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王审知研究述论

近十年来,王审知及相关问题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在历史事实叙述、地理考证以及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多维探索,取得了诸多新的认识。未来需要从拓展研究领域、聚焦研究、更新研究方法等方面推动王审知研究向纵深发展。

Wang Zeshan, the King of Explosives

GUNPOWDER was one of the four great inventions of ancient China and is considered the precursor of modern explosives. However, in later times, China lagged far behind Western pow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xplosive technologi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regained importance.

童子军与童天王:清代科举中的童生及其劣化

童子军在清代多指童生群体,意涵中性。童子军应试时规模庞大,从县试数百数千人,到府试、院试可达成千上万人。难青一衿的童生已具备士之属性,凭借其掌握的知识或技勇,在当地社会事实性享受一些优待和尊重。童天王多以形容考试期间滋闹之大胆童生,如闹考、哄闹衙署、滋闹街市、聚赌造乱、冲击教堂等。该称号多出现于晚清文献中,说明晚清童生气焰嚣张,既令人恐惧,又受人鄙夷。原因在于官方监管和约束童生艰难,咸同兵燹后宽额滥送和待士宽纵更加剧了士习嚣陵,且童生治生多重于应试,科举、功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童生为利而试,亦由利之纷争而滋闹。兼具士、民双重特征的童生成为似士非士的游民,反映出科举制在基层社会从“读书种子”内部瓦解,以及官方养士储才理想期愿的落空。

“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抃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漢字演變視域下的“王”和“玉”

文章結合各類出土資料和傳世文獻梳理了“王”和“玉”由異趨同和因同求别的演變過程,分析了“王”和“玉”在古文字階段和隸變時期的使用情况和一些特殊現象,認爲隸書中“玉”字加點以區别於“王”,最遲當在兩漢之際。

“率是道心而发”:王阳明“治心”进路下的君臣伦理

王阳明君臣观念贯穿着鲜明的心学色彩:以本心为伦理基始、以治心为修养工夫、以心之德为身份认同。在心学体系中,“君臣义合”的实现根本上基于良知发用,是心体面向具体事情的意念发动。阳明在本体维度先立乎其大,以良知统括五伦;在“体-用”的维度则是通过孝亲之情的逐层推及来实现君臣伦理,体现出以君臣道合为体、移孝作忠为用的架构。王阳明认为君是天道与社会人事的枢纽,臣则是君的辅翼;君主以“明明德”实现仁民,臣子以“断断休休”做到忠君。君臣之德的实现有赖于心上用功:对自我职分责任的认同、对忠诚无私政治道义的坚守、对至善美德的无限追求,均因本心良知而得以实现。

一人两志:隋代将领王赟墓志考释——兼论王赟之子初唐名将王文度

有关隋唐时代一人死后有两方墓志之状况,迄今未见学界有专文探讨。初唐将领王文度参与唐朝开疆拓土战争,东征西讨建立功勋。王氏先后于贞观十四年、永徽六年两次请人为死于隋大业十一年的父亲王赟撰写墓志,墓志蕴含王氏祖上、王赟本人、王文度在唐为官诸多信息,弥足珍贵。本稿探讨两方墓志所见王赟祖上事迹之差异,王赟本人在隋朝为官及死于方州,王文度两次请人为其父撰述墓志之经纬,考察隋唐时代一人两志现象产生的成因。

《春秋》“素王”考论

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诸侯之间,以行道为己任。晚年归鲁,作《春秋》,欲垂法于后世。汉代儒家因以孔子为“素王”,并欲行其道于汉代。然“素王”之说,汉人皆无疑议,至魏晋始以为僭妄之说,后世儒家遂讳而不言。文章详考“素王”说的基本内涵及后世儒家的不同态度,并结合古代相关文献,揭示出孔子欲效法汤、武而得国自王的抱负,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北宋扬州诗人王令用韵考

文章考察北宋扬州诗人王令485首诗用韵情况,归纳出其用韵18部系统,并对其韵部系统进行分析。

对王维“诗中有画”的再讨论

苏轼评王维语"诗中有画"关涉中国画尤深。中国画的特殊在于它的象征意蕴即诗意。学界对"诗中有画"的争论,焦点在"画"之一字。许多人将其中的"画"理解为中国画特有的意境,不免使"诗中有画"变成"诗中有诗",落入了循环解释。苏轼评价王维的画,着眼在后者的画风具有明显的文人写意特征,不拘泥于外在的工细造型。王维诗同样以写意见长,与其画风有一致处。苏轼所洞见到的,正是王维诗对形似的超越。

