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豁达与光明——评龚文瑞的传记写作

龚文瑞关于王阳明、苏东坡的传记写作,是以传主与赣州的空间关系为中心展开书写的,这一方面使龚文瑞的传记写作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传记中展示丰富的地方史料也为赣南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另一方面,龚文瑞采用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叙述方式,在拓展读者历史知识的同时,也给读者予审美想象,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人生思考。在传记中彰显出来热爱、豁达与光明的格调,是王阳明、苏东坡传记的精神底色,也是龚文瑞自我的人格追求。

论王安石与苏轼的治水方略——以玄武湖与西湖为例

王安石与苏轼是北宋思想、文化、政治上的巨人,人们对其相互关系展开过多方面论述。王安石治理玄武湖的巨大失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苏轼治理西湖取得巨大成功则是妇孺皆知的史实。从对玄武湖与西湖治理显示的治理理念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探讨王安石与苏轼的治水方略,对于今天的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可以提供多方面启示。

《冷斋夜话》“王安石改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事考辨

《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在读到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之后相当赞赏,并将苏轼原稿“日胜日负”的“负”字改为“贫”字,这一改动最终得到了苏轼的认可。不过,这两处文字在《冷斋夜话》的不同版本以及后世引用中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历代学者对王安石究竟是“改贫为负”还是“改负为贫”、苏轼的定本所用为何字以及此事的真伪都有不同意见。根据有关史料,王安石当是通过李琮读到苏轼此文并表示赞赏的;苏轼的原稿与定稿都是“日胜日贫”,改字之事乃子虚乌有。这则亦真亦假的轶事折射出宋人讲求“以一字见工拙”的文学创作与鉴赏观念以及他们对王、苏两人理想关系的想象。

明何孟春“王肃代安国序”说的源流影响

何孟春《孔子家语注》是《家语》传世本中的重要一极,书前所录《孔子家语·后序》及何氏识语是批判《家语》的重要文献。其实,何孟春本《后序》源自《文献通考》,何氏将段前领起语“王肃注后序曰”改作“魏王肃序曰”,进而怀疑王肃代替孔安国作序。因何孟春能自圆其说、何孟春本刊成较早、传播媒介众多以及顺应了当时的辨伪潮流等因素,“王肃代安国序”说广泛流行。郎瑛上承何孟春之说,改王柏《家语考》并臆测“孔衍之《序》意亦王肃自为”,后经朱彝尊、戴震等人递相转引、推演,渐失本义。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王禹偁、苏轼谪黄心态比较论——以二人黄州谢表为中心

王禹偁与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心态上有较大差异。王禹偁上《黄州谢上表》自明其志,表现出强烈的职责意识,其对于贬谪一事是问心无愧的。王禹偁还继承了《楚辞》中的抒情手法,抒发了自己的一腔怨情。而苏轼的《到黄州谢表》则充满了“劫后余生”的侥幸,他对神宗皇帝的赦免深怀感恩,并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过错,在文中流露的感情是哀而不怨的。苏轼的谢表有全身避害之意,较之王禹偁之文更能得君臣之体,体现了他豁达的个性。

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看王十朋对苏轼诗的接受

王十朋是著名的南宋状元,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南宋诗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王十朋在政治上的名声远大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后世对于王十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生平事迹、从政履历等方面,故而对其诗歌的研究相对滞后。王十朋和苏轼虽分属两宋,但个人经历和立身行事思想都有共通之处。王十朋还曾为苏诗作注,通过对《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分析探究,可知王十朋较为青睐苏轼的七言诗,注释相对较多。其中,王十朋的诗歌典故多出自苏诗,他也曾多次化用苏诗,其诗歌风格也与苏轼有相通之处。

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苏轼和王守仁的仕途与文思

苏轼(苏东坡)和王守仁(王阳明),这是两个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顶级影响力的名字。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相差400余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一个是北宋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一个是明代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的生活道路、政治生涯、文化贡献、历史影响都很不相同。但苏轼和王守仁,有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比如他们的社会背景、政治抱负、人生遭遇、思想倾向、文化情怀等等。比较苏轼和王守仁的相同与不同,对于认识、反思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和文化走向是有启示意义的。

苏辙与王巩交谊考论——以苏辙诗文为例

北宋文人好交游,因各自志向、理想或是政治倾向组成了不同的文人集团。苏辙为北宋官员,“唐宋八大家”之一,性格深沉,感情细腻。王巩出身官宦世家,性格洒脱,潇洒恣意。二人因较高的道德水平、相似的仕途经历、相同的兴趣爱好等因素交游长达数十年。二人互相扶持,彼此成就,是古代知识分子君子之交的典范。本文以苏辙诗文为例,探讨二人友谊的发端及发展过程并简要总结二人交谊密切的成因。

