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乡村的社会控制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即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导致自身的削弱和控制的失败。通过英租威海卫时期国家权力对威海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为个案来说明国家与地方政权关系的演变。

山东威海卫饮用天然矿泉水生成背景与水质评价的研究

本文论述了山东威海卫饮用天然矿泉水的生成条件，对其界限指标、限量指标、污染物指标、微生物指标等进行了综合评价，确定其为重碳酸型的含锶、偏硅酸优质矿泉水．

法律文本的矛盾——从英租威海卫时期的一份鞭刑文件说起

英租威海卫《1903年鞭笞规定法令》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矛盾,破解这一矛盾需要回到法律文本的历史语境中去,需要对文本背后的“二元法律”进行分析。威海鞭刑制度与香港及英国鞭刑制度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把鞭刑问题与缠足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发现对某种恶的容忍并不是“二元法律”的必然后果,它来自威英当局对殖民统治的成本考虑。

英租威海卫的外来法、本土法与民间法

在民法典呼之欲出的今天,无需民法典却并不妨碍其现代化步伐的威海卫深陷对于“民法典情结”中的中国法学来说不啻构成一个颇为不利的历史反例。应当认真对待的是:普通法的地方法制经验是否或应当如何具有普适性?中国化是外来法“在中国”的基本方式。而如何中国化,则涉及本土法和民间法的有关问题。英租威海卫的中国法律及习惯是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对于这种被称之为“中国法律及习惯”的赝品,与其用本土法不如用“民间法”加以概括或许更具解释力,亦更能在法理上反映外来政权、外来法与本土社会、本土法之间的历史关系。

德占胶澳与英占威海卫文化政策之比较

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的胶州湾与威海卫先后被德国与英国殖民者所租占。他们在占领地内实行了包括教育、文艺、出版等在内的一系列文化政策,但由于其占领的国家不同、占领的目的各异,因此导致了在这两个地区的文化政策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

英租威海卫时期土地交易习惯的历史考察

在英租时期,威海卫地区的乡村社会呈现出特殊的形态。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比较频繁,土地权属关系表现多样化,社会秩序更加复杂多变。选取土地交易和土地诉讼为研究对象,利用民间契约文书、官方诉讼档案、社会调查及碑刻文献等第一手资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考察了先买、除留、转租和升科这四种中国传统习惯。

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的谈判及其实现

随着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英国对华外交的重点。当国民政府成为一个能够有效控制山东的权威政府时,英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就威海卫交还展开交涉。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大使蓝普森以1924年交收威海卫草案为蓝本进行多次谈判,最终于1930年10月1日成功收回威海卫。

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的制度演进

英租时期,威海卫的乡村治理制度几经演变,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即传统的宗族、村董和乡绅的联合治理阶段、总董制治理阶段以及地方自治及村董选举改革阶段。这些变迁反映了威英政府在威海卫乡村进行政权建设的过程,归根到底是为了服从殖民统治的现实需要。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在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并未取得预想中的实效。

近代威海卫的城市定位、规划与发展研究

威海本为军事卫所,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在清末成为北洋舰队的军事基地。甲午战后,英国租占威海卫。英租之初,本欲将其发展为军事口岸,但英日同盟、日俄战争等局势的变化使威海卫失去军港价值,英国殖民当局遂着手将其打造为经济口岸和海军疗养基地。因租期未定、交通不便等因素,威海卫未能成为出色的经济口岸,倒是成了东亚最负盛名的度假天堂。民国政府收回威海卫之后,计划将其作为特别市进行建设,但随之而来的日本侵华战争扼杀了威海的城市发展势头。威海的城市发展受到区位、政治环境、资源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又受到城市定位、城市规划、开放程度、对外交通等主观决策的影响。

英国的统治与威海卫的自杀现象

威海卫租借地内的英国当局了解到太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女性实施自杀。鉴于此,他们规定了民众有报告自杀的义务,教育大众及警察如何进行救助,并且采取了为自杀救助工作任命了一名负有特殊职责的医疗助手等措施。尽管清楚地知道在中国自杀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然而政府在解决引起自杀的原因上所做的努力却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改变租借地内女性的生活环境方面,政府所做甚少,这是与其总的管理政策相一致的,那就是尽量不改变中国乡村的生活结构。地方法官在自杀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对中国法律的遵从,也是英国管理威海卫的这一总政策的部分表现。

日俄战争之后中国收回威海卫的尝试与曲折

1906年中国试图收回威海卫,是一件在晚清不无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日俄战争后,俄国此前向中国强租的旅顺地区转手日本,中国外交官根据中英条约中威海卫的租期与俄租旅顺租期相同的规定,要求英国归还威海卫。英国因英日同盟的关系以及试图维护在华形象,同时担心归还后他国染指等因素,在该事情上拖延、敷衍,使得中国交涉失败。不过,晚清职业外交官在此事件中表现出的日益增强的国权意识却值得肯定。

