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辞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开拓——学科演变史的回顾与学术创新路向的探寻

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团队50多年来探索中国修辞学史理论与演变规律的历程表明,陈望道修辞思想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继承、开拓与创新,以及学科方向和力量的凝聚,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该团队已出版的六种修辞学史论著集中体现了以下创新理念和实践,即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史”与“论”的统一,重视修辞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坚持多维度、多层次地研究修辞学史以及注重系统论方法、纵横结合法、点面结合法等重点研究方法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针对性运用。团队协作,以老带新,是该团队研究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另一动因,正是郑子瑜、季羡林、周振甫、胡裕树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合力攻关、薪火相传,才造就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繁花似锦、众芳争艳的景象。回顾历史,更应看到不足,期待后来者共同努力,“指出新条理”“开拓新境界”。

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

陈望道故居壁画保护修复研究

江南地区清中至民国建筑在室内山墙,以及室外的照墙、照壁、门头、封檐下、马头墙等部位多有壁画装饰,形式多样,题材丰富。以国画为主,西洋画较罕见。绘画材料以墨为主,有机颜料、矿物颜料为辅。壁画致病主要受气候环境、微生物、制作材料与工艺以及人为因素等影响。通过对陈望道故居照墙壁画的病害及其成因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墙体纠偏扶正和壁画修复的施工方案,并从墙体整体纠偏前壁画预保护、表面清洗、壁画酥碱起甲、地仗空鼓脱落、裂缝、裂隙、生物霉斑等病害的修复技术、材料试验和施工工艺要点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介绍,对壁画的保护修复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陈望道编辑出版实践及理念探讨

陈望道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语言学家、教育家。然而较少引起关注的是,陈望道还是一位编辑出版家。民国时期陈望道有着丰富的编辑出版实践经历,先后主编《新青年》《民国日报·觉悟》《大江月刊》《太白》等报刊,并创办大江书铺等。本文试图将民国时期陈望道的编辑出版实践进行完整梳理,并分析其理念和特点,以期为当下的编辑出版工作提供思想理论的借鉴和指导。

鲁迅、陈望道与大江书铺关系考论

大江书铺是陈望道、施复亮等人在上海北四川路创办的一家小型书局。它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一直十分稀少,有的语焉不详。尤其是大江书铺对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发展的意义和它在出版史领域的现代文化价值,学术界缺乏深入认识。本文详细考证了鲁迅同大江书铺的密切关系,厘清和论述其创办、发展和最后倒闭的大致过程,充分展示了它对推动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贡献。

陈望道“劳动联合”论述的理论来源、生动实践与丰富内涵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本的译者和党的上海发起组首任劳工部长,陈望道在建党之初提出了中国“劳动联合”的系列论述。“劳动联合”论述在理论上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联合的思想,在实践上体现为党的上海发起组领导早期中国工人运动、创建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工会。陈望道从历史必然、根本任务、渐次形态和最终旨归四个维度论述了“劳动联合”的丰富内涵,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的早期篇章。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翻译处于中国社会巨变之机,《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版本较多。利用可视化软件计算,陈望道《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主题关键词分别为毛泽东、复旦大学、全译本、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化的基础。将《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学习与中国的国情、民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来指挥行动一以贯之,进一步加强陈望道《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交叉研究,注重研究的跨机构、跨学科合作,从多维度发挥《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及现实指导意义。

先秦“五至”论与帝道、王道、霸道说——由《鹖冠子·博选》篇说起

《鹖冠子·博选》篇写于秦代，其主要思想是五至论。本文由该篇入手，探讨五至论的理论渊源，五至论所涉及的先秦诸子帝道、王道、霸道说，以及各学派对帝道、王道、霸道的不同看法，并对产生此三道说的时代背景做简要论述。

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引领中国修辞学新开拓

2007年是陈望道先生(1891——1977)逝世30周年。陈望道先生被公认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他在充分继承古今中外修辞学遗产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修辞学思想,几十年来,它一直引领着中国修辞学创新的历程。表现在:第一,陈望道创建的修辞学基本理论,指引着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性质、范围等方面的新开拓。第二,关于中国修辞学史的论述,引领修辞学史研究走向新境界。第三,关于中国修辞史的论述,引领修辞史研究取得新突破。

中国“美学”学科的最初确立——以最早的三部《美学概论》为研究个案

"美学"学科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最早确立,集中体现在1920年代问世的吕澂、范寿康、陈望道的三部《美学概论》中。三部专著都坚持"美学是研究美的哲学"的学科定义,认为美学应当研究"美是什么"和"美的事物怎样才美"。吕著、范著提出"美"是一种关乎主体生命、人格、情感的积极价值,陈著认为美是具象的、直观的、可以给人带来超实用功利快感的对象。在此基础上三书对"美的规范"从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作出了初步探索。回顾这段历史,对当下盛行的反本质的美学研究具有温故知新的反思、启示意义。