苏轼《浣溪沙·端午》创作时间新论

苏轼《浣溪沙·端午》(轻汗微微透碧纨)一词,自曹树铭最早为其编年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创作于绍圣二年(1095)端午前一日,唯有张志烈认为创作于绍圣三年(1096)端午前一日,但其编年仅根据该词与《王氏生日致语口号》一诗内容上的相近,欠缺说服力。通过对苏轼端午词创作的考察,知苏轼端午词往往不以端午节俗为重心,仅将端午节作为抒发自我胸怀的背景,而《浣溪沙·端午》却连写三项旨在辟邪除病的端午节俗,可知辟邪除病即为苏轼创作此词时心中最为重视之事。再联系绍圣二年(1095)秋所作表现朝云染病的《三部乐》一词以及朝云在绍圣三年(1096)端午过后仅仅两个月便因病逝世,可推知《浣溪沙·端午》一词当作于绍圣三年(1096)端午前一日,其背景则是苏轼为病重的朝云祈福望其能够健康长寿。

王世贞《苏长公外纪》版本源流考

《苏长公外纪》是王世贞编纂的关于苏轼事迹的资料汇编,涵盖其文谈、诗话、行状等,其中所载史料对研究苏轼具有重要价值,且对《百斛明珠》《玉局文》等亡佚之书起到辑佚作用,又能够厘正四库本《说郛》、乾隆三十七年(1772)本《蛩溪诗话》之异文,校勘价值亦不容忽视。万历九年(1581),王世贞曾期望徐孟孺刊梓,实际是否刻梓未可知,但确曾成书,凡十卷,今佚。后经璩之璞、汪廷讷与杨益豫等多次校刊,得广其传。现有十六卷本、十二卷本与十五卷本三个系统,十六卷本删减较多,质量不佳。万历二十三年(1595)燕石斋本为今存最早的十二卷本,由璩之璞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借得抄本,增删校勘,次年刊行。万历二十四年(1596),汪廷讷覆刻燕石斋本,更“璩之璞校定”为“汪廷讷校定”。崇祯二年(1629),陈之伸以燕石斋本为底本刊入《宋四大家外纪》中,增删调整,成十五卷,虽有正误之功,但内容删减不少。清末杨益豫以汪刻本为底本进行校刊,虽校正燕石斋本,新讹误亦有不少。总体来看,燕石斋本问世较早,且质量最佳,次为清刻本,他本又在清刻本之下。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从诗歌看苏轼的仇池公案、仇池情结及其他

仇池是甘肃一座山名,仇池也是华夏民族一个国名。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期间,苏轼偶得产自广东的两块奇石,并写有《双石》诗。回朝后,把奇石命名为“仇池石”。苏轼仇池情结形成究其原因,是因为倾心歌咏仇池的杜甫,爱屋及乌;也是因为仰慕歌咏仇池的陶渊明,石头等于桃源;更是因为仕途失意,欲以“仇池”寻求寄托。没想到却引起当年好友画家王诜的觊觎,给苏轼“以小诗”“借观”奇石,实际“意在于夺”,霸为己有,于是形成一桩诸多诗友借与不借纷纷唱和著名的仇池公案。仇池公案给我们启示是交友要有道德底线,不能夺人所爱,爱物不能凝滞于物。

当代话语转型视角中的“王朔现象”

对于众说纷纭的“王朔现象”,我们应以科学理性的严肃态度,将其置入当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考查。因为“王朔现象”将文学还原为生活,把人性复归于自然,用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来彰显个性,生动地揭示了当下人的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最终填补了自然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的历史缺席,并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话语模式。

《春秋》“素王”考论

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诸侯之间,以行道为己任。晚年归鲁,作《春秋》,欲垂法于后世。汉代儒家因以孔子为“素王”,并欲行其道于汉代。然“素王”之说,汉人皆无疑议,至魏晋始以为僭妄之说,后世儒家遂讳而不言。文章详考“素王”说的基本内涵及后世儒家的不同态度,并结合古代相关文献,揭示出孔子欲效法汤、武而得国自王的抱负,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休戚相关 荣辱与共——论苏轼与王巩的交谊

苏轼与王巩关系密切而全面,既有政治上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也有文学艺术上的共同爱好,更有生活上的多种联系。双方不因境遇变化而有所改变的真挚情谊,特别是患难时的不离不弃,谱写了人间自有真情的乐章。

浅议儒家道家思想对王冰的影响

通过对王冰《素问》注文的梳理 ,分析王冰学术观点与道家、儒家思想的理论传承关系。认为王冰的许多养生学观点均源于道家 ,如主张少私寡欲、自然无为、恬淡守道 ,注重饮食起居等等 ;在医理方面 ,其阴阳、天人相应、气机运动等观点均深受儒家求理思想的影响。强调道家、儒家思想对王冰的影响不是单一的 ,而是呈现重迭交融之态 ,同时指出 。

从“以学术杀人”到“以理杀人”——兼谈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明末何良俊、清初颜元的“以学术杀天下”、“朱学、王学皆杀人”这二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戴震的“以理杀人”,三者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即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专制主义。考察思想史上的这一段进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启示。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