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诗品》之纤秾、绮丽及其与王维诗风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二十四诗品》与王维诗风的关系予以了肯定,但具体的分析论证却还是很不够的。《二十四诗品》中的《纤秾》、《绮丽》以及它们与王维诗风的关系是:《纤秾》、《绮丽》较为清楚地反映了王维诗风的一些重要特征,王维诗风是纤秾、绮丽在诗歌实践方面的主要代表,《二十四诗品》的确与王维诗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空及其生态美意识

王维是盛唐时代一位佛学修养深厚的诗人,其山水诗具有禅意,具体体现在"空"字上,包括空灵宁静的意境塑造与空寂心态的具体展现。其中包含着万物和谐,人与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和谐的生态美意识。佛家对于自然生态有自己的理解,即万物皆缘,万物平等,因此表现出亲和自然的心态。受其影响,王维的山水诗也表现出亲和自然的生态美。这种生态美意识又对其诗的澄明宁静特点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王维《使至塞上》新解

王维诗歌《使至塞上》中的地名多为泛指、虚指,意在以"汉"喻"唐",处处洋溢着作者奋发、进取的激昂豪情。王维出使塞外,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早年的侠客豪情,是促使其出使塞外的内在动力;监察御史、肩负王命,是出使宣慰的职责所在;朝中党争、政局变动,是其出使塞外的外在促因。

试析关于吴稚晖退出西山会议的原因

吴稚晖退出西山会议,没有在1925年走上与共产党彻底分裂之路,原因很复杂。本文认为直接原因可能与西山会议的另一个主题"倒汪"有关。和汪精卫有着长期友好的交往且一向维护汪精卫的吴稚晖,是不可能与西山会议派在"倒汪"的意见上达成一致的。

王维的生态观及其诗的生态形质

以现代定义观,王维是个纯粹的自然中心主义者。王维淡泊生活、适意自然的人生追求,反映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和生存智慧,这使他在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体验中表现出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理念与和乐内容。而这种生态观所生成的生态智慧,使王维最佳状态地进入到自然美的最优层次,深入到造化的核心,体感到自然山水的真谛神理,也使他成为最具"同享其他生命幸福的能力"的幸福的人。王维的审美体验达到了宗教体验或哲学体验的层次,其诗以物各自然的生态呈现,展示出极为深邃清远的优美意境,表现了无限自由的天地精神,无论从哲学还是审美的角度,都达到了澄明空灵的一派天道自然的生态形质,堪称中国文学中生态文学的范型。

王维《能禅师碑并序》探析

《能禅师碑并序》是王维受神会所托为六祖慧能撰写的一篇碑铭。作为现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有关慧能禅师的史料文字,文章清晰而简练地记述了慧能大师的一生,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不仅如此,文章一方面对慧能以及南禅思想进行了精辟的阐释,另一方面也展示了王维融儒释道为一体的变通思想,思想含蕴丰富。此外,这篇碑铭也显示了王维的文学才华。文章融散入骈,骈散结合,属对多样,用典精当,达到了华实相符、文质彬彬的审美境界。

从王安忆、陈染到卫慧:个性张扬的变奏曲

王安忆、陈染和卫慧是新时期文学当中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她们的创作都在某个时期代表着某种文学潮流,表现了女性个性的发展,她们在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和命运之间的强大张力时,又在心理上进行了深层的刻画与剖析。因此,在关注三位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深层次个性及其流变时,就应用心理学的眼光去审视。

从《世说新语》中王徽之的形象看魏晋风度

从《世说新语》中王徽之的形象,可以看出魏晋风度是崇尚自然、风流自赏、不慕功利、纵情任性、潇洒飘逸等。这种风度产生的根源有战乱、对政界的厌恶、儒家思想崩坏、老庄思想盛行与个人意识的觉醒等四个方面。

儿子·父亲·男子汉——论常星儿小说集《回望沙原》的成长内涵

成为男子汉是儿子的成长目标,也是父亲对儿子的希望。由于儿童的生活际遇不同,他们的成长道路也不同。常星儿从父与子关系的视角展开叙述,揭示了当代辽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某些共性问题,特别是父与子之间关系的问题。透过这些关系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同时作家还表现了儿童对传统的父辈文化的超越,这是时代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留下的烙印。

高邮王氏父子与《高邮王氏四种》

清代杰出的音韵学、训诂学、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世称"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的著作《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和王引之的著作《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学术界称为《高邮王氏四种》。论文简析了高邮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因,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高邮王氏父子和《高邮王氏四种》仍备受当代和现代学者推崇的观点,王氏父子迄今仍为治学的榜样,而他们的著作堪为当世学术的根柢书。

由“任真适性”到“身心相离”——从创作心态看陶渊明与王维田园诗之不同

陶渊明与王维同为田园诗人,但他们写作和对待田园诗的心态却有较大的区别。陶任真适性,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其诗歌风格表现为拙朴自然。而王维则是以赏爱的态度去观照田园,具有极强的文人化倾向,其风格相应表现为秀美雅致。

王弼《易》学始立官学考——兼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制度的兴废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制度的详尽考索,本文认为,王弼《易》学始立于官学的时间应在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即公元442年。其设立与东晋后期玄学与佛学、经学的融合以及私学教育的发展有极密切之关系。

王氏父子书帖中的一组同义词

摘释王氏父子书帖中的一组同义词 ,辨析差异 ,略探源流 。

南京出土明代陕西布政使司左参议王徽墓志考释

近年南京出土的明代名臣陕西布政使司左参议王徽墓志,详细记载了王徽的生平事迹,对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墓志经重新释读,不仅订正了以往释文中错误,而且还与史料中录文相校正,对一些问题得出更为全面的认识。如《明史》本传记王徽于宪宗朝疏陈四事,今据墓志并与其他史料相印证,实为五事;王徽弹劾牛玉而被贬普安,墓志详录其于普安之事迹,此可补益相关史料。

从定位法看中国传统乘除运算的变迁

乘除定位法是解决数学问题中积或商每一位的数量级和单位的方法,目前发现最早的记录出现于南宋杨辉的《算法通变本末》。时至明代,筹算逐渐为珠算更替,吴敬、王文素和程大位等学者进一步将定位法归纳为完整的珠算定位系统。欧洲笔算传入后,中算家结合东西方传统定位法,发展出中西合璧的笔算定位法。通过梳理乘除定位法的发展变迁史,从算理视角分析可知,不同的计算顺序和计算方式导致了定位法的不同表达,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乘除运算及数本身的不同认知。同时,以定位法之变迁窥见乘除算法在不同运算工具体系下的演变过程,说明筹算向珠算的转变模式并非只是计算工具的简单改变,而是伴随着数学规则和范式的一种内在转变。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对比研究

将《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进行细致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细节和详略程度上仍有不少差距。因此,不能仅因成书时间即断定前者完全抄录自后者。成书于刘宋时期的《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主要参考《东观汉记》中对乌桓、鲜卑的记载,其无疑是研究汉代乌桓与鲜卑历史最重要的专传,尤其是对东汉中后期及之前乌桓、鲜卑的记载更具价值。对王沈《魏书》中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应一分为二看待。王沈《魏书》对东汉中后期以前乌桓、鲜卑的记载史料价值较低,而与曹魏相关的乌桓、鲜卑史料则价值较高,后者也基本被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