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要略》成书新考——兼论宋以前整理者对张仲景原文的增改

文章通过考察唐以前史志目录及医学文献中有关张仲景著作的记载,发现今本《金匮要略》在北宋校正医书局开始校正之前,便已经过历代整理者的更名、增删和校改,成书过程极为复杂。提出关于今本《金匮要略》成书过程及成书年代的正确表述应为:北宋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一部以张仲景著述为主体,经宋以前历代整理者增、删、校、改,成书于唐以后的医学著作;《金匮要略方》是北宋校正医书局在《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校订而来的,初刊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其成书年代为北宋。

日记视域下王船山《读通鉴论》阅读接受史

从文人日记的相关记载看,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后,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一时间成了畅销书,成了广受文人阅读的历史论著。《读通鉴论》的集中阅读时段是在金陵版《船山遗书》出版之后的同治年间、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戊戌变法前后,随着西方侵略者入侵,救亡图存成了时代唯一主题,《读通鉴论》史学思想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对晚清思想革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来看,每到历史转折时期,《读通鉴论》都会成为热读书籍,其流播也越发广泛。

《论衡》同义复词考释

东汉王充的《论衡》,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汉语发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所用同义复词颇多,现有的注本对此或略而不释,或注、译有误。作者对误解的部分同义复词作了考释。

赋魅与除魅——德布林在《王伦三跃》中对东方宗教世界的建构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王伦三跃》是德国文学中的第一部"中国小说"。这部表现主义小说讲述了18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清水教起义,该书尤以对中国的道教、儒教、佛教的精细且富于异域风情的刻画而著称。文章分析了这部小说在建构中国宗教世界方面与20世纪初德国汉学发展的关系、道家思想对小说的影响和作品在细节方面所具有的宗教特色。

德布林和庄子

在符合德布林原意的《王伦三跃记》完整手稿中,德布林从头至尾依次吸纳了出自中国道家经典《庄子》的多则谈话和寓言。德布林对它们加以不同程度的运用转化,使之巧妙融入小说文本,创生出新奇独特的文学意境和艺术风貌。德布林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懂汉语,对庄子思想和意象的借鉴以"精神漫游"为主,即尽可能多地研读相关西文译介。通过对《庄子》当时在西欧和德国译介情况的梳理以及将其中代表作与德布林借用《庄子》所生成的文本进行多角度比对分析,可以确定德布林研习《庄子》途径多样,而此前为学界普遍所看重的卫礼贤《庄子》德译本不仅译者操纵色彩浓厚,对德布林创作这部"中国小说"所起的作用也有被高估之嫌。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史论中的君本与民本思想

王夫之对君本与民本的思考以《读通鉴论》阐释得最为透彻。诸多史论表明,王夫之是一位坚定的尊君主义者,但这个尊君是基于君臣父子的生民功能和秩序意义,尊君思想和民本思想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王夫之的尊君并非指向君王本身,而是君权背后的天定神圣秩序,这使得尊君超脱了君王个人的贤愚昏明等状况,达到了一种更为抽象和宏观的理论层次,极大地深化了尊君意识,然而由此带来的弊端也是王夫之和整个儒家在农业宗法社会下所无法破解的。

“文”名的确立与“文的自觉”

与"文学的自觉"相比,"文的自觉"这一命题更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在西汉以前,"文"是礼乐、制度、经学的附属物,尚不具备本体意义上的独立地位。西汉末、东汉初,以"文"名的确立、"文人"群体的出现为标志,中国文学才揭开了"文的自觉"的历史序幕。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王充是第一位明确讨论"文"与"文人"独特价值与意义的人。他对"文"与"文人"存在价值、意义、历史及其功能的全方位论述,对于推动"文的自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初年的王充等人,在积极肯定"文"的社会价值时,对"文"精诚由中、情辞相称特征的强调与推崇,强化了自先秦以来文质并重的文化基因与性格,为"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有那么一部“中国小说”——论德布林《王伦三跳》

在还很少有哪位作家向中国题材投去兴趣一瞥的时候,德布林发表了《王伦三跳》这部"中国小说"。作为这样一部小说,小说自身审美特征独有,一是将我国道家哲学的"无为"思想引入,二是依赖"事实想象"展开,有着多个层面的"中国"描写,展示了德国文学有史以来之"中国小说"这一叙述向度的前所未有的专注和开阔。

