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想的现实主义表征——读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稿》

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直接延续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蔡元培、邓以蛰的学脉,并且远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德国美术史传统。王逊在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尤其是《中国美术史稿》等著作中,特别强调“美术史是一种科学”,注重基于马赫主义的实在论来揭示中国美术史“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将其作为“创造新美术的依据”,以及追问“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美术史”,其实都是启蒙精神的具体表征。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著作或有具体欠缺乃至错误,但他在特殊时期为研究中国美术史以及撰写相关的著作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努力,尤其是他所一再追问的“为什么要学习或研究美术史”,仍然拥有其恒久的意义。

信仰与欢娱:徽州忠义神崇拜的形成与发展——以汪王神、世忠庙神、双忠庙神为中心

徽州忠义神信仰是其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带有儒家价值观的神灵崇拜,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从现实人物到忠义神灵,从小范围的民间祭祀到整个徽州的信仰活动,忠义神信仰发生了量到质的蜕变,这些变化离不开民众和政府的双向推动,而徽州社会对忠义神信仰的实践也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信仰图景。

“立人”之思及其实践意志——“王得后鲁迅”的核心维度

“王得后鲁迅”是2022年出现在学界的一个概念,阐释它的全部含义是还在进行中的学术工作。但在鲁迅研究史上已成共识的是,王得后最先提出并富于体系性地论证了鲁迅的“立人”思想。他既以此透视鲁迅的内在魂灵,对鲁迅的整体思想进行体系性阐释,亦在此基础上思考鲁迅对“立人”理想的生命践行。经由对鲁迅的学术研究和自身的杂文写作,王得后藉鲁迅为媒介与当代中国的各类文化思潮、社会现象保持着交流、回应直至碰撞。“王得后鲁迅”最基本的构成,首先是以鲁迅为本位的学术研究,继而一以贯之地凸显着经由阐释鲁迅写作杂文,以求对中国人及其社会进行改良的实践意志,并由此确立起自身在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精神生态中的独特地位。

阳明心学对荀子学说的融摄

由于程朱理学对荀子的批判,导致荀子在宋明两季的地位一落千丈,然而阳明心学却对荀子学说持有较为宽和的态度与同情之理解。就荀子最受诟病的性恶论而言,如何处理孟荀人性论之间的巨大张力,是阳明心学绕不开的问题。其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胡直为代表,坚定不移地坚持孟子性善论,以性善论重新解读荀子的学说;二是以王阳明为代表,溢出孟子性善论的范畴,创立了独特的人性学说,以性之本体与性之发用的分析模式,安置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两种处理方法都体现出阳明心学对荀子学说的宽和与包容,但王阳明以性之发用的说法指称荀子的人性概念更加恰当、准确。

文本与世界之间:鲁迅和汪曾祺小说中的重复意蕴

小说以语词形式表现人类现实生活,时间的矢向维度和空间的立体维度是考察作品叙事结构的重要因素。重复作为作品叙事手法之一,构筑着作品的时空结构,同时是作者的时空观念在文本中的表达。重复亦对作品的节奏、象征意义、情节氛围的营构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故重复包含着作者对外在世界的感知以语言的形式在文本中的还原。重复不仅结构了文本,也建构了部分的现实人生。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自有其传承谱系,寓其共性于个性的表达之中。鲁迅的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比较他与汪曾祺两人的小说作品,不难发现重复的运用是其中的相似因子之一。通过重复的角度,比较两人小说中关于重复的运用以及重复对文本的作用。

《仁峰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

《仁峰集》所载丰富史料显示出明中叶徽州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激烈变化。政治方面体现在赋役的改革和基层管理体系的调整。经济方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业贾和习儒并举,在儒贾互动的过程中,儒贾观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社会方面体现在宗族世婚制依然盛行,又有所松动。《仁峰集》所载史料反映了当时徽州社会的一般特点,对阐释整个明中叶社会的不少问题亦具独特价值。

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

中国比较文学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质,一开始就是以跨文化为其特点的,阐发研究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无论是20世纪初期西方小说的翻译和研究,还是汇通古今中西的文化巨匠王国维和鲁迅,都充分说明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不是舶来之物,而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当前,面临世界的大变局,中西方学者密切关注文化的自觉和多元共处共生的全球化发展等问题,提倡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百年来中国文学在古今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不断演进,以跨文化文学研究为主轴的比较文学精神必将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崭新的格局。

