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档案资料中的西藏问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完成的"顾维钧档案数据库"("顾档")已于2018年初正式发布,现存于中国近代史档案馆,可供国内学者查阅利用。在20世纪长达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顾维钧多次参与中英、中美之间的西藏问题交涉,为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了贡献。"顾档"中包含有大量这方面的珍贵史料。结合已经刊布的档案史料,可以一窥"顾档"对于推进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特别是西藏近现代史等领域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英美外交决策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的国联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组建之初,在代表人选及调查范围问题上,日本极力促使其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调整。英美等国不希望日本破坏既有远东秩序,尤其不希望损害其在上海附近的利益,这是在“一·二八”事变上英美两国态度不同于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之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对刚刚组建的调查团形成了事实上的挑战,如何调查“一·二八”事变以及是否介入中日谈判是李顿等需要明确的问题。国民政府希望调查团尽快北上,调查团则有意完成“一·二八”事变的调查。虽然调查团未直接介入上海停战谈判,但在其离开上海前中日开启了停战谈判,不能谓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顾维钧与美台关于沿海岛屿的交涉(1954.12～1955.2)

《共同防御条约》签署后,台湾当局与美国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展开了新一轮交涉,由于立场不同双方出现了分歧和矛盾。顾维钧在这一交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与蒋介石等对沿海岛屿可能导致“两个中国”问题的警觉,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顾维钧与民国多边外交

20世纪初,世界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通过国际互动机制(如多边组织、会议、条约)解决问题,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因应时代的潮流,积极倡导和推动民国政府参加多边外交活动。同时,作为民国政府的代表,顾维钧精通国际法,又深谙现实主义外交之道,在多边外交实践中巧妙掌握"原则"与"让步"的分寸,为收回国权、声讨侵略、争取大国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国际舞台上有了中国的声音。尽管多边外交有不尽人意的一面,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外交家利用多边外交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所做的努力。

“中性”:人生执着与难耐的平衡——顾维钧立人立业准则解析

顾维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际政治家和外交家,其在民国政象剧变的大舞台上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中性"或"超然"的政治形象,或游离于"党派"之外,或介于"有党"与"无党"之间,实际上他在政治理念上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与冲突在顾维钧身上留下了双向的时代印痕,两套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同时并存于一体,其思想、信仰、个性扑朔迷离,难以把握。

顾维钧关于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的认识——以其博士论文为中心

顾维钧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的侵略、外交上的丧权辱国等问题作出了论述。他提出了不平等条约的产生、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不平等条约与国际法的关系、不平等条约对中国造成的危害等内容。民国时期,顾维钧为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了不懈的努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暗战:中美会谈背后的台美交涉(1955.8—1956.1)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的半年间,在中美谈判会场之外,台美间的交涉悄然进行。对于中美谈判,台当局是高度紧张的"局外方"。中美会谈是否会涉及金马"外岛",会谈是否会升为外长级,在美留学生遣返是否会扩大到全体侨民,会谈是否会造成别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放弃武力声明是否无碍于中共解放台湾的政策等,此类问题在台湾当局看来皆为关系重大之事,而美国或持有不同主张,或不肯对外明确表态,或虽有表态但已造成对台不利的事实。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两个中国"问题。美国欲以两面手法和模糊态度游移于国共之间,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台当局在诸多具体问题甚至若干细微表述上的外交努力虽出自反共利己目的,但亦应肯定其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苦守与坚持。表面上看这场"暗战"收效微弱,然而,国共之间反对"两个中国"的默契更进了一步。

试析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实践

北京政府时期,从1912年回国进入外交界到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顾维钧是修订不平等条约的主角。北京政府时期是顾维钧修订不平等条约活动的辉煌时期。他代表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叫板说"不",为中华民族争得了权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1946-1949年顾维钧任驻美大使期间争取美援活动述评

1946-1949年,顾维钧在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期间,竭力争取美国援助,为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服务。但他的个人努力终究不能挽回蒋家王朝灭亡的命运,可以说是他个人的历史悲剧。

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修约外交的策略及特点分析

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是修改不平等条约外交的主角。顾维钧在具体的修约中采取了联美外交和个别交涉的策略。顾维钧修约外交的特点是:注重情报收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中庸的政治理念、杰出的外交才能。顾维钧的修约外交,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和特权。

外交与内争——1923年北京政府撤废“二十一条”交涉及其所遭受来自国内的阻碍考述

1923年对日撤废"二十一条"交涉名义上虽是对日交涉,但实际上却与国内政争脱不了干系,其提出方式及后续交涉都因此深受影响。不但相关人员无法避开政争的漩涡从而影响了交涉进程,且此项交涉提出之后更多地成为国内政争的口实——除了北京政府内部的人事倾轧外,国内反对北京政府各派系亦借机运作以遂其政治图谋。正是在这样无限内耗的情况下,对外交涉不了了之,政府体制的合法性因此受到怀疑,埋下了引发之后政治变革的种子。

李顿调查团进入伪满洲国受阻事件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李顿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顾维钧是调查团成员之一,但伪满拒绝顾维钧出关,造成李顿调查团进入伪满洲国受阻事件。围绕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和走出满铁附属地,李顿调查团及其派遣方国联、顾维钧及其隶属方南京国民政府、日本驻外使领馆及其背后的外务省、伪满及其操纵者日本关东军之间展开激烈的抗议折冲与协商妥协。调查团受阻事件的实质不仅关系伪满傀儡政权的内外“合法性”建构,而且涉及调查团及国联在东亚的调停能力,并折射出九一八事变的“性质”问题。从该事件对南京国民政府、伪满、调查团和日本所产生的影响来看,这是一次零和博弈,日本将调查团受阻事件与伪满“认可”相捆绑,预谋实现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权力变更得到国际社会承认。此次受阻事件是李顿调查团与大国博弈的缩影,表明南京国民政府依赖的国际解决策略无法恢复东北原状,国联调停机制难以维系东亚和平秩序。

