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龙溪之学辩护:论查铎“从知体上指点”之学

查铎为王畿的弟子,积极继承和阐发龙溪之学的精神内涵,率先回应了学界对龙溪之学的质疑。查铎主张良知本体具有至善性、超越性与自然性,为学工夫虽可有戒惧慎独与“无知”“致虚”之分,但在本质上皆可统之于符合本性的行为,亦即工夫乃自觉与自然的统一。泰州后学孟秋主张不可脱离心体良知的发用抽象地理解良知与道,以此“两端之旨”批评王畿与查铎的“守寂应感”思想流为禅学,查铎则从本体论与工夫论角度为“虚无”辩护。二人的争论乃“二王”后学的直接论辩,“二王”内部已自觉彼此之间有承体起用与即用言体的思想差异,此也说明刘宗周对“情识”“虚玄”流弊的反思,在阳明学内部已有其先声。

“赤子之心”“童子之情”与“童心说”——中国古代对童心的体认及演进

儒道两家对儿童的体认多指向道德属性,中国古代对“赤子之心”也持褒扬和推崇的态度,对“童心”则在诟病中偶有称许。至明代,王阳明及其后学既从道德属性上体认儿童,亦从自然属性上体认儿童,拓展了中国古代对童心的体认路径。王阳明在其良知之学的思想范畴内视儿童为独立完整的个体,首称“童子之情”,视“乐嬉游”为童心之本体,主张对儿童予以尊重和滋养,对自己的童心也弥加珍视。王龙溪以“直心”呼应王阳明的“良知”,主张以复还清净的童蒙之养来成就入圣之功。罗近溪接续王阳明的良知之悟,续阐“赤子之心”,以亲亲之仁为“赤子之心”的内核,以不学不虑、原日形体为其思想所归。李卓吾高擎“童心说”的旗帜,以真实无伪为童心的内核,指斥闻见道理对童心的障蔽。王阳明及其后学对童心的体认愈益走向叛逆,也呈现出合乎逻辑的演进轨迹。

良知精微之体的喻指与表达——王阳明与王龙溪对《中庸》要义的诠释

依据《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阳明学向“致广大”推致;在此之外,《中庸》的“未发之中”“独”亦是重要依据,向“尽精微”深入。如同《中庸》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两者共同撑开阳明学。通过病根喻与钟声喻,王阳明从反与正两方面揭示“未发之中”隐藏的风险与潜在的动能,并在天泉证道中综合之。三十年后,王龙溪发展出北辰喻,此喻保证“未发之中”指向正确(无病根),且无一息之停(动能充足)。由“未发之中”可拓展出良知三面:第一面是作为隐微之体的缄默维度(“未发之中”“隐”),第二面是作为显见之用的显性维度(“已发之和”“费”),第三面是前两面的统合(“独”)。前两面“通一无二”,呼应中国哲学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结合《中庸》的“费而隐”,良知三面之间多重互动,相互表达,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良知三面可对应无、有、有无之间,但亦有超出。与知识论对接,良知体用两面可分别对应德性之知(知)与知识(识),通过“转识成知”,可实现两者的统合,以知识锻炼德性。能力与动力之知均可归入缄默维度,是良知的深层动力之源。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王门后学王龙溪与罗念庵工夫论之比较

王龙溪与罗念庵往复多年的思想争议,其分歧在于对良知不同体悟背景下的各说各道,二人分别发挥了阳明致良知教顿悟与渐修的两个方向。同时,随着念庵致知工夫的不断深入,他超出了中期的"主静"说,对阳明学体用一源、即用见体的理路逐步认同,晚年渐趋化境,表明致良知教的顿、渐两大路径殊途同归,通向同一个天德流行之化境。

