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王鸣盛论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利弊得失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无不重视对历史撰述的得失进行批判和总结。作为乾嘉史学名家之一 ,王鸣盛在探讨历史撰述问题时 ,尤其注意考察史书体裁的利弊得失 ,帝纪与人物传记体例的灵活运用 ,以及书志与论赞体例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同时他又能够联系具体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来讲体例 ;既重视体例又强调不应为体例所拘 ,反映其朴素辩证的变通思想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明清学者论《旧唐书》署名问题辨正

《旧唐书》成书时,刘昫刚任"监修宰臣",于是《旧唐书》也就署名为"刘昫等纂"。不过这并非刘有意掠人之美为己有,而是当时的官方修史制度使然。明代中期以后,一些著名学者对《旧唐书》的这一署名形式产生了种种疑问,涉及到欧阳修的史德、刘昫对《旧唐书》编撰的贡献,以及《旧唐书》编修过程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但考察唐朝五代时期官方史学的发展实际可知,这些学者的论述皆有粗疏陋略乃至根本错误的地方,刘对《旧唐书》的编撰成功,起到了他作为第三任监修官的应有作用,《旧唐书》的署名形式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刘"这一名称,已经不再只是代表他个人,而实际上成了《旧唐书》纂修队伍集体力量的代名词,成了《旧唐书》的代名词。对中国古代其他官修史书的署名情况,也必须作如是观,才不致被迷惑。

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乾嘉学术两种风格的统一——略论王鸣盛的治史特点

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兼具经史,以经学起家,却以史学名世;其治史,既有众多精良的考证成果,又有不少生动的历史评论,在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同时他又能够较好地将微观考辨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认识。通过对王鸣盛治学特点的总结,可以为更加科学地分析乾嘉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提供重要的参考。

《十七史商榷》的历史考据学方法与成就

《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一。以往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其史学思想、史学观点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而忽略了历史考据的本身。以其中有关考史的优良方法与突出成就为切入点,总结王鸣盛对历史考据学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论钱大昕与王鸣盛史学思想的同和异

钱大昕与王鸣盛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的史学代表作《廿二史考异》与《十七史商榷》以考证成果丰硕并称。从学术宗旨看,二者崇尚实事求是,反对学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史实妄加褒贬,同时能够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著述的得与失;就历史编撰而论,二人重视史书各种体裁和体例的功能并对史书的内部结构包括编次、断限、叙事、采撰等提出有效运用的原则。对他们的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时代特点及历史面貌。

《十七史商榷》史评问题新论

在分析考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史论的性质和数量的基础上,认为《十七史商榷》是一部著述思想和著述体例存在矛盾的史考类著作。分析了《十七史商榷》中史评产生的原因,并对《十七史商榷》中的史评作了新的评价。

聚合与疏离:王鸣盛诗歌与乾嘉主流诗风的关系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一生好诗,且取得了一定成就。究其一生,王鸣盛的诗风有较明显的变化:前期受当时诗坛领袖沈德潜的影响,兼之自身遭际缘故,有宗唐倾向,但并不排斥宋诗;中期居京十年,受友人钱载、蒋士铨等影响,与诗坛宗宋主流诗风有相合之处;后期诗歌创作,既与"性灵派"重情思潮相呼应,又对其俚俗之弊进行了修正。王鸣盛在重视诗人学养的同时,否定了翁方纲等学者以"考据并议论"入诗的做法。总体上而言,王鸣盛思想通达,其诗歌不拘泥于唐宋诗歌之藩篱,既受乾嘉主流诗风的影响,也固守了诗歌以抒情为主、重视教化、语言典雅含蓄等传统特质。

从王鸣盛与吴镇的交游看嘉道诗学的发展方向

沈德潜去世以后,袁枚的性灵诗学风靡诗坛,但格调诗学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王鸣盛在读到仍然坚持格调的西北作家吴镇的诗集后,主动与吴镇建交。通过考察两人的交往始末,可以深入探讨格调诗学在乾嘉之际的生存状态,而吴镇以及好友杨芳灿融合格调与性灵的诗学观变化,彰显了嘉道诗学的发展方向。

论王鸣盛诗歌“以才辅学,以韵达情”的特色

作为清代著名学者和史学家,王鸣盛为世人所熟知,但作为诗人,其诗名一定程度上为学名所掩,今人对此关注不够。王鸣盛身为“吴中七子”之冠,一生深好者惟诗,其千余首诗中不乏佳作。王鸣盛善于用典,想象力丰富,能娴熟运用夸张、对比等手法,塑造出鲜明生动的诗歌形象。受清中叶主情思潮的影响,王鸣盛诗歌意境含蓄深沉,情感丰富多样,大致包括了怀才不遇的悲愤、浓郁的亲情和友情、对山川自然的惊叹与赞美、对现实生活及学术风气的不满等情感。“以才辅学,以韵达情”是其诗主要特点。

