性是其人性论思想的核心,其理论之意义在于他第一次把人欲纳入性中,并对人欲作公欲与私欲之区分,强调人要不断取"仁义礼智之理"和"声色臭味之欲"去"合两"而为性,从而进一步提出"继善成性""性日生日成"的光辉命题,具有重要的近代启蒙意义。

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

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中提出"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观点,不惟与诗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诗歌情景观。"乐景"、"哀景"说将属人之情归为属物之性,与其"性性"、"物物"的哲学思想及"心目所及"、"貌其固有"、"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等写景原则相矛盾;将"昔我往矣"等四个景句从全章抽离并前后割裂,拟想出"乐景"与"哀情"、"哀景"与"乐情"两组"相反相成"的情景关系,立论虽新,却陷入了"分疆情景"、"一情一景"等以景就情的"阱""梏"。体会《采薇》原意,卒章乃是以节候物态的整体变化和对照,烘托因征戍日久、战事艰辛、思归心切等引发的无尽哀伤,其感人至深者,正缘于诗中所呈现并为船山反复推崇的真情实景和整体意境,而非缘于其所拟想的乐景与哀情、哀景与乐情的相反相成。

从“贵体贱用”到“相与为体”——中国体用哲学的范式转换

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佛教哲学与宋明理学通过体用之辨而确立自己的哲学架构 ,一系列哲学范畴均是通过体用而建立起来的。但由于那种“贵体贱用”的体用论模式 ,导致了古典思想的形而上学取向 ,从而把世界还原为本个独立的本体的作用形式或显现形式。在古典形而上学世界观终结的明清之际 ,传统的体用论也面临着危机 ,王夫之把传统的“贵体贱用”的形而上学体用论转换为“相与为体”的交互体用论模式 ,从而实现了中国体用哲学的现代范式转换。

王夫之诗歌美学中的“势”论

在王夫之的诗学思想体系中，“势”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在美学维度上有其独 特的意蕴。“势”的学术渊源一是先秦思想史上慎到和韩非的重“势”思想，但还是在政治学范 畴中的。再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对“势”的系统论 述，这是建立在文章学意义上的。王夫之对“势”这个古已有之的概念做了大幅度的改造，结合 其原有内涵充实进丰富的美学思想素质。王夫之关于“势”的论述，都是在对一些诗作的品评 之中展开的，是一种意向性的批评方法。“势”的主要意蕴，在于“咫足万里”的审美张力、曲折 回环的蕴蓄感以及超越于笔墨之外的力度感、穿透力。

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

通过分析王夫之对礼学争议"濮议"的评述,可以看出王夫之的礼学思想既有突出"礼"的人性情感基础的一面,同时又不乏对礼学政治规范价值的充分认识,使其与宋儒礼学思想之间既呈现出差异性,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王夫之进步教育观论略

作为明清之季杰出的思想家 ,王夫之的主要贡献并不在教育方面 ,但他却有着丰富而进步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他的重视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重视“情商”教育的思想 ,以及行先知后的知行观等 ,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 ,并在今天仍然散发着它的理论光芒。

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王夫之的诗歌文体观:幽明之际

王夫之秉承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文体观,从"气一元论"出发,认为文章形式是太和氤氲之气孕育而生,正是因为"文"的产生,人才得以人的方式而非禽兽的方式存在。"文"揭示了人存在的样态,是人的存在的形式揭示。诗歌文体的特点是"幽明之际",它将人的存在世界从幽暗中彰显出来,即人的思想情感及种种体验能够敞亮和彰显,这正与气化万物聚散显隐之动态过程相一致。王夫之重视诗歌文体的体验性、现场性和交流性,诗召唤天、地、神、人共赴此一场域。文体形式是自足的、独立的生命有机体,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一个世界,创造一种诗意境界。

王夫之诗学研究综述

王夫之是我国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富有独创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王夫之的诗学思想研究比较薄弱。近20几年来,人们对王夫之诗学思想的研究在体系把握、范畴和命题阐释、方法的运用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船山批评阳明学的三个层次及检讨

王船山批评阳明学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直接攻击阳明及其后学:阳明不堪小誉,阳明学附会圣说,阳儒阴释,是明亡祸根;二是批评阳明对经典的诠释:阳明假借经书,对于格物等妄加诠释,歪曲了儒学正统;三是批判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无善无恶整个体系。船山以阳明学为对立面,以易知简能、至善无恶、以行兼知构建船山学体系。三个层次是相互交裹的,尽管批评中表现出明亡之恨向阳明学的宣泄,但亦是阳明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船山学与阳明学健康协同发展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流意发音”“穆耳协心”——王夫之诗歌声律论评析

王夫之揭示声律音韵之美既是诗区别于经史典籍的文体特征 ,也是诗“以声动人” ,产生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声调节奏源于内心情感的律动 ,二者必须协合和谐。由此标举“声情” ,并围绕“穆耳协心”

近年来王夫之研究综述

王夫之是我国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用毕生的精力建立起了宏大的思想体系,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我国历史上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因此,研究王夫之的思想,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