论王龙溪语境中的“四有说”——兼论钱绪山在王门“天泉证道”中的观点立场

嘉靖六年'天泉证道'并无'四有说''四无说'的提法,二者是王龙溪后来才提出的事实,形成龙溪语境中'四有说'的特定论题。传统学术和现代学界的相关论述,不仅表明龙溪语境中'四有说'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也说明还有待考察的空间与必要。立足嘉靖六年'天泉证道'存在阳明'四句教'、绪山'定本'下对'四句教'的具体理解、龙溪'四无说'三种观点的前提,龙溪语境中的'四有说'不是指绪山的观点,而是指阳明'四句教'。判定'四有说'的依据不在于是'至善无恶',还是'无善无恶',而在于'有善有恶意之动'。相对以'先天正心'为理论基础的'四无说','后天诚意'是龙溪语境中'四有说'的基本内涵。'四有说'体现了龙溪对阳明'四句教'的特定理解和定位。

王龙溪社会治理思想探析

王龙溪秉承儒家"内圣外王"精神,提出了经邦济世、良知治世、一体之政、发展工商、兴学教化等社会治理思想并积极践行之。龙溪以心化民、以良知觉民的讲学活动对化民成俗、改善社会风气和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其社会治理思想与现实存在脱节之处,如其主张复归三代、复兴井田等,其以心治政、以良知治世的社会治理思想由于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未能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王龙溪和王阳明思想关系析论

王龙溪和王阳明之间的学术关系是研究阳明学整个运动的重要内容,对其的考察可以有助于深化对阳明学发展的认识。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龙溪之于阳明有两重关系,即本体良知上的相应和功夫理论上的脱离。对于以阳明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来说,相对于本体上的相契,功夫理论上的偏离无疑更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龙溪在功夫理论上对阳明实地用功的脱离,客观上导致了阳明后学末流脱儒入禅的思想局面,成为后世思想界批判的对象。

本体工夫进路的王龙溪思想研究

以本体工夫为考察进路,阳明后学王龙溪在主体意志的纯化面向上坚守阳明"八句教"主张,根据施教对象的不同资质,兼顾"正心"与"诚意"两种工夫路径。具体而言,其本体工夫论包含三则内容:纯一悟入,内向求取;戒慎恐惧,次第展开;静正存神,保聚守真。就前二者考虑,龙溪本体工夫观点和陆王心学实践宗旨一脉相承,然从"保聚守真"的言说开始,其工夫论观点于本体价值的拳守层面呈现出鲜明的道家哲学倾向,由此推导而出的是,思想家在宇宙观、境界论等基本哲学问题上与儒学立场的偏离。

龙溪心学对阳明心学的传承与超越

王阳明的弟子王畿(号龙溪)一方面"亲承阳明末命",将传承师说作为一生的职志而不遗余力,把乃师"良知说"及其强调自我意识、尊重个体人格的思想解放精神加以继承和发扬并使其明朗化,使阳明学说在晚明广为流传,其传承之功不可磨灭,是使王学成为明中晚期一股代替朱学而行的思潮以至风行天下的关键人物。另一方面,王畿又对乃师的学说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发挥,"时时越过师说,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较阳明,王畿以其真性狂豪的理想人格、心体无欲的本体意识及一念自悟的为学方法共同阐发他"以自然为宗"的学术宗旨,在"自然"、"真狂"、"无欲"、"自悟"等方面彰显其思想特色和学术个性,完成了对阳明理论的超越,亦形成了王畿哲学的鲜明特色,创立了区别于阳明心学而独具一格的心学学说——"龙溪心学"。

王龙溪“外王”理论与实践之特质

王龙溪的"外王"理论与实践是建立在其心学理论基础上,以"现成良知"为理论基础,以"仁政王道"为根本原则,以"一体之治"为最终目标。实现了治心与治世、良知与治政、一体与治世、为学与为政、兴学与化民的统一;体现了儒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内在品质和兼济天下、淑世救世的"外王"精神;彰显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精神。

从四无说看王阳明的四句教

四无说是龙溪学的核心理论基础。龙溪学是以本体论规定心体良知,是将心体规定为性体。相反,阳明四句教则坚持 良知只是自在心体而不即是性体,因而重点在革新的创发,与龙溪主张返本以明心形成对比;并由此申论阳明学的其他特殊意涵。

