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教授应用经方治疗咳喘病的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初探

王玉教授临床工作50余年,将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方面造诣深厚,见解独到。王玉教授在治疗咳喘疾病时首辨寒热虚实,根据寒热真假,虚实夹杂的不同阶段进行治疗;注重经典,善用《伤寒论》经方,治疗咳喘病主张分经辨治;认为咳喘病位在肺,与五脏失调密切相关,治疗时注重调和五脏;重视科研,将临床与科研紧密结合,研制出多项治疗咳喘疾病的院内制剂及气雾剂;作为专家指导国家、省市级课题,临床及科研相互贯通,硕果累累。通过对王玉教授经验和学术思想的总结,以期为临床辨治拓展思路和方法。

王敔《蕉畦字溯》探析——兼谈对其父王夫之文字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王敔的《蕉畦字溯》分为四卷:“辨微”卷以《说文》释义为标准,明确文字的正确用法;“订别”卷和“正误”卷以《说文》字形为标准,认为后代新造异体字和字形演变造成的异体字都是别字误字,应当订正;“字书误读”卷以《集韵》所注反切为标准,既纠正民间误读,也纠正不合反切的语音演变,目标是追溯文字的正确使用、书写和读音。《字溯》虽然在形式、内容和思想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但继承了王夫之宗尚《说文》的文字学思想,也继承了其探讨字际关系的视角和方法,还建立起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学研究框架,推进了王夫之的文字学研究。

基于余映潮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的研究

“主问题”设计是余映潮于1993年在评析徐振维《白毛女》的课堂教学时首次提出来的。余映潮的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是相对于课堂上切实且随意的连问、考验式的追问和连续性的碎问而言的,是语文阅读教学活动设计中能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现立足于余映潮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的教学实践,结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20)及新课程所倡导的教学理念来丰富语文教学实践,积累教学经验。

Walking into the world of Li Yu

Li Yu is a failure as emperor,but as a ci writer h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indisputable emperor to take the crown.A brief life of Li Yu is first presented to account for his failure as emperor and success as a ci writer.Then some of his ci poems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es of court life,love and lamentation over past splendor.In the end,his achievements in ci writing are summarized by citing Wang Guowei's words from his Comments on Ci in the Human World.

新历史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原生文本探究——谈三个代表人物的理论贡献

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国内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陆续出现了先导、第一、第二、第三批研究者。先导研究者最先为中国引入了新历史主义这一思潮或者这一方法论,而第一批研究者则为整个国内新历史主义的译介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张京媛、盛宁、王岳川三位学者对新历史主义的译介和研究成为后来新历史主义理论研究的典范,其文章、编著或专著等相关研究成果成为国内研究新历史主义的“原生文本”。之后的第二批和第三批研究者虽然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但其不少研究则是在先导和第一批研究者成果基础上的再研究,并且很一部分文本属于“衍生文本”。

新乡土叙事的空间展开与伦理重塑——论付秀莹“芳村三部曲”的写作谱系

此前对付秀莹芳村叙事的研究往往聚焦于独立文本而缺乏整体关照,重审“芳村三部曲”,可以发现作者的新乡土叙事从空间、伦理两个维度展现写作谱系的完整性和充实性。在故事空间、文本空间和跨文本空间的多维视域中,“芳村三部曲”形成进乡-离乡-返乡的叙事结构,从传统/现代、城市/乡村的角度揭开芳村的伦理变迁。芳村乡土空间的塑造、人际网络的建构与心态动能的积淀,为芳村新乡土空间的展开与伦理重塑奠定基础。乡村振兴为芳村带来产业、视野、伦理、心态、肉体等方面的修复与革新,展现了芳村的新乡土空间格局与伦理重塑。“芳村三部曲”将文学的历史性与审美性相结合,为理解乡村、书写乡村提供了新的可能。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

