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莽秉政时期奏议文的书写——兼补严可均《全汉文》漏辑一则

王莽秉政时期士人写作心态发生了由颂莽媚莽以趋利避害到议政辅政以解蔽救时的嬗变,深刻影响了奏议文的内容生成与艺术风貌。政治变革、经济政策、社会局势方面的社会要素与奏议文的内容具有直接映射关系,述莽功绩与予莽权势、经济改制与政策纠弊、对内平叛与攻伐匈奴等主题的奏议文集中出现。奏议文叙事说理由注重铺垫衬托转变为直陈观点方案,语言少运骈偶而代以长短不拘的散句。文风则由柔媚到质朴,这与作者的身份特征与社会局势的变化直接相关。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佚文献存在失辑、讹误等问题,关涉这一时期则是漏收了孙宝《奏谏以莽功德比周公》这篇奏议文。

汉代牛酒赐予现象新论

汉文帝即位伊始,出于维护皇权的考量开始将民爵与牛酒一同赐予百姓。统治者在赐民爵的同时举行饮酒礼,以期厘定新的等级秩序。汉武帝在位时期,通过对外战争掠夺了大量的牲畜并扩大了牧场面积,为汉王朝的畜牧业发展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宣元之际,这些被俘获的牲畜很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牲畜老病问题。因此统治者进行了高频率的牛酒赐予。王莽时期为了与汉王朝划清界限曾一改牛酒赐予故事,对民众赐予羊酒。东汉以降,随着现实状况的变化,统治者再也没有能力进行频繁且大规模的牛酒赐予。

王莽秉政时期社会转型与《剧秦美新》的三维阐释

王莽秉政时期是从元寿二年(前1年)始,至地皇四年(23年)止。在社会转型视角下对扬雄的《剧秦美新》进行阐释后发现:从文体类别看,《剧秦美新》是一篇歌颂王莽功绩的奏议文;从情感意蕴看,《剧秦美新》对王莽及新朝的称颂与赞美之情自然地流露出来,具有坚实而丰富的情感内蕴;从思想观念看,扬雄崇古乐道的儒士思想与王莽托古改制的复古思想相契合,是《剧秦美新》之所以为谀文的思想内核。以上这三重维度的全面阐释,确证了《剧秦美新》是一篇称颂王莽、谄媚新朝的谀文。从社会转型视角阐释《剧秦美新》,对于进一步挖掘扬雄的文学思想,体察扬雄在复杂险恶的社会情势下的创作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莽秉政时期士人创作心态考论——以张竦《为刘嘉作奏称王莽功德》为例

王莽秉政时期从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始,至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止。这一时期士人创作心态表现为:其一是顺应政治趋势的创作心态,促使多篇热情颂赞王莽功绩的文章创作生成;其二是借机谋求名禄的复杂化创作心态;其三则是渴求全身远祸的矛盾化创作心态。从士人心态入手来审视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动机与文学发展风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圣女兴谶与王莽篡汉

圣女兴谶是西汉后期影响较大的一条谶言。元城建公所言圣女兴谶不可信,此谶当为王莽所编造。西汉后期盛行西王母信仰,于是王莽将西王母与圣女合为一体,附会于王太后,使之成为这一集合体的化身。圣女兴天下谶言为王莽篡位提供了合法传承依据,故其篡位后不断提升“文母”的地位,使之神圣化。

论王莽“怀柔”思想及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学儒出身的王莽,受儒家传统民族观的影响,同时吸收借鉴西汉以来统治者实行的“怀柔”之术,形成了民族“怀柔”思想。王莽在其“怀柔”思想指导下,曾在特定时期实行过民族“怀柔”政策,企图实现“四夷宾服”的政治理想。不过,王莽的民族“怀柔”政策,只是实现“大一统”的一种手段,其中蕴含着歧视和压制的色彩,这也激起了周边少数民族的众怒,最终导致其民族“怀柔”政策归于失败。

冯衍不遇原因考辨

两汉之际政权更替、政策多变给士人生存以巨大影响,这在冯衍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家族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不仕王莽新朝,甚至充满仇莽情结。功业不立、职务多变、善言不实,使得他不可能受到尚功利的光武帝重用。汲汲富贵、躁动短视,使得他入为外戚宾客,也使得他因此而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冯衍不遇典型地体现了两汉时期一代士人的生存悲剧。

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

本人在《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列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论述汉儒的研著,这些研著大都严格地遵守了“学术研究应从理解贯通前人的研究著作成果开始”此基本原则。由于涉及到的一些西方研著在国内不易参阅,其学术成果有时甚至遭到歪曲,在此谨列其荦荦大者,如德效骞(HomerH.Dubs),《荀子:古代儒学的塑造者》(1927)和《前汉史》(三卷:1938,1944,1955);包德(DerkBodde)《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1938);毕汉思(HansBielenstein)《汉室复辟》(三卷,1954,1959,1967);《剑桥中国秦汉史》(1986,中译1992),和余英时的一些著述加以评析。

“私属”新探

王莽改制所颁布“王田私属”令中“私属”的真实内涵并不像诸学者所言的那样,即是对奴婢的另一种称呼,也不能简单地解释成“庶人”或“依附农民”。从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相关律文对“私属”的规定看,“私属”乃是指由国家法定的、介于奴婢和庶人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以此重新考察王莽改“奴婢”为“私属”之举以及汉代奴隶制度,我们也会获得较以往更深层的理解。

