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师与兵学:社会圈层视野下的欧阳修与《孙子兵法》

三个社会圈层波及一代宗师欧阳修与《孙子兵法》之间的互动:一是他与梅尧臣密切交往的“朋友圈层”;二是他置身于史学、文学和军政事务的“术业圈层”;三是他介入了高丽与北宋关于孙子兵学问题交流的“外交圈层”。此三个圈层使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了密切联系,产生了不同效应。“朋友圈层”使欧阳修学习《孙子兵法》增加了外在动力;“术业圈层”使他格外关注孙武的家世与注重应用孙子兵学于军政问题;“外交圈层”使他对孙子兵学的认知得到进一步提升。总之,欧阳修既是《孙子兵法》的喜好者,也是兵家孙武身世的关注者,还是孙子兵学奥义的探索者。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互动的三个社会圈层,呈现出孙子兵学传播与应用的多姿多彩,诠释了欧阳修担任北宋高级武官的隐微之处。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概说——结构类型、特点价值、保护利用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是宋廷在宋元战争背景下营建的山城体系的遗存。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重庆城为中心、以抚司级山城为节点、以府州级山城为基础,构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形结构。所有新建山城都选择险要山地营建,形成以山城为点、江河为线的集建置城市和军事堡垒为一体的军政系统。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夔州路为根本、以四川腹地的潼川府路为外围、以原制司所在的成都府路为经营重点、以原兴元府路为光复远景、以蒙元南下的主要路线“外水”为主要防御方向。依托这个山城体系,南宋四川当局与强大的蒙元军队进行了长达40余年的拉锯战。这些山城在宋元战争结束后废弃成为遗址,因在险峻山区,城址保存相对完整,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纪念价值和旅游价值的重要文化遗产。如何整体保护山城体系的系统性、山城格局的完整性和山城要素的真实性,是今后南宋四川山城遗址保护和利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南川龙崖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文章讨论了南川龙崖城名称的由来和发展演变过程,概述了龙崖城的筑城背景和经过,以及南宋龙崖城之战及其以后龙崖城的战事,介绍了龙崖城遗址的整体现状和其主要遗存,分析了龙崖城选址特征及其战略意义,提炼了龙崖城的特点和价值,最后阐述了龙崖城遗址的保护利用策略,并展望了龙崖城遗址公园的未来图景,以提升对龙崖城的全面认知。

论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宋朝的治安

第一次宋夏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失利,宋朝的治安问题比较严重,民众赋役加重,地方兵力空虚和治安系统瘫痪。战事有所缓和后,朝廷采取增兵备盗、恢复重法和宽猛相济的措施来稳定治安。面对非常时期的国家治理难题,宋朝较好地平衡了战争与治安之间的关系,社会治安也渐趋稳定。

按行自抑:崛起国何以战略收缩

作为积蓄自身实力、缓解外部安全压力的战略手段,战略收缩成为部分崛起国的主要选择,但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现象却缺少相应的理论逻辑解释。既有研究往往关注秩序更迭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以应对崛起国挑战,而忽视了崛起国在崛起时期选择有限战略收缩的现实。基于战略手段调整时序、战略资源分配以及战略目标修订等维度辨析,本文将扩张与收缩等战略选项相联结,并通过能力与意愿两种内部政治逻辑考察俾斯麦德国与北宋统一初期的两个战略收缩案例,两者在存在相当程度的外部收益预期下,基于国内政治逻辑选择战略收缩,从而延缓、甚至避免了霸权国与崛起国秩序之战的出现。探究崛起国在大国竞争中维持自身战略定力存在内部政治机理,有助于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大变局下的崛起国战略选择。

南宋寿州古城防御空间形态研究

南宋时期寿州城地处淮河以南、两淮战区之前沿,为抵御金、蒙渡淮的第一道防线,是捍卫两淮防线重要的军事城镇。结合历史文献及地方志,梳理寿州古城的建置沿革,探索古城形态的演变,并分析两淮战区的地理特性和寿州古城的防御空间,揭示寿州古城山、水、城复合防御空间体系特征。

宋金妇女生活见证:金代郭琮墓志考释

据说发现于河北省临西县的金代郭琮墓志,实际出土地应为山西省长治市,墓志中提及的赤土坡、七里烽两处地名分别位于今山西省高平市和长治市。郭氏一门在金灭北宋的战争中家破人亡,直到金朝才渐复生计,郭琮死时达到四世同堂的规模。郭母李氏的两次嫁人经历和围绕死后归葬的争端,见证了宋金时期妇女社会生活的一些事实。

