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视域中的王船山研究——以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为中心的考察

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是因李达而结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李达的影响下,他们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探寻中国自己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启蒙说,并由此开启对王船山其人其学的研究。他们的王船山思想研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视域:吕振羽将王船山思想定位为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新思想,侯外庐将王船山思想诠释为形式知识上的解放,萧萐父则着力梳理王船山思想“推故致新”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些探讨,他们将王船山思想中可以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层层深入地揭示出来,显示出其在王船山思想研究上的理论优势。

新发现湖北《茅田王氏宗谱》所存冯京等宋人佚诗文辑考

湖北通山茅田王氏系江西德安王韶第八子王定的后裔,新发现《茅田王氏宗谱》自宋淳熙戊戌年(1178)至民国辛巳年(1941)凡13次续修,完整连续,可信无疑。该谱所存冯京、王厚、王彦融等宋人诗文未被《全宋诗》《全宋文》所录,甚为珍贵,本文辑出且略加考证。

龙江中医妇科名家学术思想总结

龙江中医妇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和底蕴,不断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知识成果,并结合龙江独特的地域特点与龙江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医家。韩百灵、马宝璋、王秀霞、韩延华、侯丽辉这几位就是杰出的代表。龙江妇科始终重视师承教育,继承和发扬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真正做到启古纳今,即对古人理论有深刻的理解与研究,又有创新,同时接受新的科学知识,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几代医家留下的宝贵财富,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细菌感染患者载脂蛋白M与感染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细菌感染患者血清载脂蛋白M（apo M）与感染程度的相关性。方法以临床诊断为感染无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患者及脓毒血症、严重脓毒血症、脓毒血症休克患者为病例组,同期体检中心无感染、发热的个体为对照组,检测各组研究对象血清apo M、降钙素原（PCT）、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载脂蛋白AⅠ（apo AⅠ）、载脂蛋白B（apo B）、脂蛋白（a）[Lp（a）]、C反应蛋白（CRP）水平,观察不同感染阶段apo M与其他指标的水平变化及其与PCT的相关性。结果对照组、感染无SIRS组、脓毒血症组、严重脓毒血症组和脓毒血症休克组apo M浓度[M（P25,P75）]分别为11.20（9.13,13.16）、15.01（9.16,19.72）、3.21（2.27,4.57）、3.23（2.25,5.84）、2.51（1.16,3.98）μg/mL。与对照组比较,脓毒血症组、严重脓毒血症组及脓毒血症休克组apo M水平下降（t分别为9.70、9.26、11.52,P均〈0.01）;与感染无SIRS组比较,脓毒血症组、严重脓毒血症组和脓毒血症休克组apo M水平下降（t分别为10.57、10.12、12.39,P均〈0.01）;与脓毒血症组比较,脓毒血症休克组apo M水平下降无统计学意义（t=1.82,P〉0.05）;与严重脓毒血症组比较,脓毒血症休克组apo M水平下降（t=2.20,P〈0.05）。血清apo M在机体感染状态下与PCT呈高度负相关（r=-0.703,P=0.000）。apo M诊断感染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39（95%CI：0.754~0.923）。结论血清apo M水平随细菌感染程度加深而下降,有望成为判断感染严重程度的指标。

一种自适应群组交互的网络带宽管理机制

本文在分析现有的基于集中式MCU实现群组交互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能够自适应群组交互规模变化和QoS要求的网络带宽动态管理和分配机制,给出了实现算法,并在实际中得到测试和应用,取得良好的效果。

沈阳现代针灸名家学术经验研究

沈阳地区针灸发展繁荣,以徐笨人、王耀斌、侯升魁为代表的医家在临床和科研上建树丰富。作者归纳论述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临床经验和个人著述,通过研究发现,他们在学术上各有特点又相互联系。分析探讨沈阳现代针灸名家的学术经验,对于针灸医学的学习继承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