江苏学术史的华彩乐章——乾嘉三大史家的学术风范

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赵翼撰《廿二史劄记》是清乾嘉时期三部考史名著,不仅在研究历代正史的版本、文字考订、编纂体例等方面是集大成之作,而且涉及各个时代的事件和人物、制度、社会状况、盛衰大势等广阔领域,提出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共同铸造了乾嘉历史考证学的高峰。同样可贵的是,三位学者又都展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在专擅的领域、治学的路数、历史的见识上各具特色。三大家活动在同一时期,彼此交谊深厚、互相推重,共同谱写了江苏学术史的华彩乐章。他们的成就和学术风范对于当今学术的发展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长卷写尽江南意——简论王鸣盛《练祁杂咏》六十首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的组诗《练祁杂咏》六十首,内容极为丰富,艺术成就也较高。组诗为世人展现了绚丽多姿的江南风光和生活画面,诗人的博学、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和隐逸情怀在组诗里都有所体现。组诗也侧面反映了清代文网并非总是那么严酷。因王鸣盛诗名常被学名所掩,故该组诗后人关注较少,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王鸣盛诗学思想管窥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诗学思想较为融通,颇有可取之处,但长期为其学名所掩,后人关注不够。其诗论中既有重"情"、重"雅"、重"教化"等诗歌创作观念,又有重视诗歌形式美的审美特征追求,对当时诗坛部分诗歌格调不高的弊端有所纠正,对翁方纲等人以"考据为诗"的错误做法有所抵制。王鸣盛诗学思想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一些观点,也为袁枚、杨钟羲等诗论家所认可。

论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的怀古咏史诗

王鸣盛借助咏怀历史古迹来见证历史、评论历史人物。他也通过歌咏历史人物抒发对先贤的崇敬、同情,表达自己真实性情及对丑恶的不满。作为一位史学家、学者,王鸣盛此类诗体式多样,古体、近体、七言、五言皆备;修辞巧妙,写景如画,含蓄典雅,见解深刻。其诗从吟咏范围和对象非常丰富,囊括了《史记》、《汉书》、《隋书》等史籍。与赵翼咏史诗相似,王鸣盛此类诗也有识见高超、在历史陈迹中寄寓着诗人情感、志向等特点。乾嘉时期,咏史组诗再次繁荣,其中也包括了王鸣盛创作的一组七绝。

王鸣盛对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批评

重视史书叙事,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优良传统。清代乾嘉考史学派的中坚人物王鸣盛,在其史学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中衡评历代史书的叙事得失,阐述了他对史书叙事感染力的思考,品评了史书文字的繁简和叙事内容的详略之间的关系,还探讨了史书叙事中的用例、明晰和醒目的问题。这些评论,既呈现出王鸣盛个人关于历史叙事的见解和理论,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一次有意义的批判与总结。

清代史家视野下传统史学的得与失

清代史家王鸣盛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中,包含了他对司马迁到欧阳修等一系列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记》至《新五代史》十九部正史中有关历史撰述方面的精辟论述,既显示了其研究领域之宽广,又展现了一位史学名家对历史著述的关注与热忱。王鸣盛探讨历代史家思想之旨趣,以及对历史著述者主体意识的着力开掘,值得我们反思。

论《十七史商榷》的“经世”意识

清初倡导的实学仍为多数乾嘉学者所继承,但其内涵以及分析视角则有所变化。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乾嘉学者已不可能像清初那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但其著作中不乏"经世"内容。王鸣盛代表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重点,但并未放弃史学的基本功用,其考据注重涉及国计民生方面的内容,评论历史人物、事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折射出强烈的"经世"意识。

论乾嘉考史三大家对《史记》研究的特点和贡献

乾嘉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和赵翼在其考证著作中对《史记》进行深入的考察辨析。他们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各自的特点,钱大昕以考证为中心,王鸣盛考证、旨趣阐发并重,赵翼注重提挈历史大势,探讨历史编纂得失。其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史记》研究的视野,推进了《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细化,并由此带动了《史记》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通过三大家的研究对客观地总结《史记》研究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王鸣盛“学宋”与乾嘉诗坛趋势关系考论

王鸣盛是乾嘉时期的知名诗人,他早年论诗不分唐宋,追随沈德潜后,偏于学唐,注重学问,提倡雅正。受乾嘉诗坛风气及个人交游的影响,王鸣盛入京为官后提倡宋调、晚年复返唐音,这种变化与诗坛现实关系颇大。提倡宋调的经历客观上反映出诗坛对宋诗价值的认识日趋高涨,也体现出王鸣盛个人诗学拓展的诉求;复返唐调则是出于维护雅正传统,纠正诗坛片面学宋的弊病,均具有现实意义,体现出格调派诗学在清代中后期的演进轨迹。

台湾地区藏王鸣盛批校本《杜诗分类》考辨

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所藏王鸣盛批校本《杜诗分类》是明刻清顺治八年杜漺重修本,得其者大瓢山人非清人杨宾。该书卷前题记与杨以增珍藏的《鲍氏集》题记内容高度相似,极有可能大瓢山人与杨以增相熟而参阅过其题记。从王鸣盛的评点实践、藏书印以及批语笔迹等方面,可推知该书批点应系王鸣盛真迹。王鸣盛批点涉及杜诗文字、系年、史实、音韵、艺术特征等诸多方面,呈现出特征有两端:一方面在乾嘉考据风气之下,其批校杜诗既重考据又关注杜诗文学性特征;另一方面其选用白文傅振商《杜诗分类》为底本批点,旨在提供一种批校精审、评点贴切的杜诗读本。王鸣盛批校提升了《杜诗分类》在杜诗批点史上的文本价值,是研究杜诗在清中期的接受情况以及王鸣盛诗学的可贵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