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的审美回望与理性探索——论王跃文长篇小说《家山》

王跃文凭借鞭辟入里的历史眼光和知识分子立场,以史诗性的笔法书写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传统乡土社会的变革与重建,擘肌分理地反省和批判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破产。但是,《家山》基于以沙湾村为社会横截面的“民族志”叙事,对中国现代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围绕在传统乡土社会各方力量的评价只是小说的一条明线,小说的暗线则是在多元现代性视域下通过探讨乡村建设的得失成败,特别是“乡贤”和“民间”不可忽视的价值,总结中国现代历史上乡村建设的中国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展开理性思辨与寻路。这二者共同构成了《家山》的复调叙事结构,体现了王跃文对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现代性想象与期待。

论王跃文《家山》中的生态美学意蕴

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是其乡土小说中的力作。这部小说描写了沙湾村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的二十余年历史变迁,是一部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史。王跃文通过对沙湾村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生命史诗等的生动描写,展现了沙湾村恬淡秀丽的自然生态美、融洽和谐的社会生态美和温情美好的精神生态美。在当今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社会中,《家山》意在重构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态家园,重拾传统乡土社会的温情人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山水人和:王跃文乡土小说的“人居”叙事

王跃文的乡土小说反映了当代湖南农村的社会面貌,揭示了湖南乡民的内心世界。王跃文乡土小说的“人居”叙事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复杂关系,体现了“山、水、人”三者和合共处的显著特点。王跃文乡土小说的“人居”叙事既有充分的现实基础,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山水情结”和湖南文学传统的“山水基因”的眷恋与传承。王跃文乡土小说的“人居”叙事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引发人们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延续人们对理想的社会图景的追慕;启发人们对舶来的“现代性”构想的反思。对王跃文乡土小说的“人居”叙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王跃文乡土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思想价值。

王跃文官场小说的范式意义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站在非道德化的价值立场,以近乎写实的方式展示日常化、世俗化的官场生活,对官场潜规则进行了生动揭露和深刻剖析,塑造了一批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文人型官员形象;反讽手法的运用使其官场叙事呈现出一种庄严中蕴涵着荒诞、严肃间透露出调侃、平静中饱含着批判的审美意味。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具有很强的范式意义,其题材选择、主题意蕴、人物性格、叙述风格都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官场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现代性焦虑与日常生活批判——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审美立场与艺术价值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巨大的官场日常生活世界。通过回到官场生活世界和人的本身,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在意义和价值层面展开了对官场人物的灵魂探寻和生命叩问。在其对官场充满生活气息的叙述中,凸显着的是一个有着责任和担当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思维空间和审美立场,以及在现代性焦虑中发出的对官场现实的质问和对官场文化的质询。王跃文官场小说独特的艺术创造,开辟的是当代官场小说精神重建的努力方向。

官场人性勘探者的勘探——王跃文官场小说研究述评

王跃文致力于官场人性的勘探与表现,其创作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研究者围绕着题材选择、主题构成、人物形象、叙事方式、创作特色以及创作缺失等方面对其创作进行了深入探究。同时,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憾甚至空白,诸如对其创作观念、创作心理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不足,研究的同质化倾向严重等等,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心事浩茫连广宇”——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感伤情调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萦绕着一种感伤情调。王跃文对官场中人怀着一种悲悯,对他们给予了深切的关怀,为他们吟唱了一曲官场悲歌。其官场小说呈现的是一种"阴柔之美"。正是这种感伤性情调,使王跃文官场小说从对官场生活的体验性内涵提升到了价值性话语的表达高度。

论王跃文小说创作的纯文学品格

文学界时常把王跃文称作"官场小说第一人",这是以市场眼光和通俗文学标准来衡量其作品,矮化和固化了对其文学价值的认识。事实上,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具有纯文学品格,作品底蕴厚重,充满张力,主要体现为三个向度:一、微观审视生命与人性,二、理性反思生存困境与存在意义,三、诗性叙事与诗意世界的建构。从创作本质看,王跃文是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具有纯文学立场,追求灵魂写作。

论王跃文及其中短篇小说集《漫水》

王跃文一直被称为官场小说第一人,其实是一种误读。王跃文的小说创作既包括官场小说,也有乡土小说,尤其是近期中短篇小说集《漫水》的出版,更显示出王跃文乡土小说创作的实绩。就官场小说来说,王跃文的创作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审美艺术均明显高于时下流行的其它官场小说,并且达到优秀政治小说的高度。《漫水》则承接五四以来乡土文学的传统,以鲜明的现代意识与忧患意识对现代文明是如何破坏和影响传统乡村文明进行了深刻揭示,尤其是对乡亲们的美好人性的书写以及对压抑人性破坏人性的时代、政治、历史、文化等等作出了有力批判。因此,对王跃文及其小说创作进行全面认识与把握,不仅可以避免对其误读,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一定文学史意义。

