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连朴饮对脾胃湿热证模型大鼠胃黏膜P53、Bcl-2和COX-2蛋白表达的影响

目的观察王氏连朴饮对脾胃湿热证模型大鼠胃黏膜增殖与凋亡相关P53、Bcl-2和COX-2蛋白表达的影响,探讨该方治疗脾胃湿热证获效的可能作用机制。方法取SD大鼠50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王氏连朴饮高、中、低剂量组(1.94,0.97,0.48 g·m L-1),共5组,每组10只。除正常组饲以普通饲料外,其余4组均以湿热环境加高脂高糖饮食和白酒综合法复制脾胃湿热证模型,连续灌胃给药7 d,观察该方对模型大鼠胃黏膜P53、Bcl-2及COX-2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本实验P53、Bcl-2、COX-2基因蛋白表达定位于胞质,模型组大鼠表达明显升高,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王氏连朴饮高、中、低剂量组P53、Bcl-2及COX-2蛋白表达有一定程度下调,与模型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尤以中剂量组作用最明显。结论王氏连朴饮可能通过下调脾胃湿热模型大鼠胃黏膜P53、Bcl-2及COX-2蛋白水平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其胃黏膜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失衡,进而达到对胃黏膜损伤的修复作用。

论赋话的渊源及其演进

赋话是一种近于诗话之漫谈随笔性质的赋学理论批评形式。赋话滥觞于汉魏六朝,唐宋以后则包容在诗话、四六话和笔记之中,一直到清代才最终走完了与诗话分离而独立发展的历程,成为文学批评的样式之一。在赋话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笔记文体的影响,王铚、浦铣等人的贡献,尤其值得进一步的重视和研究。

论王世懋《学圃杂疏》中的植物造景艺术

文章以王世懋的《学圃杂疏》为主要研究材料,采用文献分析法对书中列举的植物造景形式进行梳理,结合太仓古典园林造景特征,分析书中所述的植物造景艺术特色。结果表明,王世懋尊重植物生长习性,按照植物的季节更替和花期变化细分植物品种和类别,将植物与建筑、山石、水体等构园元素有机结合,重视植栽变化和意境表达。

王溥生平履历考

王溥是五代时期重要政治家、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他出生官宦之家,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历事四朝,且权居高位。他主持撰修《周世宗实录》,续编《唐会要》,编撰《五代会要》。这对研究唐、五代历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释读

因《成王为城濮之行》可以跟《左传》对读,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但简文个别字词和句子的释读仍有讨论的余地。如简文的"寻(从殳)"应即清华简等的"鄩郢","蒍"应即清华简的"为郢",地望今湖北宜城。"客于子文"可能是"以子文为客","寡持肉饮酒"即"孤持肉饮酒",意为独自拿着肉喝酒,与下文的"举邦贺余,汝独否"意义相合,等等。对简文全部九支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可以对全篇进行语译。

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

通过分析王夫之对礼学争议"濮议"的评述,可以看出王夫之的礼学思想既有突出"礼"的人性情感基础的一面,同时又不乏对礼学政治规范价值的充分认识,使其与宋儒礼学思想之间既呈现出差异性,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眉户集锦《羽衣新谱》考述

《羽衣新谱》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眉户集成。编者王小屏嗜好曲歌且熟习韵律,把改良戏曲作为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他编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启民智,移风易俗。该书现存的版本亡佚严重,仅有铅印本和油印本并均非完璧。现有的曲子汇编仅收有《羽衣新谱》第五卷的部分曲目且错误甚多。《羽衣新谱》的编排与曲调结构有关,曲目编排总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全书由简趋繁,每卷结构相似。《羽衣新谱》的整理对保护和发展这一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重要的意义。

稼轩词的北归及其走向——兼论元好问在其中的作用

金代后期,部分稼轩词作通过非公开途径传回北国,被元好问推举为北方词坛的新高标。元好问侧重继承稼轩以诗为词、借词留连光景、感慨时事等取向,于稼轩抗金报国情怀不予置评,于稼轩豪放词风亦少有继承。此后,白朴得遗山衣钵,耶律铸侧重借鉴稼轩词咏物、留连光景,失之片面,至王恽始能大力表彰其忠义大节,北方才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稼轩词。

不应被历史遗忘的中国核物理研究先驱——读《王普先生纪念集》

对于中国的核物理研究,起步早且取得重要成果者,除了大家熟知的王淦昌、钱三强和何泽慧之外,还有王普。王普先生是现代核物理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山东大学物理系的创建者和核物理学科的奠基者。《王普先生纪念集》可以让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位科学家,进而了解山东大学物理学科的发展以及中国核物理的早期发展。本文介绍了王普的生平、对核物理的研究以及开展的教材建设和科普工作,希望物理学界同仁们不要忘记这位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先驱。

