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下)

作为孔子之道的鲜明标志,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自孔子时代至北宋初年,孔子之学始终是儒学的基石,孔安国、孔颖达等后代学者更是承袭孔子之道,致力于阐释其学说,为儒学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孔氏家学中的经史子集著作及其人文思想,为儒学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丰富了儒学的内涵。最后,孔氏家学在南北朝、唐宋及其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恪守传统,修正异数,确保儒学不偏离孔子之道的轨道。清代经学的复兴,正是得益于孔氏家学数百年的坚持与修正。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与程颐易学思想之比较

苏轼和程颐在北宋中期影响非常大,他们分别是蜀学和洛学的创始人。苏轼和程颐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也非常有影响,由于二人学术思想体系不同,他们在易学解释原则与方法、思想与运用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通过对苏轼和程颐易学思想的比较,由此也可以反映二人在学说体系方面的差别。

王船山四书学著作与《船山经义》年考

船山四书学著述主要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等。根据所考,正其名定其时,以为已佚的《四书详解》和《四书集成批解》其实分别就是《四书训义》与《四书笺解》;并且,各书成稿有一个从《稗疏》到《考异》,进而《读四书大全说》,再到《四书训义》、《四书笺解》的先后秩序问题。是故,可知有二:其一,船山治学其学深博无涯,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汉学与宋学兼治,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其二,船山四书学著述可分为早年、晚年两个时期区别对待。此外,对与船山四书学思想颇有关联的《船山经义》之内容和写作时间也作了细致考订。

再评王安石：新法、新学的关联审视

历来对王安石的评价多以其"熙丰变法"的功过为依凭,而忽略了在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下,以经学史的角度为切入点,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给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同时探讨他在经学研究上的路径与特点。《三经新义》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充当新法推行的辩护书,作为推行新法的理论根据,以实现"一道德""定于一"的政治谋划。《三经新义》作为国家科举考试新标准,破除汉唐以来的经典训诂之学,而代之以经典义理之学,故宋代儒家义理之学的勃兴,实由荆公新学扫清道路。此外,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首次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将《孟子》一书正式升格为"经",为其后宋代经学的义理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与《周易》研究

作为杰出学者、学术巨擘、国学大师的王国维,虽然在经学层面上对《周易》有其相当高明的宏观把握,但在史学层面上却对《周易》利用不足,甚至不免疏漏;而在哲学层面上,对《周易》着墨甚少,实则未能尽其才情,留下了不少学术遗憾。

“红学”成因之辨

自现代学科立场亦即一般意义上观,"红学"应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即使从特殊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也难以成为具备自主性品质的专业学问。"红学"成"学"之因,必须从华夏固有的经学本源中探索,从"脂学"及其学统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追寻,这也是一门旧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乾嘉学术两种风格的统一——略论王鸣盛的治史特点

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兼具经史,以经学起家,却以史学名世;其治史,既有众多精良的考证成果,又有不少生动的历史评论,在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同时他又能够较好地将微观考辨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认识。通过对王鸣盛治学特点的总结,可以为更加科学地分析乾嘉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提供重要的参考。

“苏学盛于北”说再考察

“苏学盛于北”本是明清学者对北宋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的文学、艺术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广泛传播情况的概括。但学界有一股倾向,认为这里的“苏学”不限于文学、艺术,还包括苏氏的经学著作、哲学思想。实际上,从苏氏经学著作的刊刻、宋金文化的交流、金朝科举的主流、金朝儒学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金朝晚期理学与苏氏经学在北方地区的势力比较等方面来观察,苏氏的经学及其哲学思想在北方长期不受重视,晚期虽然得到一些大儒的青睐,但同时理学也“复苏”过来,理学势力明显在苏氏经学之上。因此,那种试图把“苏学盛于北”的“学”扩大到儒家经学层面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苏学盛于北”说只适用于文学艺术层面,而不能说在儒家经学和哲学方面也可以应用。

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三苏”并称与苏洵苏辙散文的经典化历程考论——以公元1127—1279年为中心

在1127—1279年这一北宋散文经典化的重要时期里,"三苏"阐述经史思想、政治观念的策论类文章得到了文学选本的突出重视,"三苏"在散文经典体系中的并称也包含了"苏学"的因素。苏洵、苏辙散文的经典价值更明显地依托其学术性内容。作为"苏学"的起源,苏洵散文被这一时期的知识精英建构为包含内容思想、写作技法、风格个性等多重维度的文学经典。苏辙散文主要凭借其史论类文章的思想观点受到广泛关注,其论点中与儒家正统观念相契合的成分得到了理学家的高度认可。

