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之学与区域治理:江右王门的静修与践履

在明代思想史上,江右儒学是阳明学的重要代表。自周敦颐以来,江右儒者围绕“静”论,在本体意义与实践价值上均有突破,尤其是对“静”与“敬”的关系以及践履方式上,表现出体用一致的特点。江右学者积极倡行乡约,注重躬行践履。这说明,江右王门在发展地域之学和优化区域治理上两者兼备。这个例子为反思明清儒学转型,提供了新角度。

王船山《读通鉴论》公私观的伦理向度与价值指向

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公私观对历史上的公私观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性评析,并将公私从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延伸至治国安邦、国家大义和文明延续的论域,使公私观包括个人修德、国家治理和文明发展诸方面的要义,将中国伦理文明的公私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王船山公私观的伦理蕴含和价值指向表现在将公私观与义利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刻论述了“古今之通义”的至上价值;将公私观与兴衰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入探讨了“社稷轻而民为重”的价值机理;将公私观与历史观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深度揭示了“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历史理性。弘扬王船山公私观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培育社会主义公私观,培育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道德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伦理文明,具有精神启迪和价值滋润的时代意义。

功夫只在自己——王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论解读

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以“功夫之病”为问题意识的,其展开和建构是一种功夫论的进路。具体来讲,他认为做功夫有诸多缺点、错误,诸如“己私之病”“外驰之病”“支离之病”“忘助之病”,而救治“功夫之病”的药方是“知行合一”。不过,“知行合一”只是“权说”,不是“实说”。若“实说”,则乃“知行不分”,而“知行不分”的本体乃“良知”,故“实说”便是“致良知”。就“致良知”讲,针对诸种“功夫之病”,王阳明既讲了一般原则,又讲了四种针对“功夫之病”的具体对治功夫。在“致良知”功夫论说时,王阳明贯穿其中并凸显的是“功夫只在自己”的观念,而这一观念既赋予人以“主体性”,亦赋予人以“责任性”。

王阳明心学的澄明、贯通与夯实——论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独特贡献

薛侃是王阳明的大弟子,但学界较少关注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贡献。基于对薛侃相关文献的考察和分析可知,薛侃在学术上对阳明心学作出了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继承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上,如在良知即先天判断、“万物一体”基础的论证等方面;其次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的某些核心观念的分辨和明晰上,如在“良知作为主人翁的资格”、“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万物一体”的关怀与境界旨趣等方面;再次表现在创造性地发展、夯实阳明心学的内涵上,如对“致良知”的“致”之思想意识层面的强调、对“知行合一”之本体性论证、对“见在”即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之界定等方面;最后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四大基本观念的贯通上,如以“见在”为枢纽,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基本观念进行贯通,言简意丰地阐述了四者复杂而有机的关系,认为“心”或良知是“万物一体”之基础,“万物一体”也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基础,而做到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从而将王阳明心学体系脉络更为深刻、更为生动地呈现出来。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论方学渐对王学的修正及其对桐城方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晚明王学末流将王阳明“心体无善恶之说”导向两个路径:一是与释氏空观合流,使士人摆落世事,消解入世热情;二是很多士人将该学说,作为纵情肆欲、不讲是非道德之借口。方学渐学术思想总体是心学立场,但他又是王学修正派。他坚持心体至善说,反对王阳明、王畿“无善无恶心之体”说,其目的是为了纯正社会风俗,维护儒家礼教。他不轻言本体,主张上达即在下学之中,推崇庸德庸言之践履,是王门中的务实派。他主张以道问学辅助尊德性,对王学末流之反知主义是一个纠正。这些思想特点,对桐城方氏族人推尊忠孝节义、重视知识教育都有很大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家族风气,成为后世方氏族人立身和写作的灵魂。

王海东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经验

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慢性,进行性关节炎症性疾病。王海东教授从事风湿病治疗30余年,对AS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以中药方剂补肾强督、扶助正气,配合经筋理论指导下的针刀疏经通络、调和阴阳的独特治疗体系,在临床取得良好的效果,值得推广。

