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汪曾祺《受戒》中的乡土情结探究

《受戒》是汪曾祺晚年的代表作品,其中有很多作者乡土记忆与乡土情结的体现,使这部作品有着独特的乡土味道。《受戒》在语言运用上多用口语词汇,对话语言简短、直白、风趣,还有民间小调的运用,呈现出乡土化的语言风格。在人物形象设计上,塑造性格勤劳淳朴、真诚自然、不拘小节的乡土人物群像,在明海和小英子两个主人公的形象设计上,突出了两人在自然乡土中生长所形成的自然、纯真的天性。《受戒》大量描绘了苏北地区的乡村民风民俗、商业、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以及河边人家、水上芦苇荡等江南水乡的优美自然风景。在情感表达上,汪曾祺以柔和温暖的叙事基调、勤劳善良的人物塑造、自然纯粹的爱情描写表达了对记忆中乡土的爱与眷恋。这些共同展现了《受戒》中的乡土情结。

校园内外的“日规”——论汪曾祺写作中的学院性格

汪曾祺的文学穿越漫长的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绽放异彩。这一让“寻根”文学倾慕的写作,其最初的营养来源何在?汪氏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实是他文学的一个根源。汪曾祺文学在战时学院的“工作而等待”氛围下起步,吸收中西现代主义资源,相信“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日规”式的学院人格理想。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当代史中,特别是校园以外,汪曾祺也客观而有分寸地书写了“日规”式学院人格的意义和限度,这在联大老学生们对母校的追慕和塑造中,达到了他人不及的深度,是一个珍贵的“大学想象”的样本。

汪曾祺短篇小说《八千岁》中的狂欢色彩

汪曾祺的创作极富民间意识,风格谐趣幽默,广泛地包容了民间生活的生动趣味。以短篇小说《八千岁》为例,小说展现了一个风云变化的时代中芸芸众生的生活百态,在形式、语言、思想内容等方面,体现出了带有平等性、包容性、颠覆性、开放性质的乌托邦色彩,小说中具有着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特质。

内倾·外寻·坚守:汪曾祺小说创作历程中的重心之寻

汪曾祺自1940年开始小说创作,其创作历程存在着两段空白期。或许正是无意间的留白,促成了其小说创作风格转变的契机。汪曾祺以自身文学创作探寻人生几何之重心,其初期小说多以内心世界的意识流为探寻重心,在文本空间建构中追寻个人主体性空间存在;而后经历过创作空白期的汪曾祺选择回到现实主义与民族传统,将人生重心探寻的视角逐渐转向外部。

论伍尔夫对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深受伍尔夫影响。西南联大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为其接受伍尔夫影响提供了可能性,自身创作主张与伍尔夫小说理念的契合使汪曾祺具有学习现代主义的自觉性。汪曾祺借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时空蒙太奇的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先驱意义。借鉴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汪曾祺在文体形式上融入中国元素,在审美追求上提倡“和谐美”,创造出具有本土性的现代主义小说。

论汪曾祺小说中“具体的乌托邦”——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例

相较传统乌托邦,布洛赫的“具体的乌托邦”更具开放性,通过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推定出更完满的未来。艺术“先显”通过描绘愿望图像,感性地显现“具体的乌托邦”。《受戒》《大淖记事》作为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其愿望图像立足于苏北水乡贫困愚昧的现实,通过人类的美好品质,营构了以宽容、博爱、和谐为显著特征的“具体的乌托邦”。这一愿望图像具体反映了汪曾祺融贯中西的人道主义,以务实而开放的态度呼唤本真人性与寻找尚未之乡。

论汪曾祺《大淖记事》的叙事空间

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延续五四以来的抒情性传统,在主流文学之外建构起另类的叙事空间。基于加布里尔·佐伦的叙事空间理论,划分出小说多个层次的空间,并发掘空间对于叙事的作用和意义:一是地志空间的抒情性建构,二是不同时空体空间达成和谐,三是文本空间的反戏剧化,最终,提升至整体的叙事空间,封闭的“桃源”空间却指向文学史的开放空间。

文学坐标系的重寻:汪曾祺小说空间叙事质素研究

汪曾祺小说创作经历着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文学坐标系重寻,写意与回忆间,空间叙事因子以共时性特质,重构叙事历时性。其形成受中国文艺传统、西方现代派意识流、现实主义、个人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回溯与展望中,以语言为媒介重构记忆故乡之中的“三维”空间,寻历史文化之根,构筑理想生活形态的存在。汪曾祺以自身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实现了对时代、社会的担当,实现着自身“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创作理想。

汪曾祺文学批评论绎

汪曾祺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映照,以极高的辨识度共同组成丰富的文学世界。汪曾祺的文学批评属于“印象派批评”,摒却理论,纯以鉴赏家艺术眼光聚焦于作家作品情感内核,修辞立其诚是其批评审美创造的核心要义。他看重批评的美学功用,主张文学教育、审美作用统一,却又对不公与丑恶直言相对。他厌恶批评的评论腔和八股气,极具语言自觉和文体自觉,以独特“汪氏文体”推动批评臻至美文之境界,为当代文学批评确立了新的审美范式。他甘愿为青年做梯,心怀关爱照顾之慈心,更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尤具警醒之义,也是重读汪曾祺文学批评之现实意义所在。

