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名儒王心敬的亲情诗探析

王心敬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在他现存的近七百首诗作中,亲情诗有六十余首,涉及母亲、妻子、兄弟和子侄,表达出夫妇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人伦风貌和光宗耀祖的责任与荣耀。其亲情诗运用比兴手法,善于将义理融于情景之中,语言朴实、情感真挚,体现出作为理学家的真儒硕士特色。

《冷斋夜话》“王安石改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事考辨

《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在读到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之后相当赞赏,并将苏轼原稿“日胜日负”的“负”字改为“贫”字,这一改动最终得到了苏轼的认可。不过,这两处文字在《冷斋夜话》的不同版本以及后世引用中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历代学者对王安石究竟是“改贫为负”还是“改负为贫”、苏轼的定本所用为何字以及此事的真伪都有不同意见。根据有关史料,王安石当是通过李琮读到苏轼此文并表示赞赏的;苏轼的原稿与定稿都是“日胜日贫”,改字之事乃子虚乌有。这则亦真亦假的轶事折射出宋人讲求“以一字见工拙”的文学创作与鉴赏观念以及他们对王、苏两人理想关系的想象。

杜集东渡考:兼谈10—13世纪日本文人对杜诗的利用

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一样,杜甫文集最早以完整的书卷形式东渐日本,极有可能就是圆仁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唐大中元年)归国时带回的二卷本《杜员外集》。10—13世纪的东亚,白居易风潮全盛,结合这一时代背景钩沉史料可知,圆仁历尽千辛万苦抄来的这部《杜员外集》之所以未被著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与承和遣唐使节团中正副使之激烈冲突不无关系;同时,也与以天皇为首的贵族文人对白居易诗歌有狂热的爱好以及慧萼抄入南禅院本白居易集有着密切联系。不过,到了平安后期乃至镰仓幕府中期,王洙注《杜工部集》与郭知达《集注杜诗》相继传入日本,终于为杜甫诗文在日本文坛乃至政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之后兴起的五山禅林尊杜风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渲染作用。

论王安石与苏轼的治水方略——以玄武湖与西湖为例

王安石与苏轼是北宋思想、文化、政治上的巨人,人们对其相互关系展开过多方面论述。王安石治理玄武湖的巨大失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苏轼治理西湖取得巨大成功则是妇孺皆知的史实。从对玄武湖与西湖治理显示的治理理念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探讨王安石与苏轼的治水方略,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可以提供多方面启示。

试论马莳《素问注证发微》对王冰注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目的]总结《素问注证发微》中马莳辩驳王冰注文的特点,探析马注与王注的关系。[方法]查阅《素问注证发微》中马莳辩驳王冰的注文,分析马莳对王注提出的批评性观点,对比马莳与王冰对经文的不同理解,从用语表达、解经方法、医理阐发三个方面归纳马注特点,并总结马注与王注的关系。[结果]马莳在辩驳王注时,常使用“非“”浅“”缺”三类用语,表示对王注不同程度的辩驳观点,其解经方法可归纳为五类引证分析法与四层文理分析法,且多引《素问》《灵枢》经文为证。在医理阐发上,马注在理论范围的认识、理论内涵的分析、穴位位置的确定上均与王注存在差异。[结论]马莳运用更为全面的解经方法,从更广的理论层面解读经文,辩驳王注,不仅形成了系统的解经思路,亦启发了经文含义的更多可能。马注对王注既有批判性继承,也有创新性发展,推进了对《素问》的研究。

北宋著名学者作品考辨五则

文章细绎相关史料,考证北宋时期的五位著名学者的生平事迹,或作品撰者、系年问题:宋初学者梦英的生卒年、《颜氏家庙碑跋》的撰写者、王安石《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的撰作时间、著名画家李公麟的中进士之年、苏轼《题鲁公书草》的题写时间等。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王禹偁、苏轼谪黄心态比较论——以二人黄州谢表为中心

