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在朱熹的学术和人生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为了维护《西铭》的道学史地位,朱熹曾与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等人进行论战,这不仅确立了《西铭》的理学地位,同时还将《西铭》"理一分殊"之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学者之中。

治蜀甚有声:汪应辰在蜀治绩考述

汪应辰于1164年底至1169年底受命担任四川制置使。期间他始终以爱民为念,尽力革除当时蜀中诸多民政弊端,减轻百姓负担;面对1167年夏秋蜀中大旱,他充分了解各地灾情,措置赈灾济民有方,使百姓安然度过灾荒。同时,他还积极措置川蜀边防事宜,并出于公正公论,极力向朝廷荐举蜀中人才。正因汪应辰在蜀期间爱民如亲,治绩突出,宋孝宗高度称赞他"治蜀甚有声,且留意民事如此"。汪应辰在蜀突出治绩从实践上充分诠释了他那系斯民之休戚为甚切的爱民思想,给后人以深刻启迪。

汪应辰《答张侍郎》辨正——兼论汪应辰与张九成的关系和影响

从《答张侍郎》所反映的信息看,张侍郎实为汪应辰的老师张九成,而不是张礿。汪应辰状元及第后拜张九成为师,从张九成的诗文及其在讲课中对应辰的评价,可见他极为赏识应辰的操履和才华。汪应辰的思想受九成影响最大,主要体现在读书方法和涵养本心上。二人同时参禅于大慧宗杲,张九成之学未免援佛入儒,而汪应辰则未尝佞佛。二人对后世的学术贡献各有不同:张九成以注经的方式创立心学,影响整个浙东学术,后世推尊其为"渡江大儒";汪应辰则搜集前贤文章著作,助推了朱熹等人对北宋以降学术的整理和研究,被称为"一代硕儒"。后人对二人的学术评价也颇为客观:汪应辰学问纯粹,而张九成以禅机诂儒理,未免于杂。

南宋隆兴年间朱熹与汪应辰的政治交往及儒释论辩

南宋隆兴北伐与和议期间(1163—1164),朱熹和汪应辰都反和主战,围绕和战问题的政治交往密切,相互砥砺前行。俩人虽都主战,但汪应辰强调自治为本,须作长期准备,再行北伐。这一思想无疑更为稳健,后来朱熹晚年也认同这一思想。他们主战北伐的最后希望也随着隆兴和约签订而破灭。朱熹从隆兴北伐失败中看到,当时国家之忧在于朝廷上下沉迷佛学、君心不正、纲纪不振,遂决意对佛学进行批判,并与汪应辰就儒释邪正问题展开论辩,在此基础上完成著作《杂学辨》,为其后来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迈出坚实一步。汪应辰也逐渐接受朱熹的批评而辟佛归儒,以致被后人誉为醇儒。尽管他们在看待自治、儒释邪正问题上的见解有所不同,但共同的反和主战政治立场及忧国忧民博大情怀促使他们结为莫逆之交。

汪应辰《文定集》程氏节录本三考

南宋汪应辰《文定集》不见于宋元时期的官私目录,其结集时间应在元末明初之际。明代弘治年间,程敏政于文渊阁发现五十卷本的《文定集》,并将此书摘抄,是为程氏节录本。嘉靖年间,夏浚将程氏节录本略作调整后,将此书刊行于世,是为夏浚刻本。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文定集》若干佚文,合夏氏刻本厘为二十四卷,此即《四库全书》本。但关于程氏节录本的卷数及附录问题,史籍均有不同记载。结合程敏政本人及夏浚的记载,可以确知程氏节录本为十二卷,且并无附录。

汪应辰《石林燕语辨》考论

汪应辰是南宋知名学者,其《石林燕语辨》是针对叶梦得《石林燕语》之讹误而作的。该书撰成后即被收入《儒学警悟》丛书中,惜向来流传甚稀,传世的版本极少,几欲不为外人所知。而叶梦得《石林燕语》一书所记多为北宋以来的典章制度和人物轶事,由于多方面原因,书中存有若干讹谬之处。汪应辰在《石林燕语辨》中辑录了二百余条辨文,澄清了《石林燕语》书中诸多疏漏与错误之处,并对同时人宇文绍奕所撰的《石林燕语考异》之辨文也有所删改与增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