早期五行说及其政治思维——以“和实生物”旧说与新说为中心

“禹平水土”和《洪范》五行畴属于原始五行说,二者相为表里。在殷周时期,平治水土或理顺五行是圣王治理天下及其居位受命的正当性所在,目的是“彝伦攸叙”。“彝伦攸叙”有多方面的含义,但以“和”为核心价值。不仅如此,原始五行说还包含着“和实生物”说的萌芽。“和实生物”包括史伯所述先王旧说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新说,旧说与新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土为中心行,而后者无中心行。新说更具普遍性,更接近于实际经验和生活常识。新说和旧说都以“生物”为根本指向。“和实生物”说的应用很广,晏子的“和与同异”“水火相济”“可否相济”和孔子的“和而不同”等说法都是新说的推演。此外,早期五行说都带有政治思维的特征,它既是从政治出发,又是为政治服务的。

《醉花窗医案》杂病辨治特色探析

[目的]探究《醉花窗医案》中王堉对各类杂病的辨治思想和特色,为中医临床诊疗提供参考。[方法]对《醉花窗医案》全文所列医案、医论、地方水土论、药材论、简方验方论等内容进行归类分析,并结合其他相关古籍,系统总结王堉的学术思想和杂病辨治特色。[结果]《醉花窗医案》为山西著名医家王堉所著,共收集101案,内容精巧、深刻广泛。王堉立足天人合一,精于脉症,辨证准确,主次分明;认为脾胃健运为摄生之本,当以调胃为先、补脾为重、化痰清热为变;又兼顾肝肾,以“清泄肝热、活血舒郁、益阴养血”次第疗法治肝郁杂病,以“滋水制火”解内伤阴热;并善从三焦气化治疗诸类水湿痰饮杂病;又活用古方验方,与道地药材互补加减。[结论]王堉在辨治各类杂病方面独具特色,尊古而不拘泥,思维严谨,辨证用药精准有序,能为现代中医临床治疗各类杂病开拓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学习和临床诊疗参考价值。

论俞樾《庄子平议》中“理训”的生成——以俞樾《庄子平议》对二王《庄子杂志》的继承为中心

俞樾《庄子平议》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庄子杂志》的考据形式与考据结论均有吸收。俞樾《庄子平议》的一大特色,是在对二王《庄子杂志》继承的基础上,一方面发展了二王“相对为文”的考据形式,使“相对为文”成为可以不依赖任何考据质料的考据形式;一方面提高了以庄解庄考据质料的地位,使《庄子》文句的结构和语义成为可以支撑结论的唯一考据质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共同作用造成了“理训”的必然生成。“理训”既是文献考据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文献考据学的基本精神有所偏离。

《阿英》与陈淑卿

王敏入、陈淑卿夫妇是淄川著名的孝子、孝妇,他们悲欢离合的婚恋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蒲松龄据之创作了《阿英》。《阿英》曲折地反映了陈淑卿重归王家之后,伺候公婆,很少与丈夫相聚的无奈。小说中的甘玉婚内有一次远行,这是照搬王敏入、陈淑卿的事迹,而陈淑卿卒于顺治末年,由此可以推知王敏入的北京之行实际上是在顺治年间,而不是通常所谓的康熙年间。

王安石与韩愈“以问为诗”的对比研究

韩愈诗中包含问句的诗歌占比接近一半,问的内容和方式也十分广泛,“以问为诗”是其诗歌的一大特色。王安石作为唐音转宋调的关键人物,将韩愈作为师法对象。在对韩愈的文学接受中,王安石虽有尊韩、诋韩的矛盾,但创作中却不自觉受其诗歌风格影响。王安石的问在选词造句、立意手法等方面都对韩愈进行了研习。同时又在诗问广度、艺术性、诗歌意境上对韩愈实现了新变和超越。在这种创造性的文学接受中,王安石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并深刻影响了宋诗“好议论、重学问”的整体面目的形成。

