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汉语“(唯)N是V”句之为简式系词句——用系词“是”新释“唯命是听、上帝是依”等古语及看圆解力

关于先秦时期广泛存在的NV具有宾动关系的“(唯)N是V”式句子(如唯命是听、上帝是依等,异于NV具有主谓关系的个别句子),对“是”字的三种现存解释皆说不通。《逸周书·度训》及孟子都把此式理解为“(唯)N是甲(之)所V”(尾辞是“所V”乃“所V者”的简言,是名词性结构的缩写,是语法名词),乃直接证据(有4个用句且孟子的解释具有范式地位又影响大,胜过一批普通语例),其“是”字乃系词。系词论使这类语句精简高雅。孟子、荀子把此式的“是”换作“为”且此“为”系词,乃间接证据。关系:唯命是听(或从)、唯命所听、唯命之从,统一于“唯命是甲(之)所听”,听指听从;极简式乃“唯命”:皆系词句,有的隐了是字;式异则语力异乃至重点亦异,不可替换。“唯”式的简明语义分只有(只VN)、只要(切切VN),唯命是听因语境异义。而且,系词论所遇一批看似反例者都可圆通破解。王力们的旧释据近似语形而粗训而误解。走出重重迷雾会大规模扩展系词是在先秦的存在数量,证明它是常用系词,这就否定了1898年《马氏文通》以来、以王力教科书为代表的怪诞观点(西洋语法学误解了高度精简的古文);先秦汉语(口语和文言文)的基础思维层次并非低于广用系词“是”的阶段,而是在超越之。“S”似为原始汉欧语(即大亚欧语系之共祖)的系词。

明初征南之役前后西南土司的态度与明廷应对

明朝立国之初,西南地区暂时未被纳入武力收入版图的范围,云南梁王和巴蜀明夏政权继续割据,元代在当地设置的土司土官因此对明廷的态度颇为暧昧。征南之役发动后,各土司的真实态度暴露无遗。战后,出于大局考虑,明廷并没有完全按照战争中的表现论功行赏,而是综合考虑各土司的态度、在地方的影响力、与周边土司的族属关系等因素,因地制宜采取了保留部分土司,改设土府州县、军民府以及在潜在威胁较大的地区设置常驻卫所军等应对政策,迅速稳定了当地局势并为后续的进一步系统治理确立了政策导向。

《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萎缩康冲剂治疗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100例患者均经胃镜与病理确诊为萎缩性胃炎(CAG)伴中重度肠化(IM)和/或不典型增生(ATP),随机分为萎缩康治疗组和维酶素对照组,各50例。治疗1疗程后,两组显效率分别为42％,8％,总有效率为90％,40％(P均<0.05)。将Wistar大鼠114只,随机分为6组。饮用50μg/ml的甲基硝基亚硝基胍(MNNG)溶液,喂含0.01％雷尼替丁标准颗粒饲料制成癌前病变模型,以萎缩康与维酶素对照治疗观察。结果:治疗组大鼠胃粘膜炎细胞浸润、单纯增生、IM、ATP及胃癌发生率明显低于造模组与对照组(P均<0.05)。扫描电镜显示,治疗组细胞形态接近空白组,与造模组、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治疗组细胞核DNA含量、异倍体发生率(AN％)及核周长、面积与腺体异形指数均明显低于造模组和对照组(P均<0.05)。

典型黔中屯堡民居类型研究

最初的黔中屯堡形成于明朝初年,是"卫所制度"下由外地征发至黔的军士就地屯驻营建、并经过600余年发展演变而成,其民居非常具有特色。为了总结屯堡民居的系统化、类型化特征,文章通过实地调研、详细测绘、空间分析等研究方法,概括了贵州安顺地区屯堡民居的建筑特色和基本形制,分析了各种民居类型的形成演变过程。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当地民居普遍形成了以"三合院"、"四合院"为基础的平面布局和石木结合的结构与立面形式,合院式民居是构成聚落的基本单元;铺面、随地形变化的院落、组合院落、碉楼-院落体系、外来文化影响下的院落等是基本形式的演变和发展;屯堡村落还形成了一种由"小院"而"大院"最终构成"村落"的构成方式。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长城并非线性——卫所制度下明长城军事聚落的层次体系研究

长城防御仅靠长城墙体及其上的墩台,并不能阻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其强大的防御能力有赖于长城沿线驻扎的上千个屯兵城,即军事聚落,这些军事聚落分布在八千多公里的明长城沿线,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所制度下军事聚落分为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和堡城五个层次,各层次军事聚落又具有相应的建筑特点。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下)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地理单位”。相反的,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论明代贵州卫所建置的特点及其职能

卫所建置是明代兵部所辖的基层单位。明代贵州由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导致明代在贵州建置卫所出现了一系列有别于其他各省卫所建制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突出表现在卫所空间分布上的极不均衡性和职能上的多重性。

明代河西走廊地区达官家族的历史轨迹——以伏羌伯毛氏家族为例

明代河西走廊的归附人群体中涌现出不少著名的达官家族。其中,以毛忠为代表的毛氏家族于洪武初年归附明朝,被安置在凉州一带,至毛忠获封伏羌伯,并准许世袭,毛氏家族渐成明朝深涉权柄的达官新贵。毛氏在明代的历史轨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朝对达官群体的政策变化,达官家族逐渐融入汉文化圈的历程以及卫所世袭武官集团由盛到衰的发展趋势。