北宋开封都城防御空间形态研究

开封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城镇和交通枢纽,北宋时期的开封作为都城,其防御空间呈现出强烈的独特性。以北宋开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梳理其军事防御历史和城市形态演变过程,剖析其山水、战区、城墙、街巷、营防等多层级的防御空间,以展现其作为都城所独有的复杂且严密的防御空间特点。

南宋使臣使金“觇国”职能考论

宋金对峙时期,宋金双方沿袭交聘制度,互遣使臣。除常使外,南宋还因临时之需大量向金国派遣泛使。除协调两国关系、维护友好邦交之礼仪目的外,南宋使臣还负有“觇国”即打探敌情的任务。南宋使臣“觇国”之职能,是对古代行人制度的延续,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表现出“求和”与“求战”的不同目的。南宋使臣使金“觇国”对于了解对方情状并最终维护两国和好、促成百余年南北共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南宋使臣使金“觇国”的政治职能,使其文学写作带上了独特的“觇国”视角,成为我们探讨使金文学的又一窗口。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宋战时主帅选任流程、因素及影响初探——以宋交之战为例

宋战时主帅选任以宋交之战来看,其决定因素分别是皇帝、二府、主帅,三者中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二府发挥参议作用,主帅以出色的军事才能、丰富的作战经验作为皇帝选任的依据。影响则是主帅选任后,因主副帅不和,对战争产生不利影响,间接性导致战争失败,主副帅也受到惩罚。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金朝河北地区抗蒙水寨山寨考

金蒙战争期间,河北地区为蒙古重点攻击地区,造成人口减少、农业荒废。在此形势之下,金朝军民利用河北中部的多水塘泊与西部多山地形地貌,建成水寨与山寨,组织抗蒙活动。在蒙古的攻击下,多数水寨与山寨被瓦解,少数山寨、水寨则坚持了较长时间。

松山蒙古与明王朝关系研究

松山蒙古与明王朝的关系不外乎封贡互市、战争交恶或两者兼而有之,但在不同时期双方关系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本文拟以隆庆和议、俺答过世、松山之役这几个典型历史事件为时标,试将松山蒙古与明王朝在这不同历史时期偶有往来、和平贡市、激烈交锋、松部被逐之不同关系梳理清楚。

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

从总体上说,两宋社会经历了从和平环境到战时状态的演变。与大局的变换相适应,两宋的时代主题也经历了从变法图强到救亡图存的转化。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这一南宋历史的大局,制约并牵动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本文较多借助既有研究成果,仅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举例式地对此作了一些粗略考察,以期进一步说明两宋历史不可一概而论。

蒙古与大理关系新探——以“斡腹之谋”为视角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形成了假道大理经南宋广西北上灭宋的"斡腹之谋"。前四汗时期,因受宋蒙关系及宋蒙战局影响,吐蕃、大理一线即今藏彝走廊地区成为蒙古军对宋战略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要道,大理及周边诸蛮被迫卷入蒙古军征服计划与行动之内,因而其时蒙古与大理关系带有鲜明武力假道借路的军事色彩。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

宋蒙战争中的大良城与虎啸城

大良城和虎啸城是宋蒙两军分别在渠江岸边创建的军事城堡,为争夺渠江流域的控制权和川东战场的主动权,双方围绕这两座山城开展了多次激烈的较量,两城争夺的结果关系着渠江流域的控制及其沿岸城寨攻守的成败,进而影响着东川战局,乃至整个宋蒙战争的进程。

南宋民族英雄赵立和楚州保卫战

读南宋史料,感觉当时最值得崇敬者,文臣是李纲、宗泽和张所三人,武将是岳飞、李彦仙和赵立三人,后两人是死得其所、又不得其所。此六人的共同点,是只能在惨酷的民族浩劫中产生的悲剧人物。民族英雄赵立和英勇壮烈的楚州保卫战,就是其中的显例。

宋蒙(元)战争时期四川地区的残破与财政困境

蒙古人进犯四川后,试图以武力强行征服四川地区,大量百姓死亡、逃离,官府与民众财产损失惨重,对四川地区的农业、工商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四川地方政府为筹措军费,大量发行纸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政府财政愈发窘迫,陷入了恶性循环。蒙(元)犯蜀,使得曾经发达的四川地区就此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