王禹偁与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心态上有较大差异。王禹偁上《黄州谢上表》自明其志,表现出强烈的职责意识,其对于贬谪一事是问心无愧的。王禹偁还继承了《楚辞》中的抒情手法,抒发了自己的一腔怨情。而苏轼的《到黄州谢表》则充满了“劫后余生”的侥幸,他对神宗皇帝的赦免深怀感恩,并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过错,在文中流露的感情是哀而不怨的。苏轼的谢表有全身避害之意,较之王禹偁之文更能得君臣之体,体现了他豁达的个性。

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苏轼和王守仁的仕途与文思

苏轼(苏东坡)和王守仁(王阳明),这是两个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顶级影响力的名字。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相差400余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一个是北宋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一个是明代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的生活道路、政治生涯、文化贡献、历史影响都很不相同。但苏轼和王守仁,有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比如他们的社会背景、政治抱负、人生遭遇、思想倾向、文化情怀等等。比较苏轼和王守仁的相同与不同,对于认识、反思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和文化走向是有启示意义的。

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看王十朋对苏轼诗的接受

王十朋是著名的南宋状元,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南宋诗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王十朋在政治上的名声远大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后世对于王十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生平事迹、从政履历等方面,故而对其诗歌的研究相对滞后。王十朋和苏轼虽分属两宋,但个人经历和立身行事思想都有共通之处。王十朋还曾为苏诗作注,通过对《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分析探究,可知王十朋较为青睐苏轼的七言诗,注释相对较多。其中,王十朋的诗歌典故多出自苏诗,他也曾多次化用苏诗,其诗歌风格也与苏轼有相通之处。

新安医家汪机《石山医案》辨治泄泻特色探析

通过整理《石山医案》发现,汪机治疗泄泻遵李东垣、朱丹溪之法,重视甘温之药的运用,发展了“调补脾胃,培元固本”的思想。对于药物误用损伤胃气而致泄泻者,法当从补,以人参、黄芪大补脾胃之气;对于症状与脉象相反者,法当四诊合参,审证求因;对于反复因食而伤者,不应拘泥于药物治疗,法当节食静守以恢复胃气。汪机极其重视患者形色及发病时令,但不为因时制宜所囿,提出“舍时从症”以图治病求本。同时,汪机在用药时还注重剂型的选择,选方用药严谨,辨治泄泻常以人参、黄芪、白术等甘温之药,少佐行气之品补中寓行,使补而不滞,可获良效。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

医疗社会史视域下王粲死因的新探索——对“麻风”“疾疫”二说的重勘与省思

在寻绎王粲死因这一重要问题上,关键信息应当采信《何颙别传》而非《针灸甲乙经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意在宣扬医道、自神其术,其笔下的张仲景诊王粲病案具有强烈的学术建构倾向,叙述细节难以信从。考诸典籍、征之医理、衡以常情,王粲曾罹患甚至死于麻风病的说法难以成立,至谓王粲辞世与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有关,亦出于史料辨析失照后的误为牵合。王粲晚年体型、心态、创作风格的变化,乃至最终的死亡,当与“五石汤”所致药源性疾病相关。重勘王粲死因这一经典论题,对今后的中古医疗社会史研究不无启示意义。

“妙善公主”模式的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探讨

中国佛教要在现代期内平稳发展,必须要在“佛教中国化”和“观音信仰”这两个基本维度下功夫。进入中国的宗教必须能够保证与当地的宗教或文化进行对接,或相互发生影响,从而促进两个异质的宗教与文化发生强烈的互动,同时又在一个内体中共同成长,也不排除最后形成一种特质的宗教与文化。对“妙善公主”类的观音信仰,应看到它的背后存在的民间信仰主因,这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是地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结合之后而出现的结果。隋唐之前的观音信仰主要分布在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宋代以后观音信仰的地方化元素则呈现全面开花的势态。观音信仰证明,中国佛教界始终自觉地走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尽可能将外来信仰改进为民族性信仰,完成“在地化”转换。印度传来的“妙善公主”之观音信仰母本《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部分元素被当地中国佛教界接受,创造新的“妙善公主”观音故事,再经过历代佛教徒不断地增衍,故事内容日益丰满,并且不断地扩编,最后成型变成中国佛教界自己的故事。观音信仰“在地化”表现,得到当地文化认可,受到当地文化尊重,影响了当地文化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点的“佛教中国化”现象。