鹿善继著述考

鹿善继为明末理学家、政治家。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为官时抗旨筹措军费,从军关外苦寒之地;居乡时,课徒著书,阐扬理学,成为北方王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他的著述丰赡,是研究明清儒学发展的重要文献。今选取其著述中重要者十三种,据鹿氏本人、师友、门人记载及相关文献,以刊刻年代为序,略考其版本、卷数、馆藏等情况。

王阳明心学思想及其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价值

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心学为儒学的基本学理,力图通过心学的实学取向对儒学自身的积弊予以克制和纠正,并在实践过程中增进儒学的生活日用性、平民大众性,以促使儒学“里落化之”,提升其教化、濡化、涵化的实际功能和效果。王阳明的思考和实践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高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国医大师王庆国基于玄府理论运用荆防肾炎汤治疗蛋白尿经验

蛋白尿是肾脏疾病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控制或消除蛋白尿是多种肾脏疾病治疗的核心环节。目前西医对蛋白尿的干预多以治疗原发病为主,中医药对蛋白尿的探讨也多局限于单一疾病之中。国医大师王庆国在继承刘渡舟先生学术思想基础上,从少阴肾之枢机运转不灵,玄府开阖失序的角度认识该异常指标背后的中医病机,并拓展了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经验方荆防肾炎汤的临床应用。从肾之枢机与玄府理论的宏观、微观两重视角,探讨荆防肾炎汤对蛋白尿的治疗作用,以期为蛋白尿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手段。

国医大师王晞星基于阴火理论辨治癌性发热经验

癌性发热是恶性肿瘤在发病过程中出现的与肿瘤直接相关或因肿瘤治疗而引起的非感染性发热。国医大师王晞星教授从“阴火理论”出发,认为脾胃气虚、阴火上冲为癌性发热之关键病机,病变脏腑涉及肝、脾、肾三脏,当以甘温益气、健脾升阳、清泻阴火为首要治则;同时应重视“土木关系”,通过养血解郁、疏肝散火之法以调和肝脾;并通过滋阴清热、引火归元之法阻断阴火的传变。王晞星教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在补中益气汤基础上化裁创制补中调肝汤(药物组成包括黄芪、党参、白术、升麻、柴胡、当归、白芍、麦冬、五味子、陈皮、蜈蚣、石见穿、八月札、炙甘草等),通过益中气、补肝血、调肝气、消癥散结,以调和人体寒热阴阳,可有效改善肿瘤患者癌性发热症状。

从络论治慢性肾脏病研究进展及王祥生经验撷菁

基于络病理论探索慢性肾脏病(CKD)的发病机制及治疗策略。查阅中医从络病学论治CKD的相关文献,总结王祥生教授临床运用络病理论治疗CKD经验。肾络不通是CKD的重要病机,肾络不通详而辨之可见瘀血阻络、湿浊阻络、毒邪阻络、风邪阻络等,通络之法辨证以通络,常用药物包括虫类、藤类、祛湿泄浊类,另有中医外治法辅助通络。从络论治的理论体系为CKD提供了系统的中医诊疗思路。

王笑民基于命元三焦膜原理论探讨恶性胸腔积液治疗思路

总结基于命元三焦膜原理论探讨恶性胸腔积液的治疗思路。生理情况下,命门内蕴元阴元阳,三焦敷布元阴元阳,膜原为脏腑之间的空腔间隙,沟通表里内外;病理情况下,癌毒内生,暗耗真阴,相火亢盛,精血暗耗则大肉尽脱、虚火灼肺;阴损及阳,元阳式微,肾虚气逆,发为虚喘。元气亏虚,三焦失养,津液凝血蕴结胸膜膜原则发为恶性胸腔积液。是以命元亏虚、肾虚气逆为本,三焦膜原不利为标。治疗上注重峻补真阴为先,不忘引火归原,常用引火汤重用熟地黄;疏利三焦膜原,强调辛燥散邪,方以达原饮加味。标本同治,疗效确切。

