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易代与高堂隆“切谏”诗学

高堂隆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要政治人物,经历了武帝、文帝与明帝三个时期,他秉持儒家人格风操,对当时的政治活动发表了许多看法。尤其是他勇于对魏明帝劳民伤财、穷奢极欲的行为进行谏阻,利用经学加以说服,光大了儒家诗学的切谏精神,发展了汉代的诗学,并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学精神。

论北魏渤海高氏的家学家风与文学特质

渤海高氏是北魏重要的世家大族之一,家族文人众多,成果显著,在北魏政坛与文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作品内容与北魏的政治、军事、教育、宗教、风俗等关系至为密切,文中展现出经世致用的儒家情怀以及追求实录的史官精神。此外,渤海高氏极为注重族中子弟的教育,形成了良好的家学家风。卓越的经学造诣与厚重的文化积淀,使得渤海高氏的文学作品具有了引经用典、论说严密、语言典正等特质,值得学界关注。

蒙药高勒图宝日-6及其各单味药的研究进展

本文通过查阅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归纳,从单味药、药理作用、含量测定等方面对蒙药高勒图宝日-6进行综述,为蒙药高勒图宝日-6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蒙药槟榔十三味丸(高尤-13)的方药组成考证

槟榔十三味丸源于19世纪著作《蒙医金匮》,在该书中名为高尤-13,首载槟榔十三味丸方名者为1977年版《吉林省药品标准》。本方曾用名为泰德乎然古鲁格其乃然塔、色么吉德吉德等,《通瓦嘠吉德》虽载色么吉德吉德,但为同名异方,与今之用槟榔十三味丸无渊源关系。槟榔十三味丸在不同时期药物组成有13、14、15味不同,至少出现5个不同药物组成的高尤-13,方药演变集中在19—20世纪上半叶,自1971年以后方药组成和配比均无发生大的变化。其中,槟榔、广枣、木香、丁香、肉豆蔻、紫硇砂、干姜、荜拔、胡椒、沉香等10味药物是固定不变的,单味药物配比变化较大的属制草乌,其次有木香、丁香、沉香。《吉林省药品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蒙药分册》所载槟榔十三味丸虽未标注其来源,但根据方药组成及配比认为来源于《蒙医金匮》,《内蒙古蒙成药标准》注其来源于《蒙医金匮》。3部标准与《蒙医金匮》载高尤-13药物组成除野牦牛心外均一致,唯独制草乌配比有所不同,其余药物配比均相同。只有《内蒙古蒙成药标准》在附录中标注了与原方的区别,其余两部标准也应与原方异同进行标注为妥。

韦皋与唐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开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西南各族往来并通往南亚、东南亚的一条重要通道,唐初称之为"西洱天竺之道"。天宝战争后,唐与南诏反目,此道长期闭塞。韦皋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在联合南诏打击吐蕃战略中,于8世纪末9世纪初先后在川滇间的北路及南路开路置驿。南方丝绸之路重开后,推动了唐与南诏的交往交流,也有利于唐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交流。韦皋在重开此道中的历史作用,应给予积极评价。

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明太祖实录》载录魏观七条史料,但对于魏观被杀却不着一词,为重新考察洪武七年魏观与高启被杀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高启的个性自由洒脱,而朱元璋对江南士人采取高压与不信任政策,是导致高启辞官的根本原因。或许高启写讥讽诗给朱元璋内心埋下阴影,但魏观在张士诚旧址兴建府治,高启写《上梁文》,触怒朱元璋,因而导致血案。不久朱元璋感觉量刑过重,因而将魏观赐祭,并使之归葬本土。最终《实录》不书,为之隐讳,朱元璋反复无常的个性与魏观所在的苏州是江南重镇,是解开本案的关键因素。

“为”与“搞”之比较

古代汉语"为"字与现代汉语"搞"字有许多相似点与不同处,可比性极强。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是必要和可行的。语义方面,二者均为泛义动词,但各有侧重;语法方面,都主要作动词,但在造句功能和相对位次上存有差异;语用方面,在语体色彩和语言风格上表现不同。

