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杂帖的语气词“也”

"也"是古代汉语中最为常见的语气词之一。《汉语大词典》认为"也"表疑问时与表反诘、祈使一样,需有相关词语连用,今从二王杂帖来看,并非如此。

赵孟頫、沈尹默比较三题

赵孟頫、沈尹默同属湖州籍,都以借古开今为变革手段,矢志不渝地推行传统二王书法,两人的书坛背景、文化底蕴等方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分时风变革、书学渊源、书坛影响三个专题对赵孟、沈尹默作了深入的比较。

邢侗的书法实践对当今书坛的意义

位列"晚明四家"之首的邢侗,在明清之际尚"奇"的审美风潮下,始终坚持传统,将二王奉为圭臬,积极刊刻《来禽馆帖》,其自身的书法实践也心摹手追,不离二王谱系,无论是楷书还是行草书都立足于传统,扎根在魏晋隋唐的肥沃土壤之中,为后人留下了珍贵资料。分析其书体,有利于全面认识和了解其书学思想和实践,为当代书法创作和研究者提供借鉴,同时也张扬一种始终不渝、坚守传统的精神。

《兰亭集序》与琅邪王氏

魏晋第一大族琅邪王氏除了在经济、政治上拥有特权外,还通过主导文化来发挥其影响力。东晋时期,琅邪王氏经常参与或组织的上巳文人雅会,在士族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王羲之组织兰亭集会的家族文化背景。《兰亭集序》由乐而悲的感伤基调,既与魏晋文人雅会的传统主题有关,也与琅邪王氏家族的衰落和王羲之坎坷的仕途经历有关。

王羲之书法地理空间解读

书法与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地理环境影响了书法,书法的发展也反哺于特定地理环境下的书法文化,两者互动共生。沂蒙地理环境、江南地理环境促进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发展、成熟,同时,王羲之书法也促进了这两地书法的繁荣。从横向的、空间的、地理的维度去研讨王羲之书法,既为传统的书法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书法家、书法爱好者恢复对自然的记忆,从而有助于重建书法与自然乃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从王献之声高宋齐到王羲之复盛梁陈——南朝主流书风的转变

虽然以"二王妙迹"为指归成为南朝流风,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各自所引领的书风在南朝的影响力又有着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即从"王献之声高宋齐"到"王羲之复盛梁陈",走上了一条从妍到质的回归之路。

二王杂帖校记

王羲之、王献之的杂帖是东晋书札的典型代表,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历史诸方面的宝贵资料。然而,要读懂二王杂帖绝非易事,一方面是语言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在历经多次摹刻、传抄之后,今本早非其本来面目。本文在参考多种录文和丛帖的基础上,结合语言、历史等,对二王杂帖作了全面校勘,共涉及257通,出校记498条。

康熙对古代书家的学习及其宗王喜董的书法观

康熙对古代书家作品有着较为广泛的学习取法。《石渠宝笈》中著录了康熙临摹二王以降包括智永、褚遂良、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祝允明等名家书迹169件,其中临摹董其昌的作品最多,有63件。从这些作品的时间分布看,康熙从少年时代开始直到晚年,对古代书家作品的学习都不曾间断。《石渠宝笈》和《佩文斋书画谱》著录了较多康熙对古代书迹的题跋。通过对这些题跋的梳理,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康熙推重晋人书法,以二王作为评价包括董其昌在内的书家水平高下的标准,宗王喜董成为康熙重要的书法观念。同时,其在题跋中也表达了学书是为政余暇之事、书家当重人品修养的主张。康熙宗王喜董书法观念的形成,有书法发展时代背景和自身喜好的因素,也有政治因素。

沈曾植眼里的二王--从海日楼藏《兰亭序》《圣教序》与法帖探沈氏书学观点

浙江省博物馆藏沈曾植捐赠《兰亭序》拓本有40余种之多,通过整理识读这些拓本册页中的题跋批校,可以看出沈曾植的日常书写与艺术表现之间,既有不疾不徐的工整与翻覆跌宕的潇洒之差别,又有学理与实践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本文遴选了11种《兰亭序》、2种《圣教序》和5种刻帖,通过沈氏的只字片语,并结合对应校参,补充了许全貹、柳岳梅整理的《海日楼书目题跋五种》和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来探寻他的点滴书学思想。沈曾植的以学养书,开拓了乾嘉以来学人书法的格局,也正是他在实践中的诉求,促使他用自己的眼光和审美导向选择青睐的碑版刻帖,并不一定严格按照版本学上的优次排序,甚至在鉴定上并无太多见解,但却能用帖与帖之间的比较和溯源作为他独有的方法来认识各类书体间的流变,进而用书法的风格断代作为他目鉴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