当新学遇上旧诗——论严复评点王安石诗的背景、渊源及立场

严复一生评点多种古籍,手批王安石诗是其中一种。他之所以关注王安石,绕不开清末变法思潮的影响以及他对梁启超的批判态度。严复评点王安石诗,不仅与郑孝胥的交游有关,还与闽派诗学关系密切,并受时代诗风的影响,表现出与同光体诗论的高度契合。但是,严复阐发王安石诗与西学思想的会通之处,体现出不同于同光体诗派的批评立场,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接受王安石的全新维度与另面视角,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王安石诗研究。

王夫之势论美学中的时空问题及其意境创构机制

王夫之以易学为理据,观照诗歌艺术所体现的时空意识,在其关于“势”的诗歌美学论述中,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时空观。势以气为体,气动成势,动势乘时空而创化。气的运动必然伴随着时间的展开,故虚实往来之“势”固有其时间性“;攻守之势”所内在的虚实对待关系则为一种空间结构“。取势”以直觉的方式取体现对象物固有之理的最典型最集中最精妙的画面、瞬间。一动一静交替运动变化所构成的时空结构形态,实则为一种动静相宜的生命“节奏”。审美之“势”,为诗书画乐普遍存在的规律,是在动静交替变化中,时间率领空间、时空一体的音乐化生命节奏和形式。王夫之势论美学思想中的时空合一观及其节奏观,对于艺术意境的创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宋代医官磨勘制度初探——兼论王安石思想对其影响

磨勘是宋代对于官员进行考核迁转的制度。但宋代初期在制定官员磨勘制度之时医官并未涵盖在内,并且医官的转任也有着相当的限制。北宋历次重大改革均将医学教育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自此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医官转任的限制也有逐渐放松的趋势。在王安石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宋政府出于管理的需要,于熙宁年间正式确立医官磨勘制度。至宋徽宗重新启用变法派,于国子监设立中央医学,医官磨勘制度结合中央医学的设立有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发展。虽然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善出现过种种乱象,但医官磨勘制度对后世的医学发展有深远影响。

王安石市易法与官药局流变新探

两宋时期是古代官药局的初创期和蜕变期。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是官药局创置、发展、流变过程中尤为关键的制度链条。首先,官药局的创置,缘起于市易务卖药所垄断销售太医局熟药的争议。神宗就此诏令市易务卖药所改隶并重组太医局,统筹太医局熟药的制售机构资源,力图实现平价营利与慈善惠民的双重目标。其次,官药局的运行及发展,是市易法实施后专卖制度在医药领域的实践拓展。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市易抵当监官也是地方药局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市易抵当机构在市易法被废除后依然在央地之间官药的统购分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官药局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流变,根源于官药营利与惠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徽宗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围绕太医局进行的再造,结果也适得其反。这最终导致南宋中后期依靠地方力量捐助或另筹资金重新开设的地方药局,不再具有“官”的职能特点,而是蜕变为以赠药和义诊为主的慈善医疗机构。

王先谦三家《诗》的编辑思想--以《诗三家义集疏》为中心

王先谦辑录西汉鲁、齐、韩三家今文《诗》说,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不囿于门户,提倡创新。王先谦编辑的《诗三家义集疏》呈现出鲜明的思想特点:重视文字训诂,注重考订异文,全书以考据为主,亦能阐释诗旨,讲究微言大义,对宋儒朱熹弃《毛诗序》而言《诗》者多有所采;辑录三家《诗》说,亦能征引历代研究《毛诗》学者之论述,兼综并蓄,并参以己意,详为疏解;继承了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注重辑佚和实证,考辩三家源流,稽考时人著述,集清代三家《诗》之大成。

“文变染乎世情”:论王骧《存实吟草》的多元面向与文化意义

镇江文史学者王骧的诗词自选集《存实吟草》见证了作者与江苏文史学人圈的交游情况,建构了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及其中文系的历史记忆,记录了20世纪后半段镇江风土人文及社会发展状况。体现了王骧溯追杜甫、记录时代的诗学精神,具有较为重要的地方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