元世祖时期一次特殊的上都“扈从”活动与诗歌创作——以汪元量为中心

在元世祖执政时期,出现了一次特殊的上都“扈从”活动,即汪元量等南宋旧臣侍从被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赴上都之行。由于“扈从”对象、往返时间、随行者心情都与一般大臣扈从元代皇帝巡幸上都迥然有别,汪元量等人在“扈从”途中所作诗歌的内容、基调等也与其他文臣词客所作的上都扈从诗截然不同。这些诗歌不仅对一行人的行程做了宝贵的记录,而且反映出宋恭帝君臣降元后的实际遭遇和不幸命运,成为元代扈从文学中独特的存在。

俳谐的沉浮:韩愈《毛颖传》的经典化历程

《毛颖传》经典化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中唐到五代时期,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时代文学语境,使其遭受苛酷的嘲讽,但是柳宗元等人的称许和仿作的出现,则是其经典化的逐渐开始;从宋到元,随着宋代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愈地位提升和宋人开放的艺术襟怀,《毛颖传》在不断讨论、模拟、典故化中,被精英文人推上了文章经典的地位;明清两代,通过选本的传播、评点的文章学阐释和文人学者的进一步抉发,《毛颖传》在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也确立了经典地位。

韩愈《毛颖传》与明代假传文新论

明代假传文创作兴盛,在韩愈《毛颖传》基础上渐成一种新文体,相较于《毛颖传》的托讽意味,明代假传文强调虚、实与真、幻的“幻笔”特征,以及在表达上呈现世俗教化之趋向。而于目录分类上,明代假传文选本由集部向子部转变,由散文选本发展为类书体式,并在小说琐语、日用类书之间承担不同功能。因此,明代假传文又在创作上进一步开拓对文化、医药、博物等知识与文字技巧的运用,展示出明代士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其背后亦隐含明代知识系统的构建。

王夫之《诗广传》“馀裕”思想及其价值

王夫之《诗广传》是其借助解读《诗经》来阐发个人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馀裕”思想是其理论创新。王夫之的“馀裕”思想,即主张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应达到宽裕从容的状态,具体包含裕情养性、裕德修身、裕民治国三个层次。王夫之“馀裕”思想有深厚的思想渊源,是对《诗经》、孔子、孟子、荀子的“馀裕”观点的继承与发展。从《诗广传》的创作背景来看,王夫之的“馀裕”思想对于救治明末竞躁戾气与遗民心态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漢字演變視域下的“王”和“玉”

文章結合各類出土資料和傳世文獻梳理了“王”和“玉”由異趨同和因同求别的演變過程,分析了“王”和“玉”在古文字階段和隸變時期的使用情况和一些特殊現象,認爲隸書中“玉”字加點以區别於“王”,最遲當在兩漢之際。

王宠佑在美国及欧洲的留学经历考证

王宠佑从1901年赴美留学开始,期间先后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在欧洲逗留了一段时间。通过在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有关王宠佑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刊信息,更加清晰、详细地梳理,以呈现出他在美国留学的诸多细节,比如学习时间、攻读专业、毕业论文等,也有助于澄清前人著述中的疑点。

王国维李煜词审美批评探赜

王国维从审美判断上给予李煜词很高评价,他在《人间词话》中连续八条评价李煜词作,从“神秀”“眼界大、感慨深”“不失赤子之心”“工巧”四个方面对李煜词进行审美判断,指明李煜词所具有的审美特质,明确李煜词审美的独特方法,对李煜词审美批评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探索,对于李煜词审美实践及理论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从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论其浪漫主义书风

王铎小楷《韩愈答李翊书册》,表现出与其行草书迥然不同的格调,本文首先通过图例分析,探讨其中“篆隶融楷”与“意涉瑰奇”的艺术表现。其次结合晚明好古炫博的艺术生态,对王铎小楷精研字法表现、崇古而不泥古的浪漫主义书风进行考论。王铎对文字正脉的追求,可谓在衰颓、动荡时代中的浪漫主义理想与主体价值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