顾维钧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中国面临的军事威胁不断加剧,石油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因此,国民政府加快了开发中国石油资源的步伐,制定了鼓励民间投资和排斥日本、联合英美的石油开发策略。在此背景下,顾维钧作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利用其在国内外的声望和人脉,在中国西北石油开发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一方面联合周作民、钱永铭、严恩槱等中国民间投资者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取得了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的石油勘探和开采特权,建立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另一方面通过加拿大友人何生积极与美孚石油公司接洽合作,委派美国地质学家韦勒和苏顿前往中国西北勘探油田。在孔祥熙访欧之际,顾维钧介入了关于中国应当精炼进口原油还是开采本国石油的论争,并试图促成中、美、英三方共同开发中国五省石油,杜绝日本在华发展石油产业。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开发四川油田、向外国在华石油公司购买石油、进口原油在华精炼等提高中国石油储备的尝试均未成功的情况下,决心开发玉门油矿,因此收回了顾维钧等人的石油开采特权。顾维钧参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不仅为国民政府开发玉门油矿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注入了能量。

1945年中苏谈判前国民政府围绕雅尔塔密约的外交交涉

为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在未得中国同意的情形下,美苏英达成了牺牲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中国曾通过多种渠道探听雅尔塔密约的内容。顾维钧通过和李海的私人关系,在赫尔利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通报之前,已经得悉密约的准确内容。在宋子文与美方商议对苏谈判方针的同时,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亦就中苏谈判的前期工作进行了多次谈话。在筹备即将进行的中苏谈判时,宋子文、顾维钧等曾密议以战后民族解放潮流的高涨阻止苏联对华主权的侵犯,顾维钧进而建议尽量拖延中苏谈判。美苏两国都在关注中国赴苏代表团人选,顾维钧在临近出发的时刻被排除在大名单之外。

顾维钧与“控苏案”

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控诉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案,是在其将要失去中国大陆的背景下作出的,目的是获取国际同情,为其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作外交上的辩护。顾维钧在"控苏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一方面运动美国相关人士;另一方面,以驻美大使的身份积极联络相关国家,促其在联大支持"控苏案"。随着冷战初期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美国也积极支持"控苏案"。"控苏案"最终在联合国通过,得益于朝鲜战争的爆发。

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在美外交活动

顾维钧于1915年8月赴美并在其后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一职,是袁政府在帝制运动期间于外交上的一项重大人事安排。这既与袁政府在此时期联合英、美、俄以抵制日本的整体外交策略有关,也与袁政府有意引导美国有关帝制舆论及吸引美国投资和借款的具体需要有关。顾维钧赴美后,在引导美国有关中国帝制舆论、巩固中美邦交及联络美国商界方面都颇为尽力,并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积极响应,虽因时局发展未能挽救袁政府覆亡的命运,却也给予了一定支持。顾在公开场合完全避免谈及帝制运动。他对袁政府的支持,大概可以从他对过去几年袁政府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期望中国在袁政府的领导下能进一步统一和强盛以及袁世凯对他本人的信任和重视等方面去考虑。帝制运动期间顾维钧对帝制运动的态度及其在美外交活动,反映了此一时期政界人士面对帝制问题时的复杂面向。

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以顾维钧为中心的讨论

国民党于大陆失败前后在美国所进行的游说活动 ,顾维钧是主要渠道之一。他参与了雇用古德温和佩奇 ,对美国政界和媒体进行游说 ,以及资助《远东通讯》为国民党做宣传等活动。顾维钧参与的这些游说活动表明 :1948—195 0年是国民党以金钱推动游说活动的高峰时期 ;在进行游说活动时 ,国民党既使用合法手段 ,也使用非法手段 ;国民党十分注重对媒体的游说 ;

民初职业外交家与中国参加一战——以陆徵祥和顾维钧为中心的一个考察

中国参加一战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但长期以来由于民族悲情意识,人们对中国参战的解读不外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代理人的利益之争"。而近年来学界的认识已有很大转变,多能强调参加一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意义。不过,相关的细部研究还有待推进,如职业外交家群体与中国参战之关系,就还是一个有待深入考察的问题。陆徵祥及顾维钧为民初职业外交家之杰出代表,以陆徵祥和顾维钧为中心来探讨民初职业外交家与中国参战问题,对于探察民初中国内政外交之错综纠葛,及探讨在新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一种新型外交之如何展现,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口述与档案:《顾维钧回忆录》成书中的两大史料因素

1958年起,顾维钧参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项目,先后与多位学者合作,耗时近20年最终编纂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底本。这一巨著的成稿得益于顾维钧个人档案的史料支持,而在不同篇章,《顾维钧回忆录》对各类档案资料的运用情况也不尽相同。除了依托档案资料,顾维钧本人在口述采访时还透露出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其中一部分最终在《顾维钧回忆录》定稿中得以体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信息仅保留在口述采访相关资料——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中,体现了传主顾维钧鲜明的个性。《顾维钧回忆录》、顾维钧档案以及中国口述历史项目档案三者的综合运用,对于以顾维钧为中心的人物研究和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