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

20世纪中国鲁迅学的最大成绩,就是80年代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政治化、概念化、工具化的鲁迅研究方法受到抵制,从根本上扭转了只是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为"经义"提供材料和例证的"经学"之道。进入21世纪,中国鲁迅学逐步走上了全面、系统地搜集和占有资料,回到鲁迅当年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对鲁迅作理性分析,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现实的科学道路,取得了与20世纪截然不同的新认识与新成果。这种思维方式的扭转和研究路数的端正,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寻回失去的自我,逐渐恢复独立思考能力,努力追求鲁迅原有价值以运用于现实的体现。简而言之,就是实现鲁迅的"人间化"。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从理论上实现了鲁迅的"人间化",新世纪则从生活细节和史实考证上充实了这一目标,使一位立体的、活生生的人间鲁迅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这既是新世纪中国鲁迅学取得的最大成绩,也是新世纪即"后鲁迅时代"中国鲁迅学最突出的进展与特点。

鲁迅与汪敬熙

汪敬熙是在白话小说产生之初开始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品不多,人也很快退出了文坛,继而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鲁迅从开始就注意到了他的小说作品,在自己的文章中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并对汪敬熙本人的创作报以很大的期望。另外,汪敬熙也是客观写实的作家,与鲁迅相似,写作为了揭示现实,是“有所为”而发,尽管他本人对此并不赞同,客观的效果却是如此。

论鲁迅的影响与王鲁彦的乡土小说创作

王鲁彦的小说创作深受鲁迅的影响,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以写实笔法写出乡镇社会的冷漠与无情,以幽默讽刺的笔调叙写故事刻画人物,尤其是对乡镇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都可见出其深受鲁迅的影响。在鲁迅的影响下,王鲁彦以其朴实细密的乡土写实风格小说成为享誉文坛卓有成就的乡土作家。

论焦循对王国维戏剧研究的影响

近代大学者王国维治戏曲,深受焦循多方面积极影响。从指导思想看,焦循“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进步的文艺发展史观,给予王国维深刻影响与启迪,成为其珍视元曲而撰写《宋元戏曲考》这一权威性不朽之作的理论指导和推动力;从戏曲流派观点看,王国维主张戏剧摹绘真情实景,“字字本色”,反对雕琢、虚伪,崇尚“自然”、“意境”,是在焦氏为代表的清中期以来“本色”论派理论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从审美价值取向看,王国维推重立足世界文学之林极富悲剧意义的元曲杰作,鄙薄大团圆格套,与焦氏审美观一脉相承;从戏曲研究方法看,王国维娴熟掌握了朴学大师焦循以考据学治戏曲之术,并与西学逻辑推演相互影响、制约,完美结合。王国维戏剧研究的巨大成功,多得力于焦循,又有明显的拓展和超越。

中医、西医与病人——中西医论战下的疫病书写

近代传染病学引发了社会观念的全面变革,对细菌的恐惧成为现代国家社会动员的心理基础。而在中国,细菌环伺的恐惧与列强环伺的恐惧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新文化知识分子在科学主义正当性之下,不遗余力批判中医的情感动力。本文以中西医论战为背景,以新文学创作中的急性传染病书写为中心,通过对陈大悲、孙伏园、鲁迅、叶圣陶、王鲁彦、许钦文等人相关事件的分析和文本的细读,揭示启蒙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微妙张力在新文学作品中制造的缝隙,同时也呈现传统医学的近代境遇,为从知识角度反思新文学提供个案。

王培荀对传统史学的发展与创新

王培荀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过程中,对传统史学多有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念与认识,在传承之中体现出创新意识,他的史学思想和史料观对后来晚清民国史家新史学的观念形成起到启迪作用,具有进步性。王培荀勤于撰述,记载保留诸多珍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后人研读、了解明清两代社会状况不可或缺的资料,方便学者,嘉惠后人。