从四无说看王阳明的四句教

本文从龙溪学的四无说、良知论指出 ,龙溪学是以本体论规定心体良知 ,是将心体规定为性体 ;相反 ,阳明四句教则坚持良知只是自在心体而不即是性体 ,因而重点在革新的创发 ,与龙溪主张返本以明心形成对比。并由此申论阳明学的其他特殊意涵。

“无工夫中真工夫”——论王龙溪工夫说对王学的发展

王龙溪亲炙阳明最久,于阳明多所发明。他是否真的认本体为"无"而近禅?又是否真的消解工夫,一味讲求顿悟?文章从"良知现成"说起,力图从"四有"与"四无"、顿悟与渐修、事上磨练与静坐三个方面说明:龙溪之学以"有"为本体,"无"为工夫;顿悟渐修,上乘兼修中下;动静合一的特色。并描述其在晚明的影响,以期对龙溪之学予以准确定位。

虚无、明觉在王龙溪良知学上的意义

虚无、明觉为龙溪哲学的重要概念,它们具有紧密的思想关联,无论在龙溪对道德价值的界定上还是在其修养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多有人因此而批评龙溪入于禅。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这两个概念在龙溪哲学中的深刻内涵及它们之间的深刻联系及其在道德本体与修养实践上的意义,从而证明龙溪之虚无与明觉与禅是有本质不同的,不能因此而判定其入于禅。

王龙溪与聂双江——《致知议略》中的良知论争

在阳明后学当中,围绕"良知"命题之辩驳向来不绝。王龙溪与聂双江在《致知议略》中对"良知"之究竟义展开反复论争,成为王门的重要议题。王龙溪肯定"良知现成",从变化生成之"动"的立场对"良知"作以理解,阐明人须"反诸一念良知",返归于跃动之生命实相与本来;而聂双江则直言"良知归寂",从"未发之中"之"静"的角度,指出须于"绝对的孤独中"直觉内心,在静坐瞑想中追求宇宙生命与实践伦理的统一。王龙溪与聂双江对于"良知"之论争作为王门的重要议题,既充分彰显出"良知"问题的张力,也实然推动了阳明后学中关于"良知"义理的进展。

沉默的周梦秀--王畿与嵊县周氏

围绕《龙溪会语》的《天山答问》(《天柱山房会语》)中出现的王畿门人周梦秀,分析与其相关的谈话内容,与王畿、张元忭、周汝登等人的关系,进而讨论嵊县周氏一族与王畿的交往,以此探明阳明后学讲学的具体情况和社会背景。在讲学的"场",谈话者以及谈话的内容固然是重点研究对象,但是没有发言以及被他人谈论的人物,也是构成谈话场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样值得关注。王畿弟子周梦秀就是这样一位不善言谈,却被时人关注的阳明学者。这些人物的存在,共同推动了阳明后学的讲学活动及其内容的丰富性。

王龙溪对《周易》乾卦义理的心学化诠释

以往研究未能呈现王龙溪诠释乾卦义理的整体面貌。事实上,其“以心摄易”的解《易》进路,彰显了良知心体为宇宙造化枢机、《周易》可收摄于良知心体中、道德本心为万物存有根源的意涵。他把“乾知”解释为“良知”,开辟了道德主体即宇宙本体、天道性命相贯通的道德创生的存有论。“无欲者,心之本体,即所谓乾”将良知心体的自发性与乾卦的刚健无欲之德绾合在一起,内在地蕴含着心学的工夫论与境界论。尽管王龙溪的解说有过度诠释的嫌疑,且缺少体系建构与理论内容上的完备性,但他对《周易》乾卦义理的心学化诠释丰富了心学和易学的义理内涵并促进了二者的会通,具有重要的经典诠释学和思想史意义。

严滩论学与王龙溪哲学思想的关系

王阳明严滩论学阐发了有与无的境界,是对天泉证道主题的深化。这使得对阳明论学诸语作更加深入的哲学阐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王龙溪在此后的讲学活动中,逐渐地将阳明严滩论学与天泉证道之论相融合,以有无的精神境界为基本的哲学阐释框架,对阳明的四句教以及天泉证道谈话作了重新的哲学诠释,并以此为思想基础,作《钱绪山行状》、《天泉证道纪》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