汪曾祺作品的审美表现艺术探析

汪曾祺被尊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作品温暖仁爱,具有理想主义色彩。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深受恩师沈从文的影响。不仅创作起点高,创作类型多,小说、散文、诗歌皆有成就,而且他的作品质量高,有意识地尝试多种艺术手法,在题材、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文体的创造实验。汪曾祺下笔有情,创作讲求意识、印象、诗情和空灵,不仅追求画面感,强调音乐美,并且以“意象”作为表达情感的媒介,塑造出独特的艺术世界,让读者感受到自然旷达的诗和远方。纵观汪曾祺作品的审美表现艺术,既有叙事写实,也有景物写意以及有意识地运用虚实相间的表达手法,这是以往研究者忽略的地方。

“中国式”表达与“民族性”建构——汪曾祺小说《受戒》的乡土叙事解读

汪曾祺的小说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讲述中国故事,契合了广大受众的文学理想和文化需求,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感染力,承续了当下社会所需的精神营养,从中传达了中国文学理念和民族精神。结合《受戒》,梳理蕴含在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中国式”表达与“民族性”建构因素,揭示汪曾祺为何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风靡文坛的深刻文化动因,了解其乡土叙事角度下主体创造精神和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

括号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平衡

括号的使用贯穿汪曾祺小说写作始终,是其小说显著的行文特征之一。但由于括号表面看来无足轻重,以往的研究者始终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关注。事实上,相对于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汪曾祺对此符号的运用方式可谓自成一格。作为一种表意症候,括号既是表征其小说折衷、平衡的语言特色的符号,又是探究其小说和谐美学的一把钥匙。更为重要的是,括号折射出了汪曾祺之于时代的某种不变的姿态。尽管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在1950—1960年代经历了调整和变化,并参与促成了他1980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风貌,然而,括号在其写作生涯中持续且高频次的使用,从一个侧面表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变”中依旧有“不变”的部分。

奇技·美德·诗意——汪曾祺小说中的“手艺人”

汪曾祺以童年故乡的生活经历、情感记忆为基础,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以手艺人为中心的传统世界。这些手艺人以其奇巧绝技,在劳动中创造了非凡的奇景,近于一种绝美的艺境。艺术化的劳作孕育了美好的德行,这些手艺人大多有勤劳淳朴的品格与纯洁高尚的心灵,具有德艺双馨的人格之美。尽管从事商业经济活动,每日做着辛苦的工作,但他们不为物质利益所羁绊,生活仍不失风雅的意趣,内心还存有诗意的向往,活得自得自在而又随性适意。这些手艺人身上臻于艺境的奇巧绝技、德艺双馨的人格之美、商贾之外的风雅诗意,都带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汪曾祺对手艺人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世界无比倾心,但这些却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日渐消亡,对此他满怀感伤。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论汪曾祺小说的笔墨趣味

汪曾祺的小说非常讲究笔墨趣味。他的小说语言有绵和、黏糯、筋道的味道,能把文字的雅趣与俗趣、古趣与洋趣、谐趣与真趣熔为一炉,达到“打通”时空、语体、文体使之“不隔”的语言“化”境。

汪曾祺“云南题材”散文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汪曾祺是西南联大作家群中书写“云南题材”散文作品数量较多的作家,叙事内容主要分为回忆西南联大生活、重现西南联大师生风貌以及描绘云南文化风物三个方面。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作家的该类型散文中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地理空间建构和人文地理空间表现,具有较为独特的文学地理学意义。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抒情人道主义”创作思想

汪曾祺小说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秉承抒情人道主义思想,关注平凡人物的生存,展示人道主义的叙述温情,深入拓展了人道主义思想内蕴与人道主义小说的艺术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魅力。汪曾祺小说从创作历程、纯真情感的挖掘以及社会责任的担当三层面体现了他始终坚持的人道主义。

文本与世界之间:鲁迅和汪曾祺小说中的重复意蕴

小说以语词形式表现人类现实生活,时间的矢向维度和空间的立体维度是考察作品叙事结构的重要因素。重复作为作品叙事手法之一,构筑着作品的时空结构,同时是作者的时空观念在文本中的表达。重复亦对作品的节奏、象征意义、情节氛围的营构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故重复包含着作者对外在世界的感知以语言的形式在文本中的还原。重复不仅结构了文本,也建构了部分的现实人生。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自有其传承谱系,寓其共性于个性的表达之中。鲁迅的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比较他与汪曾祺两人的小说作品,不难发现重复的运用是其中的相似因子之一。通过重复的角度,比较两人小说中关于重复的运用以及重复对文本的作用。

文学史视域中汪曾祺小说的三次重要重写

汪曾祺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方面的贡献和剖析传统文化心理的创作追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复仇》《庙与僧》和《异秉》的重写象征着他小说创作的三次转型。这三次转型应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大变化。从"重写"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纠正了当前研究中对汪曾祺的一些误解,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汪曾祺被遮蔽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