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学渐对王学的修正及其对桐城方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晚明王学末流将王阳明“心体无善恶之说”导向两个路径:一是与释氏空观合流,使士人摆落世事,消解入世热情;二是很多士人将该学说,作为纵情肆欲、不讲是非道德之借口。方学渐学术思想总体是心学立场,但他又是王学修正派。他坚持心体至善说,反对王阳明、王畿“无善无恶心之体”说,其目的是为了纯正社会风俗,维护儒家礼教。他不轻言本体,主张上达即在下学之中,推崇庸德庸言之践履,是王门中的务实派。他主张以道问学辅助尊德性,对王学末流之反知主义是一个纠正。这些思想特点,对桐城方氏族人推尊忠孝节义、重视知识教育都有很大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家族风气,成为后世方氏族人立身和写作的灵魂。

汪氏祠墓纠纷所见明清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

汪氏在祠墓纠纷解决中采取的应对措施说明:自明迄清,徽州宗族组织在自身统治削弱之时,适时把握与外族纷争的契机,运用宗族内部联合以及主动与官方联手等形式,推动着自身的统治不断地强化。

唐代《王庆诜墓志》反映的太原王氏婚姻关系

《王庆诜墓志》详细记载了唐代太原王氏及其姻亲陇西李氏成员的郡望、名讳、仕宦和婚姻关系等,颇有史料价值,且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文章依据该墓志的记载,着重考析王庆诜的郡望、仕宦,及其本人和四女的婚姻状况,或可补正史之阙。文章认为,唐代太原王氏在婚姻关系上表现出社会政治地位受到抑制、通婚对象仍多为高门士族、依旧恪守高门士族的礼法等三个显著的特点。

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

郡望建构和谱系塑造是中古士族门第成立的重要条件。郡望和士族互为唇齿,相辅相成。中古太原王氏的郡望和谱系的构成具有典型性特征。六朝时期士族郡望和谱系的边界极为森严,隋唐帝国统一,在国家主义复苏和政府权威重建的历史背景下,太原王氏的郡望呈现从高贵化走向世俗化的趋势:诸色人等均可将先世攀附至毫无血统关系的同姓名流,也可随意伪冒著名郡望。中古时期真伪相参的谱系塑造,见证中古门第郡望从界限森严到普遍滥用的演变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力量角逐消长的鲜活反映。

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

明清徽州宗族婚姻圈有以下特征 :第一 ,婚姻缔结以县境地域范围内特别是周边邻近宗族为主要对象 ;第二 ,徽州境外的婚姻缔结与徽商的迁徙和经营地域圈的扩大有关 ,长期经商外地甚或侨寓外地的徽州商人在商业经营或土著化进程中与当地人士结成婚姻 ;第三 ,徽州宗族的婚姻缔结以几个大的宗族为主要对象 ,相互之间结成世婚之家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婚制在徽州的盛行 ;第四 ,较多以业儒仕宦为背景的宗族相互结成婚姻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婚姻背后文化上门当户对的特征。

巴土家族神崇拜的演变与历史文化的变迁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族神崇拜随其族群迁徙的历程、社会历史的转型而几经演变，经历了由向王天子崇拜到白帝天王崇拜而后土王崇拜的交接更替。不同的族神崇拜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地域文化，表现出巴、土家文化统一而多样的特征。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清徽州宗族与基层社会治理——以祁门南源汪氏为例

祁门南源汪氏从北宋初期迁居祁门南源后,很快就成为人丁兴旺、房派众多的望族。从北宋至清代中叶,南源的村落规划建设共有四部曲,并形成了初居聚落、坂上和屋基里三块相互联系的村落格局,完成了生存空间的拓展。明清时期南源汪氏通过兴立文会和订立合同、勒石刻碑等村规民约的方式来教化族众,努力营造良好的乡村社会环境。南源汪氏还以山场诉讼的方式来维护宗族的合法权益,以此来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南源汪氏采取的多途并举、叠相为用的治理方式是明清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超稳定结构的重要保障。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西学与义学的融合——近代上海沙船业著姓王氏家族办学研究