论王充对孟子的非难与褒扬

在《论衡》中,王充一方面专设《刺孟》篇,非难孟子为空谈无征之人,为不懂谦让之人,为自相矛盾之人;但另一方面却在其他篇章中称赞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是一个为儒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是一个可以与孔子并称圣贤的人。既贬又褒,且重在褒,这不仅开单篇非难孟子之先河,而且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汉代孟子学的发展,在孟学史上和儒学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反抗绝望”到“向下超越”——汪晖鲁迅研究述略

在汪晖的学术脉络中,"鲁迅问题"与"中国问题"之间始终存在深刻的互文关系。鲁迅是汪晖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坐标,与此同时,通过在当代中国思想领域中建立的批判坐标,汪晖亦不断展开鲁迅所携带的历史丰富性。鲁迅的思想、文学创作及其文化批判实践都是高度政治性和历史性的。伴随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汪晖对于鲁迅思想及其文学世界的阐释也不断向历史纵深处沉潜,并愈发深刻地与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与社会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

因袭与善创:王国维的“知人论世”思想与批评实践探析

在理论层面,王国维通过重新阐释"知人论世"使其从经学层面的论述走向诗学层面的论述,并提出了具体的解诗步骤。在文学批评实践层面,王国维在延续传统"人格"说的同时,通过使用心理学概念纵向挖掘"人"的深度,使"人"从经学中剥离出来;通过将地域与作家联系起来考察拓展了"世"的广度,并在地域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上让地域特色服务于文学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虽然王国维由于坚持"人格"说而使有些结论失之偏颇,但是他的研究思路仍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从《论衡·龙虚篇》解读中国“龙”的形象

在王充作《论衡·龙虚篇》以前,已经有很多关于龙的记载与传说。《论衡·龙虚篇》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否定了雷为天取龙说、龙之神性说而立龙之物性说,对龙进行了重新界定。王充《论衡·龙虚篇》对后世志怪、奇幻文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为:龙王居水中、物之长者为精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以及当代奇幻文学的创作之中。

王昌龄《诗格》考

《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诗格》,可能经后人补辑,但基本内容是可靠的。其中有根据他为人讲作诗法时的纪闻辑录而成的语录体,也有有意著书而成的书面语体。一些内容作于为江宁丞时,但有些内容当作于贬龙标之后,包括语录体和书面体。以前我们只认为它作于贬江宁丞时,是不对的。王昌龄《诗格》的注文也可能为王昌龄自注。

中国古代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兼论王充的独特贡献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和古希腊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希腊人认为地远远小于天,中国人则主张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导致中国人产生这一认识的根源在于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和宇宙起源演变理论的影响,传统的天地测量之术则给这种见解提供了数理依据。另一方面,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未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充教育经历新证

王充幼年习业乡塾,接受了典型的汉代经学教育,其所习典籍及藉由经学训练而形成的基本知识结构与东汉的王公贵胄、知识精英、底层胥吏并无不同。王充确曾赴京师洛阳研修《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而非在郡国的经学教育机构学习上述典籍。王充与班彪、班固过从甚密,《论衡》不仅常引二人言论、行事以为论据,且字里行间充满温情,"王充系自学成才""王充不曾师事班彪"等说法难以成立。

《论衡》征引“道家”类文献新探

遵照《七略》《汉书·艺文志》图书六分法,参考近百年汉代出土文献研究成果,以文献文化史视角梳理《论衡》所见“诸子略·道家类”典籍,藉此鸟瞰王充的知识来源、阅读视野。将《论衡》征引的道家类文献细分为王充“读过”“可能读过”“虽曾谈及而实未征引”三类,指出上述文献对《论衡》话语表达、学术建构的影响。同时,对前人《论衡》引书研究中的疏漏,随文补充与修订。

从《论衡》看东汉思想家王充的民族观

《论衡》是一部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在《论衡》中包含着作者王充丰富的史学思想,民族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同源共祖的起源观、四夷宾服的一统观、以夏变夷的夷夏观等三个方面,对王充的民族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深化王充的史学思想研究,而且可以拓展对王充思想研究的领域,对于了解东汉初年的社会现状和学术思想走向也有积极意义。

隋唐天台宗净土修持之特色

隋唐时期,弥陀净土信仰以其简单的修行方法(易行道)、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他力)死后升西方净土为号召力,博得了许多信徒。佛教其他各宗派纷纷吸收弥陀净土信仰,以求发展,天台宗也不例外。但天台宗在继承慧远"念佛三昧"的基础上,从天台的立场出发,把弥陀净土信仰定格在天台"止观双修"的"观"的范畴,只作为禅观的一部分内容。试以智顗《净土十疑论》、飞锡的《念佛三昧宝王论》为例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