一位修辞学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于《修辞学发凡》现代白话语例的考察

《修辞学发凡》是现代修辞学史上的公认的奠基性著作。陈望道在书中第一次系统采用了白话语例,以此回应五四时期"白话文不能修辞"的偏见,在现代汉语制度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通过研究《修辞学发凡》,分析书中的现代白话语例,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而由《修辞学发凡》不同版本间语例的选取和变迁,还可以认识陈望道的文学价值取向以及政治对文学评判标准的影响。

德治视野下的法治:以孟子为视角

孟子以性善论为逻辑起点构建其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说,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德治思想。这一德治思想中蕴涵着孟子关于法律的思辨。孟子的法律思想深刻地关注着经验的人伦世界,向历史上的"先王之道"中求索政治法律制度建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摒弃功利主义、结果主义,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经典命题。孟子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仁政"学说中。在今天,孟子的法律思想依然有着积极的时代价值。

索绪尔学说和中国语法学的现代化——重读《中国文法革新论丛》

“文法革新讨论”争论的问题是文法体系,但是其性质是两种语言观和方法论原则之争,是2 0世纪第一次语言学理论的大论战,是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胜利。

“王道医学”的渊源及其证治特色

金元时期,中医药学逐渐出现"王道医学"和"霸道医学","王道医学"在治病中尤重视调补脾胃;"覇道医学"医者经常使用峻利、毒性大的方药治病,易有流弊。笔者认为在应用"王道医学"时,由于患者所患病证的不同,必要时亦应重视古方中的峻烈、良效之品的运用,以提高临床疗效。

中国修辞史研究的理论与路径初探

2021年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诞辰130周年。望道先生培育的复旦大学修辞学团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数十年间,在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引领下,对中国修辞学史与中国修辞史两个领域进行了不懈探索,尤其在中国修辞史研究中,坚持“史论结合”原则,立足多维视角,探索多样路径,取得了丰硕成果。回顾并总结上述几方面的研究实践与经验,有利于推进我国修辞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以此纪念望道先生诞辰。

先秦诸子的“王道”智慧与当今和谐社会构建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先秦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王道"是春秋战国频繁使用的一个术语,不仅代表着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同时也是先秦诸子各家共通之话语以及经世的根本道理。先秦诸子各家关于"王道"的种种主张及其智慧,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应然"之政治生活的理性判断,对于当今和谐社会构建也不乏积极意义。

“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陈望道先生的治学经验及对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的启示

"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既是一切学术研究取得进展或重大创获的两个基本途径,亦是一切有成就的学者治学的两种有效方法。陈望道先生"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治学经验,则是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两种治学方法创造性的运用。就中国当代修辞学的研究而言,陈望道先生的治学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1)修辞学是一门多边性学科,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关的学科知识背景与学术训练,具备扎实的学养与基本功;(2)中国修辞学的研究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必须借鉴西方先进的理论,但不是机械地套用概念,更不是玩弄术语而哗众取宠;(3)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不能靠操弄学术新术语和机械套用西方学科名称,而是要立足于汉语修辞实际,寻求汉语修辞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建立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

吴士文与陈望道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探索吴士文在科研、教学上有哪些创新,而在于探讨吴士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创新。在于探索它们与学习陈望道存在着什么样的紧密联系,在于探索吴士文这位陈望道的"私淑弟子"从陈望道处学习到什么样的创新理念、创新道路、创新态度和创新方法;它们与"以德为先"的关系,以及能给我们带来哪些重要启示等。全文分三个部分:(一)探讨吴士文是怎样成为科研、教学持续创新典范的,他既是树立不断创新理念的榜样,又是投身持续创新实践的表率;(二)探讨吴士文又是同时怎样成为"以德为先"人格魅力的楷模的;(三)几点感悟。

“体”的困惑

在语篇学研究中,至今仍人言人殊的是以“体”为核心的相关概念,诸如文体、体裁、语体等。学术史上历朝都有人对其研究,然梳理用功最勤者,古代有刘勰,现代有陈望道,当代有童庆炳。缕清其源流、辨析各概念的功能域、特征、语义分布,对于促进汉语语体与风格学的学科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孟子》中的“大一统”思想探析

孟子主张用王道政治统一和治理天下,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和施行仁政,即由内在的仁义出发,由内而外地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路径,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和天下大治的目的。推行王道政治还要善于教导民众,让民众懂得孝悌忠信等的道理,孟子强调指出用中原华夏文明教化和改造四邻少数民族,进而实现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上的"大一统",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孟子还主张在"大一统"社会内部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又提出了融洽社会关系的"君民同乐"思想,用以调和因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孟子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美好图景,成为人们修正现实政治的理想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