上海百年名校南洋中学由晚清沪上沙船业著姓王氏家族所创,自甲午战后至民国年间,在创校者王维泰及继任者王培孙叔侄的苦心运筹下,学校历经了从旧式族塾义学到新式国民学校的嬗蜕,并在新式教育发轫之初中西文化显现张力的时代背景下,卓有成效地探索出一种"西学"与"义学"相融合的办学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同于教会系统,又有别于官绅兴学,是传统家族办学遭遇"近代化"之后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文化适应力。

流寓韩国的泰安名臣世家——明末遗民王以文族系新考

韩国历史上著名之"九义士",乃指明清之际随同朝鲜质子入境的九位明朝士人。其中之王以文,传系明臣王楫孙。王楫为明泰安州人,故里即今岱岳区范镇大王庄。范镇王氏所藏道光钞本《王氏族谱》中,不少内容堪与韩国史料相印证。两者在王楫及其先世的记述基本一致,而王楫之后则存在较大差异。入朝王氏系出于泰安范镇王氏家族洵无疑义,但王以文是否为王楫之孙,仍有进一步查证之余地。

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

明中叶以后,江右王门学者广建书院、频繁地举办讲会活动,不但推动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发展,也使学术思想得到传承,并广泛流传于乡村社会。在学术思想草根化过程中,王门学者又将之与地方宗族紧密结合,在加快了宗族内部整合的同时,也使宗族更主动地承担起乡里的责任,如主持地方公共事务、教化乡里,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甚至为乡村利益而与政府谈判。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邹守益及其家族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不仅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化乡"理念,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而且整合并凝聚了王门学者团体,成为重要的地方"清议"力量。

从两件敦煌文书看代北虏姓士族的地方化

在对代北虏姓士族和分别反映唐初期、后期士族情况的两件敦煌文书,和宋人撰写的《太平寰宇记》进行了简单介绍的基础上,再把三份史料中出现的虏姓士族郡望分布情况列表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出,虏姓士族在唐初还是以河南郡为其主要郡望所在,但已出现地方化的例子。到唐后期,郡望分布则出现了明显的地方化。这也说明到唐后期,虏姓士族士族化程度的加深和社会对其士族身份的认可。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清代宗室郡王封谥考

多罗郡王在清代宗室封爵中位列第二等，清代对郡王册封及予谥均有着特殊的规定，初封时要拟加封号，薨逝后要追加谥号。本文根据清代皇族家谱──玉牒的记载，主要介绍有清一代关于宗室郡王的封谥情况并予谥时所用的满字与汉字等问题。

江苏太湖洞庭东山王氏家运不衰原因探析

江苏太湖洞庭东山王氏家族自元末以来至今便兴旺发达,长盛不衰。究其原因,实与该族以忠厚传家,气节相尚和亦官亦商有密切关系。

王阳明与浮峰诗社

明代中后期,文人结社之风盛行,王阳明受此影响,多次参与结社讲学。其中对浮峰诗社感情最深,曾于正德八年(1513)、正德十六年(1521)至嘉靖六年(1527)期间多次参与浮峰诗社活动,一边赋诗结社,一边讲学传播心学主张,有力推动了越中讲学和文人结社活动的盛行,也促进了王学在越地的形成与发展,培育了一批如王畿、钱德洪、徐爱、黄绾等阳明弟子。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

在永嘉之乱南迁浪潮中,太原王氏家族王柔、王泽两大宗支族人大部分迁往建邺。王柔宗支中的王沉后裔王浚却留在了北方,据《华芳墓志》与《王温墓志》记载,王浚有庶子五人,嫡子二人,庶女二人,嫡女三人。其居地,王浚在其父死后与王泽宗支别居,后因王浚封地与任官于幽州,在北方战乱不已的情况下,永康年间举家迁徙于幽州;永兴元年(304),王浚母姑儿孙具聚集于幽州;至建兴二年(314),王浚被石勒所杀,其庶子之子王准率族人迁往乐浪;至北魏时期,在统治者"辟召贤良方略"政策的感召下,王氏后裔又在王评的率领下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后随北魏迁都,徙居洛阳。

家门氏族与刘宋文学区域差异

主要从文人里贯切入,对刘宋文学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探讨了家门氏族与刘宋文学区域差异之间的关联。就区域文人群落而言,作者较多的群落,属于身份地位高且重视子弟文学、文化修为培养的家门氏族,主要以新兴士族彭城刘氏、长盛士族琅琊临沂王氏及没落士族吴郡"四姓"等家门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