清代卫所制度述略

清代卫所制度是对明代卫所制度的改造和调整 ,其官员由世袭改为任命 ,职能由原先的军事。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建文政局与明前期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的变革

建文朝历时四年,一场靖难之役引发的不仅仅是皇位更迭。对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固然,靖难之役首先是一场军事战争,但皇位更替带来的是权力中枢的巨大变化,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必然导致交战双方的将领、士兵、管理机构(都司卫所)、戍守驻地和待遇等的一系列变化。受此影响,永乐朝政治也打上了浓重的"后建文时代"的烙印。洪武朝形成的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和北边防御体系等,经历明初政局变化,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并对明代以后二百余年的国家防御格局和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明代贵州隆里千户所官军后裔的身份坚持与生存策略

隆里所系明初设置在贵州清水江地区众多千户所之一,其余卫所至今已仅存些许历史遗迹,而隆里所却形成了"屯堡文化"现象,何以至此?田野调查资料、民间历史文献与正史史料足资证明,在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中,隆里所人通过祖先记忆与歌谣传唱来表达其作为明代卫所官军后裔的事实;亦借对王昌龄遗迹的筑建和重修,来激励所中子弟参加科考之决心,而科举的成功,更是其身份得以坚持不变的重要动力。自明迄清,因处于王朝国家"华夏"与"四夷"分治的边疆治理理念下,使隆里所人与周边土司及少数民族人群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泾渭分明的边界,其交往策略游离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外,时常保持警惕,坚持着卫所官军后裔的身份而不致变迁。

刘基“密奏立军卫法”辨疑

传统观点认为明代卫所制度由刘基于洪武元年创立,事实并非如此。相关史料如刘基行状、宋濂作品等,或是人为编造,或因袭旧章,均有可疑之处,但因编入钦定《明史》,遂成定说。卫所制度元时就已出现,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了卫所制度,其基本职掌业已具备。事实是,卫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并非始自洪武元年刘基的倡立。卫所制度被认为是刘基所创,与刘基参与明初诸多制度创设有一定的关系,或与明初统治者高层的政治斗争以及明中期以后诸多与刘基神话传说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

明代在西北、西南边疆驻军戍守中,由于戍守边疆地区的军队数目庞大,给养便成了一个现实问题。为解决边疆驻军的给养,明朝实行卫所制度。随着卫所的建立,内地汉族大量移居边疆,从而使汉文化以卫所为据点在边疆地区得以传播和发展,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并存发展。

清代卫所裁并总论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置和裁并。一些卫所被改置为府、厅、州、县,一些卫所直接被裁掉、其土地与人口被并入附近的府厅州县。与此同时,清朝也有建立新的卫所,直至后来才被裁并。而且裁并卫所的过程时有反复,一些被裁掉的卫所会再次设立,之后又会再次被裁并。有清一朝,共有约817个卫所被裁并。在所有被裁并的卫所中,有21个卫所先被裁并,后又复设,之后又再次被裁并。有22个卫所是清朝新设置的卫所,之后同样也被裁并。有67个卫所被改置为府、厅、州、县这样的行政区划单位,主要集中于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主要分布在西南与西北两个区域。在七种改置类型中,改卫为县数量最多。在被改置的三种卫所类型中,实土卫所占绝大多数。清廷对于卫所的裁并,有利于国家行政区划的整齐划一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利于政府管理和征税征粮操作的便利性,还有利于各民族间互通有无与地区经济、文化交流。

清代卫所裁并研究综述

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学界对清代卫所制度的研究著述颇丰,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区域性的局部探讨或个案层面的微观分析,缺乏全国层面与贯穿整个清代的宏观研究以及整体的理论概括。对于清代卫所裁并府厅州县的数量统计及具体卫所的列举上,虽然也有一些先行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少数几个史料记载比较丰富的区域和时段,重复研究较多,而对于其他一些卫所裁并资料相对欠缺的地区和时段则少有问津。因而从全国范围和整体角度来看,这些数量统计都不彻底和完整。未来,需要更多的宏观研究,通过研究清朝裁并卫所的整个过程,分析中央与地方对待卫所裁并的不同态度,探讨其对于清朝的行政区划、行政管理、财政税收、屯田经济、文化教育、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等产生的影响,评价其整体的意义。

明代广西卫所官军来源考——“明代广西的军事移民与地方社会”系列研究之二

明代广西卫所数量多,分布广,官军中既有跟随朱元璋起兵的所谓“从龙之士”,也有大量归附明朝的故元旧军及陈友谅、张士诚旧部,降附的蒙古人、色目人也以达官军的身份安插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卫所之中。明代广西卫所官军主要来源于今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等省,其籍贯分布呈现出既来源广泛又高度集中的特点,这对明清时期广西的民族构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R为A所V”的形成和发展

"R为A所V"句式,并非由"为"字被动式演变而来,而是在"A所V(之)R"中,通过对"R"进行"左位移"之后,因"R"与"所V"具有同指关系,便在其间添加系词"为"形成的。"R为A所V"经过人们重新分析,并受到"为"字被动式的类化,才得以变成表被动的句式。其中的"为"、"所",也随之向着表被动的"标记"功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