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密旨收葬魏忠贤说考辨--兼论“甲申”政治叙事

在明清易代的甲申之年,出现了大量的政治性谣言,“崇祯密旨收葬魏忠贤”就是其中比较知名的一个。这个谣言并非是针对未来的预言,而是编造“绝无影响之事”,通过流行的新闻读本广为传播,以宣扬一种荒谬的史观,并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时人已指出,在甲申时事坊刻中,存在许多立意、刻意的作伪。“收葬魏忠贤”说与其他类似的纪事,皆贯穿着一个“文臣误国”的隐形主题,是由勋臣和宦官集团主导的政治叙事,反映了明末的政争在南明弘光朝发展的新特点。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及斥魏小说创作特色

书坊主牟取商业效益,愤世忧时是《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及其他斥魏小说创作的重要动力。纪实性是《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一大特色,其主要表现是主动承担为时事"编年"的职责,纪时准确;但小说也由于过重实录与视艺术之外的社会功用,忽视了文学性的追求,故不能跻身为上等精品而只能沦为下乘之作。这也正是《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虽"羽翼信史"但却终为"小说"的原因所在。

晚明文官群体与宦官群体关系析探——以袁崇焕交结魏忠贤的史事为个案

袁崇焕交结魏忠贤的初始时间不迟于天启五年(1625)。两者交结的中介为魏忠贤的同乡兼亲信、袁崇焕的莫逆之交阎鸣泰。袁崇焕交结魏忠贤之后,出任辽东巡抚,在边务问题上得到魏忠贤诸多支持。此后,袁崇焕派遣喇嘛往后金试探议和,宁锦之战中也未能有效援救锦州,魏忠贤令言官弹劾袁崇焕,致使他去职归里。不久,崇祯帝登极,魏忠贤失势,袁崇焕与东林诸臣一道被起复。袁崇焕的座师韩爌是当时威望最隆的东林党魁,在东林诸臣的奥援下,袁崇焕很快被委以督师之命,并免祸于"逆案"。晚明司礼监权渐重而内阁权渐轻,文官群体同宦官群体既竞争又勾结。袁崇焕的个案正是明末文官群体同宦官群体这一复杂关系的缩影。

杨涟弹劾魏忠贤史事新探

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既是被之前的政治纷争所逼“为一决之计”,又与他个人的性格、“顾命之臣”的遭遇、主导“移宫”招致的非议分不开。杨涟的弹劾引起外廷群起响应,虽对魏忠贤产生了一定震慑,但终究由于讨魏阵营成员复杂,东林内部不统一,讨魏不够坚决;东林不明智地逼走叶向高,迫使魏广微投向魏忠贤,使内阁完全被魏忠贤操控;内廷客氏等人对魏忠贤的庇护,尤其是天启帝对魏忠贤的宠信等原因,是杨“讨魏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论东林党“讨魏斗争”及其失败原因

魏忠贤杀害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引发东林党的“讨魏斗争”,至杨涟弹劾魏忠贤达到高潮。“讨魏斗争”终告失败,天启帝倾向于魏忠贤是最主要原因,东林党不能容纳异己,使之投向魏忠贤也是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东林党为了讨魏,逼走调停的首辅叶向高,把阁臣魏广微推向魏忠贤一方,使内阁为魏忠贤把控,也更加便于其实施报复。

明代天启皇帝三题

天启皇帝即位后受到一定的教育,并不是历来所称的"一字不识"。天启皇帝杀太监王安,缘于王安自身的劣迹以及由此引起的天启皇帝对他的不满。天启皇帝极为宠信客氏和魏忠贤,这与他们之间存在的一层温情关系有关。

晚明民变在清初小说中的文学书写——以《梼杌闲评》为例

清初描写晚明民变的小说主要有《剿闯小说》《新世弘勋》《樵史通俗演义》《梼杌闲评》等,其中《梼杌闲评》涉及的民变次数最多,计有三次,即武昌民变、苏州民变、徽州民变。小说在书写这些民变时既有共性,如均依据一定的史实,均有魏忠贤因素,均体现民众的反抗精神等;又各有特色,如武昌民变在魏忠贤入宫前更多体现虚构,苏州民变在魏忠贤巅峰时期更多体现具体描述,徽州民变在魏忠贤倒台前夕更多体现相对完整。不同时期的民变对塑造魏忠贤的“梼杌”形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末“盗宝案”考论

盗宝案作为明末移宫案小插曲,先是由东林党人杨涟提出的。他参劾魏忠贤盗宝虽不实,但魏忠贤仍需依靠太监王安的相救才免受处分。明末以来人们对杨涟与王安在移宫事件上关系的看法各异,反映的是他们对移宫事件及相关东林人士的所为、品德等评价的差异,以及对东林及明末政争是非所持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杨涟与王安对魏忠贤一参一保的矛盾,应是王安有意为之,缘由大概是宫廷内的争权夺利,由此也可看出王安当时的权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