宋徽宗系宋神宗第十一子 ,既非嫡又非长 ,从政是其所短 ,书画是其所长。其兄长宋哲宗因纵欲而早逝 ,他仰仗其才华与名声 ,竟战胜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 ,君临天下。徽宗继位貌似出自“朝议” ,其实走过场而已 ,所谓“朝议”最终沦为政治陷阱。徽宗的公开策立者固然是向太后 ,其幕后拥立者很可能是宦官郝随。至于徽宗的才华与名声 ,则得益于对其青少年时代影响极大的姑父、风流驸马王诜。一定意义上似可说 ,徽宗“成也王诜 ,败也王诜”。

水性丙烯酸树脂的合成研究

以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丁酯为主要单体,以过氧化苯甲酰为引发剂,通过引入亲水性基团羧基和羟基,制备了水性丙烯酸树脂。确定了最佳反应条件,讨论了水性基团的用量对树脂性能的影响,并用红外光谱(FT-IR)和差示扫描量热分析(DSC)对所合成树脂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和表征。

理同论殊:试论嵇文甫与侯外庐关于船山思想的两点分歧

同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向内,嵇文甫和侯外庐的船山学术思想研究有诸多共同点,但也有相异之处。分歧较大者,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关于王船山的学术渊源及其与张载的继承关系,嵇文甫强调较多,侯外庐则倾向于作较低的估计;关于王船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和时代性,前者持封建地主说,后者则持近代市民启蒙说。这些歧见,可能主要源于二者对船山所处时代整体性质判断的差异,以及从而导致的对史料的选择和解读的不同。

谶纬文献初步形成于汉成帝时期考

谶纬文献是汉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的具体时代众说纷纭。无论是通过对《后汉书.杨厚传》有关记载的推断,还是基于《华阳国志》"王延河平"和《汉书.李寻传》李寻说王根之语中"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的记载,都可以推断谶纬文献的初步形成时间不晚于汉成帝时。至于在学界影响较大的谶纬起于哀、平说,则可能缘于对张衡奏疏内容的"误解"。

朱蔚荣所藏“凤江炉”炉身图像考释

徐州朱蔚荣先生珍藏的明代手炉,铜质匀净,炉盖严密,历久而不失光泽,更兼刀工技法纯熟,线条舒展,纹饰精美。从款识、用料及雕工来看,当为著名匠人王凤江的作品。王凤江生活于明代中后叶,万历年间已成名,或是嘉靖年间生人。朱藏"凤江炉",炉身两面皆有人物图案,且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经细致考察,这两幅图像分别表现的,殆即汪廷讷所撰《狮吼记》第九出《奇妒》、第十六出《顶灯》之相关场景。这一重要发现,对明代戏曲演出形态、剧目之传播与接受等研究均很有帮助,可补目前学者论述之未逮,并启示研究者,于传统的文本文献研究和常见的戏曲专属文物(如古戏台等)研究之外,还应关注业已融入古代日常生活的某些戏曲元素(如剪纸、年画、刺绣、瓷器、铜器、家具、门窗、瓦当等),此或为古代戏曲研究拓展出一条新的路径。

从《诗经》祭祖诗看“周德”的建构

"周德"是具有周民族特色的德业,它的建构使得周得以与虞、夏、商等王朝并立而获得正统地位。从《诗经》祭祖诗中可以梳理出周人对其"周德"建构的脉络:"周德"以后稷"立(粒)民"之"农德"为发端和特色,以文王之"文德"为周王政德之典范。前者是从族群的层面、后者从政权的层面确立了周人绍绪大统的合法性和区别于历代受命诸族的独特性;前者为后者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族群文化土壤并因后者而为天下贵,后者则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了赋予了前者以"文"的特性进而提升了前者;二者统一于敬天保民上。