从“以学术杀人”到“以理杀人”——兼谈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明末何良俊、清初颜元的“以学术杀天下”、“朱学、王学皆杀人”这二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戴震的“以理杀人”,三者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即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专制主义。考察思想史上的这一段进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启示。

王闿运阅读旨趣探微——以《湘绮楼诗文集·王志卷》为例

王闿运是晚清民初著名经学家、文学家。阅读、笺注、著书融贯其一生,经学与诗文独树一帜。文章从"通经致用"的阅读社会论、"为学当治经"的阅读教育论、"治经必先习礼"的阅读方法论、"经史之分"的阅读比较论四个方面探讨了王闿运关于读经、治经、通经的经典阅读旨趣,期冀对王闿运学术思想以及经典阅读研究有所启发。

经典的力量:中国传统的现代去路——从汉代经学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影响谈起

文献在整个古代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构成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其最高表现是特定文献的组合即儒家经典,不仅是人们行为目标和规范的最高说明,而且是表明国家活动合理性和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终极依据。汉代经学的发展对这一传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包括通过立五经博士而使六艺被置于特殊地位,以及通过对儒学形上学的建设和强化对儒学的经世的运用使儒家经典组合最终具备指导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的至高品质。古代文献传统本身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已不存在。学术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典的永久价值在于脱离原本纠缠的形态而显示古代中国认知本身所达到的成就。

《周易正义》之编撰

唐代为五经撰正义,为注疏统一之始。清儒服膺汉学,主翔实,故于《正义》多所讥诋,讥其虚浮。然唐时,儒玄合流,既已蔚为风气,孔氏《周易正义》之所以以形上学为纲纪者,亦非无故。此外,《周易正义》释义先以辅嗣为本,旁引汉魏南北朝诸说以供参证,有驳有断、有议有辩,与《书》《诗》《札记》诸疏之参据旧疏、杂出众手者不同。具体而言,《周易正义》调融南北,荟萃诸家,故用王而不固于王;参以玄言,故义理架构颇与老庄相通;渐染于浮屠,故排佛而用佛;发明义例、考辨意旨,自下新义,故有学术价值可言,尤宋人疑古开新之先导,非株守一先生说者可比。

廖平和王闿运学术异同考

王闿运入蜀主掌尊经书院,不仅是王、廖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是近代湘学和蜀学的风云际会。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是在开拓视野、学术转型和治学方法上,而廖平对王闿运虽然不无影响,却是很微弱的。廖平虽然受王闿运影响较大,但从深层学术思想上看,是和王闿运大异其趣的。这是容易为人忽略的地方,明此方可公允地看待这一段湘蜀学术佳话,也能因此更好地了解廖平学术思想的特点。

《三国志》所述汉魏经学考

陈寿《三国志》是研究汉魏经学的重要文献。汉末今古文之争不止,但陈寿已极少提及当时仍有影响的今文十四博士。今古文之争造成经学内部分裂,而郑氏学与荆州古学的崛起在局部实现了经学的统一。因此,三国经学的主流也由东汉今古文之争演化为兼融今古的郑氏学与荆州古学之争,而郑玄后学与王肃的论战深化了这种竞争关系。在官学层面,陈寿更重视王肃父子在曹魏官学的地位,对郑氏学立于魏初则含混其辞,这一叙述或与晋初王学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辨“经”“史”关系--兼及国学“核心”说

对于"国学"的学术品质,"国学"的文化价值,"国学"的社会意义,学者多有不同理解。进行相关分析,必然涉及"国学"的真正内涵。对于"国学"的理解,我们看到有"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的说法。回顾春秋战国中国思想学术原创时代的文化形势,儒学只是百家之学中的一家。传统文献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经学列位最先,但是学术总量有限,甚至远远不如史学。而"六经皆史"的说法,其实也是有合理性的。在"国学"名义得到肯定的民国时期,国学学者的工作对象绝不仅仅是经学。考察清华国学院导师们的教研内容,多在儒学、经学之外。

论王逸《九歌》章句的经学化阐释特征

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完整的阐释《楚辞·九歌》的著作。王逸将《九歌》主要思想内容纳入儒家思想框架以及《诗》之比兴的解释体系中,开创性地总结了“依经立义”和“依诗取兴”的核心阐释思想。阴阳思想在其阐释中也占据不小的比重,甚至部分内容体现了谶纬化的倾向。在经学的大框架下,王逸对屈原创作《九歌》的动因以及对屈原其人的关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大概的作者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包含王逸个人化的理解在内的。

西汉儒家学者王吉及其经学活动考述

琅琊王吉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儒家学者,也是《韩诗》与《齐论语》的传人。依据《汉书》对琅琊王吉的记载,兼参其他典籍,考察王吉的生平事迹,重点论述王吉的经学活动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