再论高启之死

自明初迄于当代,关于高启之死原因的观点主要有:以诗得罪说、辞官得罪说、苏州人身份说和政治斗争牺牲说。这些观点都不能解释高启之死的真正原因。其实,高启之死是明初众多文人罹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死仅仅是因为在明初刑用重典和朱元璋反复无常及雄猜好杀的背景之下因"魏观案"连坐而死。高启之死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一方面是因为时人因政治忌讳隐晦其辞,后人更热衷于附会;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务求深刻的思维方式。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脾胃论》治未病思想之于慢性病防治探析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导致全球死亡和伤残的重要原因。李杲所著《脾胃论》内容涵盖了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等诸多方面,其应用早已超越脾胃疾病本身,对临床心系、脑系、妇科、血液肿瘤,及五官、皮肤、骨伤等疾病的诊疗及预防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治未病思想在慢性病防治中仍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研究《脾胃论》治未病思想,认清《脾胃论》中内伤脾胃的病因病机及辨证方法,探讨调补脾胃进行慢性病防治的有效途径。

王维卒年王说质疑——与王辉斌同志商榷

王维卒于上元二年(675)七月,已属学界定谳。但王辉斌《王维生卒年陈说质疑》对其提出若干质疑。本文对其所持理由予以逐一反驳,认为王维卒年不误。并对高适刺蜀问题进行简要考辨。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观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论马嵬事变

发生在唐玄宗出亡途中的马嵬事变,具有相当的偶然性,由于玄宗权威的下降,粮食供应的短缺,引发了禁军的哗变,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得到太子的支持,将禁军的怒火引向宰相杨国忠以保证玄宗的安全。事变造成了玄肃之际权力的更迭,对于肃宗及以后的中枢朝局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新型胃管固定包在术后留置胃管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新型胃管固定包在术后留置胃管患者中应用的效果。方法选择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术后留置胃管患者138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将留置胃管患者分为对照组69例和实验组69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胃管固定法,实验组患者采用新型胃管固定包对患者胃管进行固定。胃管摘除后,比较两组患者的舒适状况、置管期间患者鼻部压疮发生率,胃管移位或脱出发生率。结果应用新型胃管固定包对患者胃管进行固定,实验组患者的舒适状况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实验组患者的压疮发生率、胃管脱出和移位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结论新型胃管固定包可以改善胃管置管患者的舒适状况,降低患者置管期间鼻部压疮发生率,胃管移位或脱出发生率,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明初“魏观案”新论

对明初“魏观案”的发生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魏观案”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魏观失职和明初法禁森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论《四维吟稿》的艺术特色

罗辉先生的《四维吟稿》是近年来诗坛出现的一部独特著作。其作品包含以下三个鲜明的风格:一是创作内容丰富多彩,贴近生活;二是作品内涵生动深刻,用典灵活;三是作品既凸显出传统的儒家情怀,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

诗人高启死于非命有多方面原因。世谓其诗作《宫女图》暗讽宫闱密事而招来杀身之祸,纯属穿凿之谈。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让诗人产生了惶恐无助的心态,随之其辞官不就的行为,被朱元璋视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举措。“魏观案”事发后,高启诗文中某些触犯忌讳的语句让明太祖动了杀机。朱元璋制造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还希望警告那些仍然感怀于元朝与张士诚政权仁泽的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明太祖屡兴文祸,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士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启之死可谓明初江南文祸的滥觞。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续论

《儒林外史》与明代社会关系密切。吴敬梓何以厚洪武而薄永乐,是和洪武朝礼乐制度的建立有关,而永乐篡位本身即是对周礼的违背,且自此之后,礼乐制度废弛。高启桀骜不驯,其性格与魏晋人物类似,吴敬梓推崇六朝,但由文中所及《高青丘文集》看,吴敬梓对高启极为熟悉,从其个人及文中王冕行迹看,吴敬梓及其创作受高启影响更大。明代文人结社之风盛行,清代对于明人结社态度多为否定,吴敬梓当受特定时代思潮影响,对文人结社也比较反对。《儒林外史》涉及文人结社颇多,且多为反面,这一现象当与吴敬梓个人态度有关。

高欢父子霸府述论

高欢在晋阳缔造霸府,控制东魏的军国大权,掌握实际的权力,东魏皇帝成为傀儡,东魏朝廷形同虚设。经过高澄、高洋发展,霸府统治日益成熟。高欢父子霸府机构庞大,僚佐众多,保障了霸府的顺利运转。高欢父子霸府统治运转的方式有:京台机务,情寄深远;晋阳霸府机构和职能的扩充两个方面。东魏、北齐的更替,在高欢父子的霸府统治基础上得以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