海昏侯史疑三则浅析

本文对海昏侯刘贺的三个史事疑点进行了剖析:史传海昏慨口因刘贺"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而得名,这种解说是不确切的,慨口实乃海口之讹误;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记载"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尸骸露在岩中俨然",有人据此认为刘贺早已暴尸荒野,这是因不了解汉朝丧葬制度而犯的错误认识;刘贺墓出土大量财富,根据豫章历史上富金多铜、汉初明末曾私自铸钱及海昏侯出土铸钱石范等情况来分析,这笔财富可能产于豫章本土,而非域外输入。

从《国朝三家文钞》之编选看清初文风之转变

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因宋荦与许汝霖编选《国朝三家文钞》而得名。三大家的古文标举唐宋,主张革除晚明文章流弊,开创一代新风,这与编选者宋荦的审美理想相合。但宋荦编选三家之文最重要的目的是上呈御览,以歌颂康熙数十年“隆文治”之功劳。因此他剔除了三家文中有关社会政治等在其看来不够温柔敦厚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文人对“醇雅”这一特定文风的认同与追求,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三家之文态度的变化,导致了三大家地位的此消彼长。从三大家地位的前后对比中,我们可以寻觅清初文风转变的某些端倪。

侯外庐对王夫之思想研究的杰出贡献——纪念侯外庐诞辰110周年

在王夫之思想研究中,侯外庐是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先行者。在分析了思想的背景、渊源、体系等问题后,他认为王夫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者之一,并且其思想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向,属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这是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缩影之一。

昆山“大梁王侯”再考

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梅花草堂集》中详尽记载了与昆山和昆曲有着不解之缘的昆山县令"大梁王侯"—王用章—的故事。从张氏的视角来追寻"大梁王侯"的行踪,可以看到在昆腔昆曲产生、发展、传播的过程中,"大梁王侯"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汉书》之《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勘误札记

依据《史记》《汉书》《汉书补注》等书中的相关记载,通过使用本校法、理校法、他校法等校勘方法,可以看出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的《诸侯王表》《王子侯表》中存在的错误,共计16条。这些错误可以被细分为四类:数字错误(尤其是诸侯王或诸侯的在位时间方面的数字问题)、地名错误、人名错误、日期错误(包含干支纪日错误、年份错误等两种)等。

扬州新见唐代淮南节度使僚佐王厚墓志略考

《唐故太原王公墓志铭》记载了唐末淮南节度使下属武职僚佐王厚的生平事迹及其家族世系等情况。王厚生活于唐末文宗至僖宗朝,曾主管淮南节度使下辖地区的司法事务,并负责征收扬州地区的赋税。在黄巢起义中,他给扬州城内驻军筹集到大量粮草,为唐军保卫扬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墓志涉及的相关人物、事件以及卒葬之地,与文献记载能够相互补充。

《文镜秘府论》“江宁侯”为江淹说质疑与新解

《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中有“江宁侯温而朗”一句,历来诸家注解皆不知所论何人。近见林晓光先生发文认为“江宁侯”非指“江宁”之侯,而当是姓“江”之“宁侯”,并由此提出“江宁侯”乃江淹之说。林氏所解虽颇有新意,但若详究其文会发现论证颇多抵牾,实难自圆其说。今再考之,“江宁侯温而朗”数字应属衍文,而“江宁侯”则当是王昌龄之别称。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春秋总要》考说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春秋总要》一卷,附于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之下。原卷偶有讹字,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出现错页。此卷论辨之理据和文辞都深受隋末大儒王通之影响,通篇凡1 200余字,竟三提王通之名、四引王通之说。据宋李如篪《东园丛说》卷上《春秋说·春秋感麟而作》,一可证李厚著《春秋总要》确无可疑,二可证今所存《春秋总要》一卷者实即《春秋总要序》。《春秋总要》作者李厚系华阳人。笔者颇疑此华阳李厚即注杜诗、苏诗之李厚(字德载),主要活动在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撰进《春秋总要》则当在北宋晚期的鸿胪少卿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