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论的两种形式与刘勰的立文之道

在早期二元对立思维影响下,汉儒偏重观察文质的历时意义,将文质应用于政治,打造文质循环、损益救弊之说,以质为先,长期影响着文质论的表述形式。魏晋之际,二元思维在玄学清谈和佛教义解中出现新变。佛经翻译使形而上的文质论和形而下的翻译行动发生联结,揭示出以旧文质观观照文学的问题所在,使文质在共时层面的和谐成为当务之急。在《文心雕龙》中,文质论历时、共时两种形式交融。刘勰更加明晰了文、质两端与“情”在共时层面的联系,以“情文”为“立文之道”,并从质体文用的角度,提出了对“情”的价值判断,在肯定文华的同时折衷了质派,丰富了文学文质论的内涵。

论欧阳修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

自班固《汉志》建立"小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论我国早期的佛经翻译特点——从东汉到西晋

我国早期的佛经翻译特点呈现出多层面性。从翻译主体来看,译经者主要是外来僧人或者久住中国的外籍后裔,汉地僧人或居士参加很少,且多从事辅助工作,翻译往往全凭口授;从翻译行为来看,这一时期的译经多属个人行为,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从翻译方法来看,汉末基本采用直译法而偏于“质”,三国时期,基本采用删繁就简、尽量适应当地文化的意译而偏于“文”,西晋时期再予纠正而采用直译,译文偏于更高层次的“质”;从译文受到目的语的影响来看,佛经翻译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从译经者的素质来看,他们都是从事佛教工作的专业人士,这保证了译文能最大限度地传译原作的思想;随着译经的不断发展,经师们开始对已有的翻译文本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或“重译”(“校译”)或会译或注译。总的看来,早期的佛经翻译尽管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系统的翻译理论,但却为以后的佛教翻译在理论上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从诸子学说到小说文体——论《汉志》“小说家”的文体演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子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又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试论王质《诗总闻》的文学观

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诗经》研究专著《诗总闻》能用文学的眼光来关注《诗经》,从多方面对《诗经》的文学特质加以论述,展现了《诗经》清新明丽的文学世界。

刘勰《文心雕龙》与文艺学元问题

"衔华佩实"是刘勰指导文章作法的根本指导思想。"衔华佩实"实际上是指文与质的有机统一,它有深厚的哲学缘起和理论渊源。文与质的有机统一体即作品。它不仅是文艺理论史上人们建构文艺学知识的最初切入点,而且有关作品的知识还是文艺学知识大厦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由此看来,文与质问题当是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文艺学的元问题。实际上的确如此,诸多的文艺学知识都是围绕文质问题而展开的。

中国古代的文学发展论

中国古代文论家对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早有探索总结 ,论说得最有见地的是文论大家刘勰。他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有关观点 ,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两个著名观点 :一是“通变”说 ,即文学的继承革新 ;二是“质文代变”说 ,即文学的内容形式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后代文论家在刘勰观点的基础上作了系统的阐发和深化 ,从而形成有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论。该理论不仅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史实 。

早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论”文艺思想

魏晋南北朝,在佛典翻译的"文质之争"中,"文质论"从儒家的人格论与治道说发展成为在文学批评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文艺思想。佛典译家们对"内容与形式"层面的文质关系问题的深入探讨,对后世文学实用理论、接受理论、文学审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修辞层面,他们对佛典译文语言风格的文质论争也使得俗语与文言在书面使用中的冲突开始凸显出来。译家们的实践促进了文学语体风格的多元化,使得质朴、繁复成为汉语精约、含蓄的风格之外可欣赏的另一种"语趣",在通俗书面语产生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佛典翻译过程中不断深化的"文质论"终于在刘勰集南朝文艺理论之大成的《文心雕龙》中发展成为成熟、系统的文艺思想。

卞孝萱先生对《柳文指要》的学术贡献

卞孝萱先生学识渊博 ,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史专家。虽年届耄耋 ,著作等身 ,而犹精神矍铄 ,笔耕不辍。为恭贺先生八十华诞 ,我们编选一组文章 。

论《文心雕龙》为刘勰“树德建言”的子书

以对古人"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进入刘勰的语境乃至心境,可以发现他的初衷是把《文心雕龙》写成一部子书,通过"述道见志",借以"树德建言";并且他也达成了这一目标。明确这一点,对全面认识刘勰其人和《文心雕龙》其书事关重大。

反思《文心雕龙》文学地理学的“北质南文”视域

有关《文心雕龙》的文学地理学阐论向来强调,刘勰立足尊儒弘道的北方文化传统而制衡雕文镂采的南方美文思潮。该阐论框架基于北质南文的文学地理图景,主张北方尚贞质实义,异乎南方尚绮文丽章。然而这与刘勰的北方观本身存在偏差。一方面,刘勰文章学承继了北地的儒家礼乐文脉,正如“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之梦所示,刘勰以显诸“丹漆”文采的“美文”性理解礼乐文化,反映对北方礼乐人文“尽美”维度的承续。另一方面,为适应南方新兴的文学审美思潮,刘勰以文学化方式重读代表北方正统文化的儒经,凭骈文美学眼光再现儒经之“含文”。以上表明刘勰的“北方”远非质而无采,倚仗北质南文之二元固化模式的《文心雕龙》文学地理学批评有待重审。

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新诠

对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可尝试将其置于"文质世运"这一语境来加以讨论。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演变,表现为一个"质文代变、文质互救"的模式,即:汉末文弊,曹魏争之以质,曹魏中期以后,治道又由质转文。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与宦官擅权、选举不实等政治问题相伴而生,是汉末文弊的一种表现。曹魏代汉是一个"救文以质"的社会政治过程,清谈浮华在这一时期自然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不过曹魏中期以后,汉魏之际的政治却又表现出"由质趋文"的中途转向,清谈浮华也得以重新发展。不过,正始清谈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它受玄学的主导。由此,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将到达一个新的阶段——魏晋清谈。

“由文趋质”:顾璘文学思想的坐标意义

顾璘是明代中期南京地区复古派的代表作家,寿高位显。其早年作为复古派,曾劝同人陈沂放弃对宋人的学习,晚年则重视台阁体式的文统和淡泊的口味,赞赏唐宋文派的新趋向,不过在诗歌领域,仍持守复古派立场,批判新起的初唐、六朝风。这与其晚年的职司和精神转向有关,其变化过程可概括为"由文趋质",即从早年的重文辞到晚年的重义理,精神也转向更为靠近传统的理学和新兴的心学。在明代正德嘉靖之际复古派一片"变"的转向声浪中,其文学思想姿态具有较为重要的坐标参照意义。

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集部文献研究综述

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是继《隋书·经籍志》之后重要的文献目录。整理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集部文献存目以及其中所载作者信息,有助于我们认识此阶段内文学文献的概况,考察作者及作品,能够更为清晰全面地认识唐代文学及其发展概况。通过研究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集部文献,略述其研究概况,是进一步研究两唐书集部文献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