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思索——以日语来思索的意义

哲学无疑是一门思索普遍性问题的学科,所以或许可以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并无必要。不过,即使思索的是普遍性的问题,也脱离不开语言包含的限制性。就日语而言,日语所具有的特点和限制同样影响着使用日语所做的哲学思考。日语有这样一个特点,即一个句子里不总是需要一个主语。它来自于这样的经验,关注的焦点不在于行使者,而在于行使者自身之内。这跟日语"以谓语为中心"的语法结构有关。西田几多郎的"场所"理论是基于他对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的批判之上的。西田特别指出,"我们意识到的意识"固然是在这种认识论中被发现的,但"意识着的意识"却并没被把握到。我们努力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对于传统的认识论的批判和他建立的"场所"理论与上面提到的日语中"以谓语为中心"的语法结构有着深刻的关联。这也就明确了,语言对于哲思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和辻哲郎人学伦理学的中国哲学基础

和辻哲郎作为日本近现代的一位重要伦理学家,人学伦理学是其伦理学的核心特征。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在和辻的个人生活以及学术创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他在伦理学建构上的两部作品《作为人学的伦理学》和《伦理学》为考察文本,着重于他对伦理学基本概念的确定、内容的阐发,以此试图阐明中国哲学这一思想源流在和辻伦理学体系的展开。文章分析说明的共为三部分内容,首先是"伦理"、"人"、"世间"、"存在"等基本概念,其背后的实质则是和辻所规定的人之存在的时空二元性;其次是人学伦理学的中心内容,即人伦之道,具体来说就是儒家的五伦思想;最后则是人学伦理学所提出的如何实现人伦之道。

佛教艺术与民族自觉——以和辻哲郎的东方回归为中心

和辻哲郎(1889-1960)是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学者,日益引起学界重视。笔者着力从佛教艺术的角度来考察佛教对和辻哲郎的东方文化转向所产生的影响。其中,除了个体性格和经历体验等外部刺激之外,由佛教艺术延伸出来的文化思考在时代思潮的推动下具有内向性意义。通过分析和辻哲郎在奈良巡礼前后的思想演变,试图探讨佛教因素是如何促使他从西学研究决然地转向了东方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21世纪的日本哲学:战后和辻哲郎的思想变迁

和辻哲郎是现代日本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最近新的实践哲学的发展动向之一是关注如何用哲学概念去理解现实的日常关系性,深入思考日语与哲学的关系,这与和辻哲郎的哲学、伦理学密切相关。和辻认为只有用日语思考,才能重新发现日本哲学的可能性。认为"信赖"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感情。人们的"真实"表现为对待信赖的态度,这是人们存在的基本形态。以战败为契机,和辻的伦理学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重新回归"文化哲学"的原点。在"日本哲学"状况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和辻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值得我们反思和继承。

“思想”与“哲学”之间——读和辻哲郎《日本伦理思想史》的一视角

在日语的学术词汇中,"哲学"(philosophy)一词仅被用在近现代哲学中。近代以来的日本哲学是通过"西方化"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在前现代,常被使用的则是"思想"(thought)一词。在这两个词之间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和辻的代表作《日本伦理思想史》一书就是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说明日本思想的连续性。不过,他的雄心壮志并没有达成。和辻没有理解这两个词之间许多相互关联的谐恰性,"间(あいだ)"的问题具有暧昧和关联的特征。

大正时期和辻哲郎的“文明”与“文化”

受大正教养思潮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辻哲郎发表了许多关于“文明”与“文化”的论述。以一战为契机,他开始反思“文明”这一词汇的内容,并将批判矛头直指代表近代文明的自然科学与物质欲望。同时,他以“文化”作为思考课题,主张以日本为主体综合东西文化来对抗“文明”的负面影响。和辻哲郎的“文化”构想与国粹主义相比,有广阔的世界视野,而且力求摆脱西方中心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思考。但他的“文化”构想强调日本文化具有与外来文化共生的特性,这种思考又有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特质。从批判“文明”到重构“文化”,反映了和辻哲郎的思想的复杂变迁。