汉代官营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

中国古代官营经济思想理论源于战国时期的管商学派。汉代从武帝时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营经济政策,虽然在短时间内聚敛了大量钱财,但是给百姓生活及社会生产也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武帝死后,官营经济的做法受到某种程度的清算。新朝王莽上台后,倒行逆施,推行更加全面的官营经济政策,不久就被人民推翻。东汉以降,官营经济政策终于由一时的极盛走向衰落。

从悬泉置壁书看新莽羲和、纳言的职掌及相关问题

始建国元年(9),新莽变革官制,置有九卿,其中六卿,据《汉书》所载,是以《尚书·尧典》为底本,更换前汉官称而来,即所谓"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从出土汉简来看,《汉书》就此事的记载是不全面的。新莽羲和其实是由西汉大司农和汉末所置羲和合并而来,它既掌钱谷,也负责颁下诏令。而新莽秩宗本由西汉太常与宗正组成,新莽典乐与西汉大鸿胪的职掌亦颇有不同。整体来看,这次调整实际上不仅涉及到名号,而且涉及到职掌与僚属,其变动是整体性的。相比西汉大司农、秩宗等六官,新莽六卿基本属于新事物。

“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王莽宗舜代汉的政治权谋及其历史效应

王莽的宗舜代汉固然带有封建血统论的浓厚色彩 ,但其借助圣贤始祖宣扬新朝正统地位的权谋 ,启发了后世华夷政权谋求正统地位时的寻根认祖倾向 ,从而间接推动了宗法大一统政治理念中的民族融合 ;王莽以五行相生原理改造“五德转移”说 ,并首次通过禅让制在信史上实现了异姓王朝的和平转换 ,从而为后世各族政权改朝换代时排除流血冲突提供了新的政治途径 ;王莽的托古改制虽因急功近利、泥古不化而招致失败 ,但其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和重视民生的仁政理念 ,仍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效应。至于王莽宗舜代汉时迎合“天人感应论”炮制的种种符命祥瑞 ,则肇启了后世谶纬神学和愚民政治的弊端 ;王莽宗舜代汉时采用的种种伪善行为和阴谋手段 ,则成为了后世政治野心家窃权篡国的不二法门 ;王莽代汉后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及其征讨四夷的战争 ,更是激化了汉族同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 。

自然灾害与新莽时期的社会动荡

对于新莽末年社会动荡的原因,史家多将其归结为"人祸",即王莽改制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其实,除"人祸"之外,"天灾"对于这次社会动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两汉之际,气候曾发生显著变化。气候的变化引起了自然灾害,进而导致粮食减产引起饥荒,饥荒又造成了流民和农民起义。而自然灾害、饥荒与农民起义都较为集中在当时重要的经济和人口聚居地区。可以说,新莽王朝是在天灾和人祸的双重作用下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王莽与博局

新莽前后博局图式尤为盛行，博局在当时的铜镜、货币，甚至建筑中都能看到。经过图文互证，笔者认为新莽前后博局图式的大量出现和王莽篡汉的政治宣传有着密切联系。而王莽笃好谶纬则是当时博局图式和符命祥瑞叠现的主要原因。

《太玄》是一部“谤书”——“刺莽说”新证

宋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刺莽说,认为《太玄》是一部讥刺新莽的著作。但这些学者的方法,都是从《太玄》中找出只言片语,比附西汉末年的事实以成其说。对于其论据何以成立,缺乏进一步论证,其主张遂多不能成立。本文结合西汉末年盛行的五德终始之说,以《太玄》传文为根据,认为《太玄》确实是刺莽之作,刺莽说的成立,在《太玄》中可以找到内证,并结合《剧秦美新》、《解嘲》、《法言》等文章,对此加以补充。

汉新禅代中的刘歆

刘歆为西汉王朝宗室 ,又为王莽新朝功臣 ,是学术造诣高深的经学家 ,又是将儒家理想制度付诸实践的改革家。汉新之际名儒贤达党附王莽者甚众 ,刘歆不幸被过多地关注和指责 ,应与此多重身份有关。其与父刘向在政治上非真正对立 ,二人的基本倾向应是一致的 ;其与王莽之关系 ,于汉新禅代之作用 ,于王莽改制之影响 ,也远不像传统认识的那样密切、那样重要、那样深广。用“不忠”、“不孝”指责他有失公道。

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

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关于敦煌马圈湾汉简涉及西域战争的几个问题

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发现,为研究王莽西域战争提供了新的资料,简牍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为深入真实地了解史实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研究相关历史打开了新的视野,证实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弥补了文献中的不足。利用这批简牍材料对涉及此次西域战争关键问题如:战争开始时间、王莽军失败的原因、联军组成情况以及《匈奴传》为何未有记载这场战争等方面进行探讨和考证很有意义。

试论新莽时期的民族政策

新莽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贿赂与引诱的怀柔政策 ,降王为侯的贬黜政策 ,内部瓦解的外交政策 ,武力胁迫与军事打击的强硬政策。它们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维护新莽统治与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 ,带有大民族主义和歧视色彩的民族政策也激起了周边民族的反抗 ,结果又加速了新莽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