鲁迅与1980年代思潮论纲

鲁迅研究奠定于中国革命时期,在1980年代形成了之后的第二次高潮。1980年代王富仁研究模式取代陈涌模式意味着中国启蒙主义在鲁迅研究界终结了革命文化对鲁迅的权威解释。启蒙主义使用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概念来描述鲁迅的反封建思想,回避了鲁迅与中国社会进程的诸多研究课题。1980年代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主要通过《野草》等文本呈现了鲁迅的心灵世界。对鲁迅的"中间物"思想的阐释构成了1980年代鲁迅研究历史的重要环节:鲁迅研究框架由启蒙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提出了启蒙主义无法包容的价值命题,汪晖、王晓明等研究者通过对鲁迅的阐释揭示了1980年代的认同危机,但现代主义的提问方式无法与鲁迅研究历史形成有力的对话,也无法结合中国社会变动与发展来讨论鲁迅的思想,最终现代主义以对鲁迅的否定和对价值问题的简单解决终结了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

从“反抗绝望”到“向下超越”——汪晖鲁迅研究述略

在汪晖的学术脉络中,"鲁迅问题"与"中国问题"之间始终存在深刻的互文关系。鲁迅是汪晖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坐标,与此同时,通过在当代中国思想领域中建立的批判坐标,汪晖亦不断展开鲁迅所携带的历史丰富性。鲁迅的思想、文学创作及其文化批判实践都是高度政治性和历史性的。伴随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汪晖对于鲁迅思想及其文学世界的阐释也不断向历史纵深处沉潜,并愈发深刻地与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与社会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

鲁迅和王国维对独立品格的追求

20世纪的文化巨子鲁迅和王国维毕生都在追求自己独立品格的完成,由于他们不同的性格、禀赋和觉悟,导致了他们对独立品格的不同追求,最终,有着历史中间物意识的鲁迅超越了时代的最高境界,完成了人的独立品格的伟大追求;而王国维虽曾产生过现代人本思想的萌芽,却难敌旧传统的压力,对独立人格精彩的追求成了一个令人扼腕的未完成的追求。二位先贤的心理历程,对我们构建现代人格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仁峰文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

《仁峰文集》记载了明中叶徽州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丰富内容。政治方面体现在赋役制度的改革和保甲制度的建立;经济方面表现为徽商的发展与儒商的兴起;社会生活方面主要表现为世婚制和早婚。《仁峰文集》体现了汪循的主要思想,也集中反映了当时徽州社会的概况,是研究明中叶徽州社会的宝贵材料。

汪曾祺对鲁迅的体认及其后期创作

1980年代,汪曾祺一方面将鲁迅视为中国现代抒情化小说的开创者,为其小说的“非典型性”“风俗画书写”“散文化结构”找寻到合法的历史理据;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上他努力向“艺术家鲁迅”靠近,借鉴鲁迅在遣词造句上的技巧,常锤炼“新词”,以“单音词”代替“多音词”,使用加框的“视觉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同时,他通过剖析鲁迅的古文修养,提醒1980年代的文学界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重要性。对鲁迅的体认,既投射着汪曾祺的历史困境以及他对未来文学道路的选择,也体现了他当时关于文学语言的思考。

“东南亚鲁迅学”的本土建构

在鲁迅的域外传播史上,东南亚因拥有庞大的华人社群而尤显独特。东南亚鲁迅研究不仅在国内逐渐受到重视,在东南亚各国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基于国内外东南亚鲁迅研究的茁壮发展,"东南亚鲁迅学"已初具规模。从学术史的梳理可见,新马的鲁迅研究与鲁迅书写堪称东南亚的区域标杆,以王润华为代表的本土学者在鲁迅研究与新人培育方面都成绩卓著,而《鲁迅在东南亚》的出版则是立足本土建构东南亚鲁迅学的第一次集体呈现。

沿着鲁迅的道路——对王瑶与陈平原之学术研究的不完全考察

在承继和发展鲁迅的学术研究成果方面,王瑶和陈平原师生二人是较为突出的代表,由王瑶首倡并由陈平原继之的有关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研究,曾对20世纪末的相关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古文人生活》中,不仅可见王瑶所受鲁迅有关魏晋文人创作及思想观点的影响,更可发见王瑶在鲁迅相关研究基础上的拓展与创新。王瑶之后,陈平原所作有关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及关于现代学术史的考察等,都显示出其较强的学术史意识和史家眼光,他本人也在承继鲁迅的文学史撰写理念基础上,对现代的文学史书写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构想并作出有益的尝试。假以时日,他当能在这方面有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