蒲松龄与王鹿瞻

文章通过对《王氏家传世系族谱》的检索,考定了蒲松龄郢中社友王鹿瞻及其相关史料。蒲松龄与王鹿瞻从郢中时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王妻虐父家庭变故导致二人关系最终破裂。这一变故既是蒲松龄创作《马介甫》的主要诱因,也是蒲松龄创作的心理和现实双重郁积倾泻的突破口。

在不同的探索之间——以新时期之初王蒙与宗璞的小说创作为观照对象

在新时期之初的探索小说中,王蒙与宗璞的作品是主要的代表。它们虽然共有着"探索"的称谓,但是它们探索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第一,它们对荒诞的理解不同,王蒙的小说将荒诞处理为一种历史背景,以突显主人公品格的光辉与伟大,而宗璞的小说则在更大程度上将荒诞当作了令人不堪回首的生命存在,以表现主人公命运的乖谬与悲惨;第二,它们希冀的内容不同,王蒙的小说敏感于时代的变化,通过主人公对时代变化的种种感知,向读者传递出了新时代到来时所应该有的繁杂却又有节奏的律动,而宗璞的小说专注于人学话语的回归与建构,通过变形的艺术手法将种种荒诞体验展现出来,在传递出人们希冀人学话语回归讯息的同时,还表达了对主体建构的认真思考;第三,它们的艺术追求不同,王蒙的小说大量使用了联想、回忆等意识流的手法,而宗璞的小说则更喜欢在细节和情节上使用象征手法。

王朴律之我见

王朴律的提出在我国律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然而,20世纪以来,我国的音乐学家们对其解释却是各不相同。从王朴律的音分数和弦长数可以看出,王朴律是在三分损益生律法的基础上,采用加减进退法,稍近十二平均律的一种独特的生律法。

论王璞的短篇小说创作

王璞的短篇小说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它不太注意故事的完整,而着重表现一种意绪、一种情调,有一种浓郁的抒情气息和沧桑感,文字也比较考究。她以自己的坎坷经历为基点,从女性的独特视角出发,巧妙构思作品,反映了恋爱与婚姻中的幸与不幸。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诗歌创作论

《蒲褐山房诗话》蕴含了王昶独特的诗歌创作艺术理论:一是辩证对待性灵。诗歌抒发真情实感的同时,需注意"止乎于礼";二是主张妙合情景,采用具有一定符号色彩的意象抒发内心世界,以达到情感的共鸣;三是诗歌需变化新奇,打破一定的诗歌审美传统,使诗歌呈现特殊的风格。

王昶论诗歌创作的基础条件与审美追求——基于《蒲褐山房诗话》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认为时代风貌、自然环境、个人主观因素是诗歌创作的基础条件。同时,他认为诗歌创作需追求清丽淡雅、铿锵凄楚、痩硬刻峭的审美,表现了他诗歌审美追求的多样性。

史景迁和蒲松龄的“缘识”——以《王氏之死》为中心

史景迁是当今国际汉学界杰出的史学大师,在其史作《王氏之死》中,蒲松龄这个名字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聊斋志异》的篇章也被数次采用。史景迁和蒲松龄的"缘识"决非偶然,而是有诸多因素做支撑。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借助《聊斋志异》解读蒲松龄,并通过蒲松龄观察郯城社会现实。另外,史景迁整合《聊斋志异》的故事材料,使这一史著极具文学色彩,史景迁和蒲松龄的"缘识"也可以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作一解读。

郑和下西洋与漳州——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漳州做为东南沿海的重镇,素有舟楫之便。明初,在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有漳籍内官王景弘的贡献,漳州、镇海卫所亦有多名将士襄助。明代漳人张燮《东西洋考》、吴朴《顺风相送》均收录了郑和下西洋的重要信息、资料。

《聊斋志异》之“异”与王铎傅山书风之“异”的根源探析

蒲松龄之《聊斋志异》于写作手法上一改唐宋以来志怪小说渐趋白话的历史发展潮流,而重启魏晋志怪小说的古文写作风尚,所谓“志异”之“异”即在于此。这种标新立异的创作理念与实践,与明末清初书坛王铎、傅山之张扬个性、追求新异的书风可谓异源而同流。分析这两种艺术形式出现的内在原因,对认识《聊斋志异》在艺术上独树一帜的特殊性和王、傅书风的特异性,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族谱所见王鹿瞻资料

王鹿瞻是蒲松龄的郢中社友之一,在蒲松龄交游人物中占有较特殊的位置。《王氏家传世系族谱》全面提供了王鹿瞻的家世、婚姻、科举及其相关信息,填补了其人及其家族资料的空白。

《山海经》及郭璞注校议二十八例

《山海经》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典籍,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山海经》及郭璞注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不少文献错误,对我们正确理解《山海经》带来了障碍,因此需要经过仔细校勘,尽量还原其本貌。本文利用学界较少关注的元钞本《山海经》和王念孙的手批校语等资料,对《山海经》及郭璞注的二十八处文献错误作了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