试论中国租界与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差异——以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差异为例

近代中国不仅出现过租界区域法制,还产生过租借地区域法制,而且它们差异明显。透过这种差异,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的区域法制并为今天的区域法制建设提供一些借鉴。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是中国租界与租借地区域法制的代表,先后出现于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之后。把它们相比较后可以发现,它们有诸多差异,其中包括时空、法律体系、法律内容、司法等方面的差异。构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是:区域性质、定位、环境等原因。与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差异相关,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差异所造成的不同社会面貌、与中国主权受损的关联、对今天区域法制建设的启示等。

英租威海卫史研究综述

关于英租时期的威海卫,一百多年来学界已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对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和评析。通过按照不同主题介绍现有研究成果,并分析目前研究的特点、不足以及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以期推进更深入的研究。

英租时期威海卫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

在英租时期,威海卫地区诉讼案件的增多,主要是由于法庭适用中国化的审判规则对中国人有亲和力、诉讼的收费较低、调解的效力不确定,民众乐于诉讼等原因;同时也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赫德与列强瓜分中国狂潮时的中外交涉

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逐步升级,从经济到政治,再由政治到领土,最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参与了中德有关胶州湾、中英有关威海卫与香港拓址的交涉。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后,赫德首先建议总理衙门要求德国撤军。眼看德国撤军无望,赫德又转而劝说总理衙门尽快满足德国的要求,早日结束中德间的交涉。为了使英国也在抢占中国沿海重要港口方面分得一杯羹,赫德以清政府打算主动将威海卫租借给英国为由,将英国政府的目光引向威海卫,在中英有关威海卫的交涉中充当了双方沟通的桥梁。在中英有关香港拓址的交涉中,赫德向总理衙门建议由港英政府帮助中国在香港周边收税,从而引发了中英间有关九龙海关税卡去留的交涉。

英租时期威海卫乡(村)规民约论纲

英租时期(1898—1930)威海卫的乡(村)规民约内容极其丰富,类型异常繁多,地域特色十分鲜明,时效性强,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变通性。一般是由居住于该地域范围内的村董、总董以及乡绅阶层共同发起、协商制订的,也有以宗族名义制订的族规、家法类乡规民约,还有一些是由一些民间组织制定的。这些乡(村)规民约事实上就是英租时期威海卫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具有规范、互助和奖惩等功能,它起到了维持威海卫乡村社会既定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进而为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租威海卫司法殖民之特性分析

本文从司法体制和司法管理,分析了英租威海卫时期的司法具有三个特点:司法不独立,具有鲜明的行政化特色;司法权外来和受限控、诉讼资源极为有限;吸收中国传统的调解制并加强规范管理,指出这些特点是英国司法殖民本性的体现。

光环之下的个体世界:一战山东籍华工应募动因考述

论文分析了一战中山东籍华工应募的社会因素和内在动机。认为由人地矛盾、资源紧张造成的生存压力与英、法招募开出的各种工资收入、生活待遇等等,是构成华工应募与否的外在条件,但这些条件能否起作用,具有多大程度上的效力,还要取决于华工的内心想法,取决于他们的内在动机,特别是取决于一定的心理结构。从华工出国前的痛苦感受、责任驱使、矛盾抉择、毅然决然等心情表达和行为表现看,家庭和家乡情怀是他们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他们做出出国决定的动力所在。英浸会、圣公会在山东地区传教30多年,构筑出一个有影响的社会网络,他们在华工招募中出于宗教基础的人文关怀与宣传方式,对于山东地区的华工招募起着重要作用。

英国租借威海卫土地法律制度研究

英租威海卫时期,土地法律制度较为发达。"公地"和"民地"是两种基本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为了加强对土地的管理,英威殖民政府先后通过立法,对土地买卖、登记、征用、荒地开垦、土地税收和租用等事项进行法律规制,从而构筑了英租威海卫时期的土地法律制度体系。在土地司法方面,强调该判决在确立土地法律制度渊源方面的法律意义。英租威海卫时期土地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特点和重要的借鉴价值。

试论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的过失

甲午战争是一场对中日两国近百年历史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战争,而海战则在这场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来,清王朝对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寄予厚望。但在中日双方舰队实力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北洋舰队先在黄海海战中遭日本联合舰队重创,继而在威海卫海战中全军覆没。这个悲惨的结局,作为甲午海战中的关键人物,丁汝昌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在黄海海战中的指挥失误和威海卫海战中的消极防守,直接导致了北洋舰队的覆灭,留下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