西学与义学的融合——近代上海沙船业著姓王氏家族办学研究

上海百年名校南洋中学由晚清沪上沙船业著姓王氏家族所创,自甲午战后至民国年间,在创校者王维泰及继任者王培孙叔侄的苦心运筹下,学校历经了从旧式族塾义学到新式国民学校的嬗蜕,并在新式教育发轫之初中西文化显现张力的时代背景下,卓有成效地探索出一种"西学"与"义学"相融合的办学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同于教会系统,又有别于官绅兴学,是传统家族办学遭遇"近代化"之后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文化适应力。

怀王之约与汉承秦制

怀王之约是在六国宗室的王位继承权获得普遍承认的背景下,以楚为盟主的反秦军约定的对战后秦国的处置方案。按照怀王之约,率先入关的刘邦本应以秦王的身份统治整个故秦之地,恢复秦统一前七国并立的局面。虽然由于项羽对怀王之约的曲解,刘邦只成为了汉王。但在项羽的分封体系中,汉政权建立的法理依据仍然是怀王之约,它同样是关中秦地政权的延续。所以刘邦在进入汉中后即开始逐步废除楚制, 转而行秦制。

徽州歙县瞻淇的王祖祭

根据清末与民国期间歙县瞻淇祭祀王祖汪华的一些簿册文书,实录了正月庙祀的日程安排,重点介绍了十八朝祭,庙内铺设,演出剧目,神前三十六碗,祭祀经费来源,还实录了二月标祀过程和三月十六族标祀的轮管与礼仪,并与张许二帝祭作了对照,表明王祖祭极为隆重,反映了汪华在徽州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这与汪华生前保境、降唐与死后“显灵”,也与当地百姓祈求安定和谐有着密切的关系。

发现“王学”真正的命脉——王安石“字学史”初论

在北宋“选举社会”推动下,王安石勤修“举业”,以“字学”为基,成功中举;入官后,王氏“字学”更见规模;晚年卓尔成家,绵及后世。在此“字学”发展史中,王安石遭逢庆历学风之变,首先力革个人早期“举业化”的“字学”观念,转求义理。其次,又围绕“义理化”的“字学”,重治群经,力主内圣,圆通“王学”,开拓出“宋学”新局。所以,王氏“字学”堪称“王学”主脉。

王鹗与元代金史撰述

在元代所修宋、辽、金三史中,《金史》颇为学者所赞赏,这与元初名臣王鹗的艰辛努力密切相关。王鹗不但是元代金史纂修的倡导者与开启者,而且所撰写的《汝南遗事》一书与所辑集的金代史事,为金史的撰述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他的史学活动为元末《金史》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王”到“士”:中国古代身体规训的转折——《论语》和《道德经》的知识系谱学考察

老子《道德经》通过修身、养德、惜民实现了对"王"身体的规训,而孔子则通过礼和仁实现了对"士"身体的规训。从老子王之身体规训到孔子士之身体规训,体现了随着时代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这种身体规训的变化,在身体发展史上,产生了契应于中古"道-学-政"传统的重大历史影响。

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

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了《归藏》。王家台《归藏》举世瞩目,一些学者认为它就是商易。本文根据王家台《归藏》内容多出《穆天子传》本事的事实,认定王家台《归藏》必成书于《穆天子传》之后,属战国作品。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学术史上的相关问题,以为类似王家台《归藏》的内容很可能在西晋汲冢所出书中就已经发现。

从“刚明清肃”到“雅好清言”——十六国北朝北海王氏之门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海王氏家族原本出自寒门小族,门第低微。王猛以其英豪之才,辅佐前秦苻坚,推进胡汉融合,彪炳史册,奠定了其家族发迹的基础。王猛孙辈入仕北魏,至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实施族姓制度,王猛曾孙辈挤入北朝新兴士族的行列,北朝后期,已成为世所公认的"好门户"。随着其家族门第的不断上升,北海王氏的家学门风也日趋雅化。王猛思想驳杂,从政"明刑峻法",兼综儒术与道术,崇尚实务,表现出非儒学世族的色彩。北魏中期以后,北海王氏人物多"儒缓不断",其经国济世的心态与能力比之祖辈明显下降。北朝后期的王氏名士深受南朝玄化风尚的影响,崇尚清谈和文学,行为疏诞,成为当时玄化名士群体的代表。在家族内部,王氏人物重视儒家伦理教育,尤重孝友,擅长朝仪,以此维持其家族门望。

王士性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

王士性是明代后期的大地理学家,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人文地理方面。王士性深刻认识到地理学的区域性特点,注意分析各地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差异。在经世实用思潮的影响下,他形成了后来称之为“郡国利病”的思想。王士性还具有动态性的观念,认为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他同时又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他的地理学思想对明清之际的学者,特别是顾炎武,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