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黔中屯堡民居类型研究

最初的黔中屯堡形成于明朝初年,是"卫所制度"下由外地征发至黔的军士就地屯驻营建、并经过600余年发展演变而成,其民居非常具有特色。为了总结屯堡民居的系统化、类型化特征,文章通过实地调研、详细测绘、空间分析等研究方法,概括了贵州安顺地区屯堡民居的建筑特色和基本形制,分析了各种民居类型的形成演变过程。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当地民居普遍形成了以"三合院"、"四合院"为基础的平面布局和石木结合的结构与立面形式,合院式民居是构成聚落的基本单元;铺面、随地形变化的院落、组合院落、碉楼-院落体系、外来文化影响下的院落等是基本形式的演变和发展;屯堡村落还形成了一种由"小院"而"大院"最终构成"村落"的构成方式。

长城并非线性——卫所制度下明长城军事聚落的层次体系研究

长城防御仅靠长城墙体及其上的墩台,并不能阻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其强大的防御能力有赖于长城沿线驻扎的上千个屯兵城,即军事聚落,这些军事聚落分布在八千多公里的明长城沿线,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所制度下军事聚落分为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和堡城五个层次,各层次军事聚落又具有相应的建筑特点。

刘基“密奏立军卫法”辨疑

传统观点认为明代卫所制度由刘基于洪武元年创立,事实并非如此。相关史料如刘基行状、宋濂作品等,或是人为编造,或因袭旧章,均有可疑之处,但因编入钦定《明史》,遂成定说。卫所制度元时就已出现,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了卫所制度,其基本职掌业已具备。事实是,卫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并非始自洪武元年刘基的倡立。卫所制度被认为是刘基所创,与刘基参与明初诸多制度创设有一定的关系,或与明初统治者高层的政治斗争以及明中期以后诸多与刘基神话传说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建文政局与明前期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的变革

建文朝历时四年,一场靖难之役引发的不仅仅是皇位更迭。对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固然,靖难之役首先是一场军事战争,但皇位更替带来的是权力中枢的巨大变化,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必然导致交战双方的将领、士兵、管理机构(都司卫所)、戍守驻地和待遇等的一系列变化。受此影响,永乐朝政治也打上了浓重的"后建文时代"的烙印。洪武朝形成的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和北边防御体系等,经历明初政局变化,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并对明代以后二百余年的国家防御格局和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

明代在西北、西南边疆驻军戍守中,由于戍守边疆地区的军队数目庞大,给养便成了一个现实问题。为解决边疆驻军的给养,明朝实行卫所制度。随着卫所的建立,内地汉族大量移居边疆,从而使汉文化以卫所为据点在边疆地区得以传播和发展,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并存发展。

论明代贵州隆里千户所官军后裔的身份坚持与生存策略

隆里所系明初设置在贵州清水江地区众多千户所之一,其余卫所至今已仅存些许历史遗迹,而隆里所却形成了"屯堡文化"现象,何以至此?田野调查资料、民间历史文献与正史史料足资证明,在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中,隆里所人通过祖先记忆与歌谣传唱来表达其作为明代卫所官军后裔的事实;亦借对王昌龄遗迹的筑建和重修,来激励所中子弟参加科考之决心,而科举的成功,更是其身份得以坚持不变的重要动力。自明迄清,因处于王朝国家"华夏"与"四夷"分治的边疆治理理念下,使隆里所人与周边土司及少数民族人群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泾渭分明的边界,其交往策略游离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外,时常保持警惕,坚持着卫所官军后裔的身份而不致变迁。

清代卫所裁并总论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置和裁并。一些卫所被改置为府、厅、州、县,一些卫所直接被裁掉、其土地与人口被并入附近的府厅州县。与此同时,清朝也有建立新的卫所,直至后来才被裁并。而且裁并卫所的过程时有反复,一些被裁掉的卫所会再次设立,之后又会再次被裁并。有清一朝,共有约817个卫所被裁并。在所有被裁并的卫所中,有21个卫所先被裁并,后又复设,之后又再次被裁并。有22个卫所是清朝新设置的卫所,之后同样也被裁并。有67个卫所被改置为府、厅、州、县这样的行政区划单位,主要集中于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主要分布在西南与西北两个区域。在七种改置类型中,改卫为县数量最多。在被改置的三种卫所类型中,实土卫所占绝大多数。清廷对于卫所的裁并,有利于国家行政区划的整齐划一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利于政府管理和征税征粮操作的便利性,还有利于各民族间互通有无与地区经济、文化交流。

清代卫所裁并研究综述

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学界对清代卫所制度的研究著述颇丰,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区域性的局部探讨或个案层面的微观分析,缺乏全国层面与贯穿整个清代的宏观研究以及整体的理论概括。对于清代卫所裁并府厅州县的数量统计及具体卫所的列举上,虽然也有一些先行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少数几个史料记载比较丰富的区域和时段,重复研究较多,而对于其他一些卫所裁并资料相对欠缺的地区和时段则少有问津。因而从全国范围和整体角度来看,这些数量统计都不彻底和完整。未来,需要更多的宏观研究,通过研究清朝裁并卫所的整个过程,分析中央与地方对待卫所裁并的不同态度,探讨其对于清朝的行政区划、行政管理、财政税收、屯田经济、文化教育、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等产生的影响,评价其整体的意义。

雍正四年至八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继顺治和康熙两朝之后,雍正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经过雍正一朝的裁并,卫所数量所剩无几,剩下的卫所基本都是漕运卫所和极少数的无运卫所。雍正四年至八年是继雍正元年至三年以后雍正年间卫所裁并的第二个高峰,既承上又启下,为之后的卫所裁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辽东海州卫