王珂名老中医基于“天癸理论”论治痤疮经验

痤疮是一种较常见且易反复发作的皮肤病,王珂教授对治疗痤疮有其独到的认识和治疗经验,提出对痤疮病机认识应从“天癸理论”出发,结合后天脾胃易损,认为天癸失衡,肾中阴阳失调是痤疮产生的内在因素;后天脾胃易损、冲任二脉失司、脾虚生湿、湿郁化热、阻滞局部导致发病;病后气机不畅,痰瘀阻络,瘢痕色素形成。在治疗上以补天癸,调阴阳治其根,清热利湿、调和局部气血除其标,提倡固本兼除标,临床中常用滋肾、清热、凉血、行气之法治之,常收良效。

王朝闻设计美学思想探究

探讨新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开拓者和奠基人王朝闻的设计美学思想,对当代设计美学具有较高的理论指导价值。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研究和分析,本文简要回顾了王朝闻的艺术生平,梳理和分析王朝闻在设计美学方面的主要理论观点和贡献,总结其设计美学思想为以下三个方面:“形式、功能、内容交融”“造型、风格、风貌塑造”“创新、审美、欣赏体验”。王朝闻的设计美学思想融合实用性与审美性,重视生活体验和传统文化,反对模仿西方设计,对中国设计美学的开拓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于“命门学说”探析王素梅教授应用附桂益智汤辨治小儿自闭症经验

小儿自闭症是发病于婴幼儿时期的广泛发育障碍性疾病,本文梳理总结命门学说的历史演变,探讨命门作为原始动力对于心、脾、肾的推动作用,基于命门学说分析王素梅教授注重脾肾、固护心脑、采用附桂益智汤辨治小儿自闭症的经验,为临床辨治该病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论朱熹、王阳明“新民”“亲民”之辨——基于人性论的立场

《大学》的“亲民”与“新民”之争以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朱熹基于理气二元的思想,演化出人性二元论,主张“自新—新人—新民”的“新民”说。“新”的三个层面次第展开,呈现为以教化手段复归“明德”之“明”。但在人性二元论中,善恶被赋予先天性,导致个体涤除身心染污的能力存在差距,最终造成主体难以自为地进行道德实践的理论困境。王阳明基于“万物一体之仁”,以人性即“至善”的天命之性,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亲民”说。阳明消解了朱熹理论中善恶皆有先天来源的问题,将朱熹收摄于先觉者的道德自觉返还给常人,使得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自律成为可能,“明德”之明的复归则落实在“反求诸己”、去除私欲的简易方法上。

晚清监狱学者王元增留学日本期间的学习经历

王元增生活、学习的年代,中国正处于晚清新政改良监狱的时期,正是中国监狱现代转型肇始的时段,也是中国监狱学孕育诞生和雏兴的时段。王元增留学日本学习监狱学,毕业后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随即进入日本监狱实习。在日本监狱实习期间,王元增身为看守,将所学的监狱学理论知识付诸实践,亲自操作各项具体实务,并对日本监狱实务进行研究,将实习心得撰写成日本监狱系列文章发表,同时出版《日本监狱实务》一书。王元增赴日学习监狱学专业和监狱实习的经历,为以后的监狱理论研究与监狱实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阳明心学涵育时代新人的价值:“三重向度”

“时代新人”是党在新时代“培养什么人”的高度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王阳明心学蕴含着丰富的育人价值,其涵育新人的逻辑架构可概括为“三重向度”:价值向度,王阳明心学的智慧与精髓是涵育时代新人的力量来源;理论向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当代发展为涵育时代新人提供哲理支撑;实践向度,文化滋养、实践锤炼、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是涵育时代新人的有效路径。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基于改进Wang-代数生成连通图全部树的方法研究

提出了一种求连通图全部树的方法,通过对Wang-代数的改进,在生成连通图的全部树时,无需进行环和运算,从而减少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同时能求得图的全部树,并且能保证同一个树不会重复产生,克服了传统Wang-代数法求连通图的全部树时产生的冗余项问题.算例表明方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可有效地应用于复杂电网络的拓扑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