《漫水》的生死经验与现代性反思

在《漫水》中,王跃文专注于深透的土地经验和细碎的日常生活,通过乡村日静天长的生死轮回的叙事,表达了对乡土文化坚韧特质的深深敬仰。同时,这种赋予自在生命状态以崇高尊严的姿态,实际上也暗示了作者对社会现代性的文化反思。

揭开官场神秘的面纱——王跃文官场小说文化透析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可谓是世纪之交小说创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王跃文以敏锐的洞察力,犀利的笔触对宦海沉浮、权力争斗中的矛盾冲突和人物性状作了极其深刻的灵魂审视和道德评判,而且从湖湘文化、官场文化、佛教文化等方面对其蕴含的文化意味和存在的文化根源进行了深层的发掘与思考,既写出了社会的官场,也写出了文化的官场,显示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

人间温情的诗意释放——读王跃文的《漫水》

《漫水》通过余公公和慧娘娘从青年到老死的人生中晚期两性相悦、两情相知、两两相护的漫长的情感流程,写出了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以爱情为底色、受伦理道德所制约、又超越于伦理道德之上的相生相依、相敬相安的脉脉情深的人间温情。如果说《边城》重在表现人性,那么,王跃文的《漫水》,则重在表现人情,反复肯定了发自心灵深处又慰藉人的心灵的人间温情。通过人间温情的诗意释放,把东方民族淡定恬静的生存形态,把乡村百姓有情有义、有节有度的情感生活方式告白于天下。

“爱历”之后无“元年”——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表明其创作出现了有意识的转向,他的小说实现了从"政治"和"性爱"这两个基本维度进入文学、探索人性的创作构架;在此意义上,《爱历元年》既是"情爱之书"更是"人性之书"。《爱历元年》的写作动机缘于既是作者的也是小说中人物的"中年危机",对"中年危机"的破解则是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故而,爱情更多是一种精神修行和安顿灵魂的方式,对爱情"迷失"之后"回归"的只能是婚姻。

在场·典型·人本——王跃文、阎真、肖仁福官场小说论

在当代官场小说中,湖南王跃文、阎真、肖仁福三位作家的官场小说颇具个性。他们的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原则,不放弃典型化方法,注重环境和人物的刻画,其作品具有批判意义和可读性;但其视点各不相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真实的荒诞 荒诞的真实——王跃文官场小说的美学品格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官场荒诞的一面。王跃文通过官场中的一些不符合常情常理的看似荒诞甚至怪诞的匪夷所思的人物和行为的书写,观察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揭示出官场劣质文化的荒诞性和可怕性。在"真实的荒诞"的文本叙述中蕴含着"荒诞的真实"的文本价值。

现实的困窘与道德的幻象——评王跃文长篇小说《爱历元年》

王跃文最新长篇小说《爱历元年》主要描写了知识分子夫妻孙离与喜子从恋爱到结婚后十数年的情感历程,二人从乡村进入城市后相继出轨,背叛了"爱历元年"的誓言,最后在伦理亲情的感召下双双回归。孙离与喜子的遭遇折射出的是一代中年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所面临的精神危机,而以他们为中心串起的众生百相也映照了当代社会多方面的现实困窘。小说让孙离与喜子的家庭在传统伦理的感召与规训下回归正轨,但对乱象丛生的严峻社会现实却显得无能为力。

析《爱历元年》中的二元性别叙事结构

王跃文在其新作《爱历元年》中,试图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二元性别叙事结构。小说通过对传统性别结构模式的消解、对传统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突破和对男女"主体"存在意识的叙述,显露出了试图建构这种叙事结构的文本意图。

王跃文官场小说中的官员话语书写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建构了一个属于官场的独特的话语系统,对官员话语进行了传神的书写。其官场小说中的官员话语呈现言不及意、官话连篇,言少意多、回味悠长,言意分离、暗藏机锋,话语欺骗四种形态。王跃文的官场小说逼近了官场真实状态,创造了官场小说新的人文深度,开启了官场小说的新境界。

乡村生活与社会历史叙事的紧密缝合——评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

在乡土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对接中,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对1960-1990年代的中国乡土进行了颇具现代内涵深度的审视。在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里,乡土是丰富的社会历史存在。他是要从乡土审视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同时又是从时代沧桑中发掘乡土的"常"与"变"。通过对乡土的多重性观照,王跃文的乡土题材小说使我们看到的是一块更加真实、鲜活然而也伴随着深重现实苦难的中国乡村大地。

文化焦虑中的官场书写——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文化品格

王跃文官场小说以文化为支撑,对以官本位为核心的官场亚文化进行了文学化的透视,对官场人格文化模式进行了艺术性的探讨,真切地揭示出了官场权利文化的魅惑性。在对浑浊官场看似漫不经心的文本叙述中深藏着作家深深的文化隐痛和文化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