明代,朝廷于辽东实行卫所制度,以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统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海州卫为例,通过梳理史料,详细阐述海州卫在管辖区域、城堡设置、管理体制以及清初后金如何控制这一地区,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补充。

明代卫所制度与黔东地区的郡县化

为了控制地方,明朝推行卫所制度,在各地大量安插卫所屯堡。在黔东地区,洪武朝设置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铜鼓、五开等卫,插入思州、思南二宣慰司领地,改变了地方政治格局,为郡县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永乐朝废除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设思南、石阡、乌罗、铜仁、思州、镇远、新化、黎平等府,正式启动了郡县化。卫所的开拓和经营,加强了控制,加快了地方熟化,为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清初大行改制,改并卫所,郡县化最终完成。

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共有约197个卫所被裁并,占顺治年间卫所裁并总数的十分之六。其中,裁并卫所较多的年代是顺治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和十七年,裁并卫所较多的政区是浙江省、陕西省和河南省,且顺治十五年河南省卫所全裁。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的卫所裁并,上承顺治元年至十一年的卫所裁并,以裁撤卫所为主导,为之后康熙与雍正等朝的卫所裁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朝的卫所裁并——以铜鼓卫、平彝卫和威海卫为个案

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铜鼓卫、平彝卫和威海卫,代表了明朝的准实土卫所、无实土卫所和实土卫所这三种不同的卫所类型,其裁并的过程代表了清朝裁并卫所的两种主要方式,也是卫所被裁并的两种主要命运,即卫所被改置为府厅州县与卫所直接被裁掉、其土地与人口并入附近的府厅州县,还代表了西南与华东这两个不同的疆域。这三个卫的裁并历程,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朝裁并卫所的具体原因和社会背景以及裁并进程中曲折反复的历史过程,同时还反映出清廷"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纷繁复杂的权益博弈关系。

康熙元年至二十五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明朝建国之初,在军队编制上,自京师至地方皆立卫所,明中后期卫所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继顺治之后,康熙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作为康熙年间卫所裁并的第一个阶段,康熙元年至二十五年,共裁并卫所一百九十一个。其中,康熙元年、五年、七年和十七年是卫所裁并的高峰。卫所裁并较多的政区是江苏省、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广东省与湖南省,康熙五年福建省与广西省卫所全裁,康熙十年贵州省的五个实土卫所被改置为县。这一时期的卫所裁并为之后大规模地改卫所为府厅州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雍正九年至十三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继顺治和康熙两朝之后,雍正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经过雍正一朝的裁并,卫所数量所剩无几,剩下的卫所,基本都是漕运卫所和极少数边地卫所。雍正九年至十三年是继雍正元年至三年与雍正四年至八年以后,雍正年间卫所裁并的第三个高峰,为雍正年间的卫所裁并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雍正元年至三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清朝裁并卫所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卫所被改置为府厅州县与卫所直接被裁掉、其土地与人口并入附近的府厅州县。继顺治和康熙两朝之后,雍正一朝继续对其进行大力裁并。经过雍正一朝,卫所数量所剩无几,剩下的卫所,基本都是漕运卫所和极少数的无运卫所。雍正元年至三年是雍正年间卫所裁并的首个高峰,裁并的卫所占去雍正年间整个数量的一大半,同时也是卫所改置府厅州县的高峰期,共有二十四个卫所被改置为行政区划单位,此时期的卫所裁并为之后的卫所裁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倭寇与海防:明代山东都司、沿海卫所与巡检司

元末明初,山东地区频遭倭寇侵掠,沿海居民多受其扰,苦不堪言。倭患不但对山东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明朝与日本、朝鲜的外交、军事、经贸活动有深远影响。从区域研究上看,嘉靖大倭患主要发生在南方沿海,因而学者们对粤、闽、江浙等地的倭患非常重视,但忽略了北方沿海的倭患情况。事实上,明初山东沿海的倭患非常严重,以至于明太祖在继位之初,第二次派遣使者去日本时,在国书中明确提及山东倭患,要求日本政府配合镇压。明代山东哪些地区遭遇了怎样的倭患?沿海又是如何应对倭寇来袭?山东海防体系有哪些特殊性?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论明代卫所制度与民族互嵌

明代实施并延续至清前期的卫所制度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中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影响深远。明朝建立卫所制度,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构成凝聚和联系的网络,初步创建了“大范围、广纵深、长时段”的民族结构、民族文化、民族社区多层次多维度的互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巩固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积极吸纳传统中国的历史资源、历史智慧与历史经验,助推新时期的民族大团结与国家大繁荣。

明代海防所城空间形态特征探析——以蒲壮所城为例

本文以蒲壮所城抗倭设施体系为例,重点诠释明代海防所城的空间形态特征。研究从所城整体空间布局及空间元素形态特征两方面着手,对其在规划布局、人居环境构成以及地域民俗文化等方面的特点,有一个初步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保护导向。

明后期的西南卫所与土兵征调

明后期,西南地区旨在弹压土司的卫所遭到彻底破坏,主要表现在士兵缺额、屯田破坏、军纪败坏三个方面。鉴于卫所已失去基本的军事职能,明廷一遇征战,便大量征调土兵从征。明后期因战乱多发,土兵更是被大量频繁征调,甚至取代卫所成为明廷地方平乱的主力;卫所不仅无力弹压当地土司,反而成为土官土目动辄烧杀掳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