木下杢太郎对和辻哲郎佛教艺术观点的态度转变

木下杢太郎在中国期间对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佛教艺术进行了实地踏查和研究。在就佛教艺术与和辻哲郎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对和辻哲郎的奈良古佛像反映了日本特质的观点,木下杢太郎的态度从“不确定是否是”到“确定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以他亲自踏查中国、朝鲜半岛的佛教遗迹所得出的结论为支撑,另一方面源于他在此期间从“日本”到“东洋”的立场转变。而他的这种立场的转变所折射出的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日本身份认知的复杂性。

从“物·事论”看和辻伦理学的“间柄”结构

学界对和辻哲郎的伦理学存在盛赞与批判两种对立的观点,其根本原因是误读了和辻的伦理学,把"间柄"与"人间"等同,甚至把"人间学"称为"间柄学"。实际上,和辻所理解的人,其作为"人间"存在包含着个体性与社会性双重契机;而"间柄"只强调其社会性,它是人在社会中以行为或表现方式所呈现的某种关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能与"人间"等同。从和辻的"物·事论"逻辑看,"人间"与"物"、"间柄"与"事"可以相互对应。"人间"之为"人间",是作为一种"物"的存在,通过"间柄"这种"事"得以确立的,而"间柄"也正是通过"人间"这种"物"之"为了创造间柄的行为"使其"事"之本质得以显现。因此,"人间"与"间柄"之间只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独立的关系,绝不是相互包摄的等同关系。和辻伦理学的"间柄"结构,是作为个体的"人间"通过"为了创造间柄的行为"揭示其"间柄性"存在的动态过程。

“Being”在日本哲学语境中的翻译及其对汉语哲学的启发

众所周知,"being"具有系词、同一性与"存在"等多种含义,而从这些含义引申出来的哲学争论,在西方哲学史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中西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如何尽量准确地翻译这个词,也导致了汉语哲学界的相关争鸣。然而,虽然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哲学词汇的构成多有日译之痕迹,汉语哲学界却鲜有对于日语哲学界对于"being"的日译实践的自觉讨论,这就使得我们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一直缺失了日语向度的学术参考。详细而言,虽然在井上哲次郎的时代,"being"并没有被翻译为"存在",但将"being"翻译为"存在"的做法,却在日后慢慢成为日本翻译界的标准操作。而根据和辻哲郎的观点,将"being"翻译为"存在"乃是不合适的,因为"存在"无法承担对主词进行临时性本质指派的功用,而这个功用对于西文中的"being"乃是非常重要的。在《伦理学》中,和辻哲郎本人主张对"存在"的东方语源意义进行深挖,以便开拓出一种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旨趣有异的空间伦理学,而与此同时,他也没有特别纠结于如何日译"being"这个问题。而在《日本语与哲学问题》中,和辻哲郎则转而思考如何在悬置汉字文化之中心位置的前提下,从日语的假名表达方式中寻求翻译"being"。他最后找到的与"being"对应的概括性日语词汇乃是"あり",即"ある"之古体,而"ある"的变体"がある"与"である"则勉强可以对应西语中"being"中的不同变体。但即使如此,"ある"与"being"之间的对应关系依然是非常不严格的,因为有一部分与"being"有关的日语表达并不能被归到"ある"之下,而一部分与"ある"相关的日语表达式也很难在与"being"有关的西语表达式之中找到对应者。而与日语相比,汉语中甚至连一个像"ある"那样能够勉强覆盖"being"中大多数含义的字或词也没有(而王路先生主张用"是"来翻译"being"的做法,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因此,今天汉语翻译者必须自创新词来翻译"being"。譬如,"是存"就可以是一个备选的翻译方案。

和辻哲郎“风土文化论”成因浅析

和哲郎(1889—1960)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化哲学家和伦理学家。《风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核心观点是“风土文化论”。本文主要从主客观两个角度分析了“风土文化论”的形成原因,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和哲郎的个人生平与学术兴趣在“风土文化论”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家庭教育和乡村的生长环境对他的性格影响;他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层思考,其中“日本人意识”是他展开对日本民族及其文化探讨和追寻的起点;时局变化和“国策”需要对“风土文化论”写作的影响,“战时”的写作背景是他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人类历史上思想文化的传承,其中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他的触动最大。

和辻哲郎与“日语哲学”的探索

随着近代初期日本对于“Philosophy”之学的接受并以“哲学”译语得以广泛传播,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学界出现了关于“日本哲学”以及“日本哲学史”的最初探索,开始阐述“哲学”在日本的传统学术中如何存在的问题。然而,和辻哲郎却与其他学者不同,他认为近代以前的日本传统学术只是用汉语思考,从而发出了日本哲学必须“用日语思考”的呼吁,并着手进行“日语哲学”的探索性尝试。他试图通过所谓的“纯粹日语”,分析、阐释“日语”所具有的“哲学”意蕴,探索既具有日语的语言特质,又符合“西方哲学”思辨性特征的“日本哲学”。由此,他采用所谓的“纯粹日语”,并以纯粹假名的表现形式,围绕“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あるか”这一哲学根本之问,展开他关于“日语哲学”的探索。然而,为了分析这句以纯粹假名日语来表现的哲学之问中各种语言要素的含义,他又不得不采用汉字汉语替换相应的假名单词进行哲学意蕴的分析与阐发,使他那所谓的“纯粹日语”中汉字的存在成为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这也正是他区别于其他学者,不主张废除日语中汉字存在的原因之所在。由于“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あるか”只是关于“所言存在(有)这件事究竟是怎样言之事”的问题,他所揭示的“日语哲学”,则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诘问与探索。然而,这种“是怎样”的诘问并非关于“是什么”的探索,其作为“哲学”的根本之问显然并不成立。

“世界四圣”框架下的日本孔子观:基于对和辻哲郎的症候式分析

和辻哲郎的《孔子》一书标示着日本学界进入现代以后对孔子的认识有了一些显著变化。和辻哲郎从“世界四圣”的角度理解孔子。这一观点脱胎自井上圆了的“哲学四圣”,着重强调孔子的影响主要不在其生时,而是经过孔门历代弟子的弘扬,从而让孔子从鲁国一夫子,跻身为“人类的教师”。这一观点和《史记》以来的叙事传统实则是背离的,和辻哲郎也竭力想要剥离那些附着在孔子身上的不实之辞,因此,他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祛魅”特征。和辻哲郎的观点和日后由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对和辻哲郎而言,更核心的问题是要通过对孔子的“祛魅”,确立日本文化在世界图景中的坐标,这和雅斯贝尔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20世纪初德国哲学在日本的影响——以和辻哲郎人间学的伦理学为例

20世纪初,德国观念论对日本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辻哲郎试图在东西文明对比中寻找日本文化传统的伦理学意义。通过阐述东方佛教哲学中"空"的概念,对比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分析,同时回归黑格尔早期国家主义学说,和辻哲郎发展出了强调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伦理学体系。此体系尤其注重考察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其过度强调作为伦理关系的人及其社会的存在,最终走向了尊皇主义的道路。

和辻哲郎《风土》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批判

1928~1935年前后,和辻哲郎尝试对当时传播到亚洲的共产主义进行学术性的对抗与驳斥。并且从这个驳斥中,他产生了"某种意识",即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讨论的文化意识。现今,其著作《风土》一书的新版本似乎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将其作为文化论的文本拿来重新解读和研究的领域暂时还处于空白。本稿的第一计划是,重新对《风土》进行新的评介和解读;第二个计划是,查明其所具有的现代性的文化意识,在当时具体是通过怎样的文化事例来形成的。最后,我将对上面的文章中所列举的,那些对于海外研究者来说具有局限性,甚至是无法进行拓展研究的言论着手,并且逐步向他的主体理论方向过渡以及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