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章学诚“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及影响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三部有着继承关系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章氏的《文史通义》对中国古代学术史做了最为全面的总结阐释,堪称集大成者。文章就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和影响展开讨论,以期揭示章氏《文史通义》学术思想的主旨。文章认为,章学诚通过梳理传统四部之学的渊源,考察刘勰《文心雕龙》和刘知几《史通》这两部学术理论著作,评析清代乾嘉学术风气,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有着深刻认识和整体把握,这是他"交相裨益"学术观念形成的重要前提。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具有与前人之说"不相袭"的创新,特别是他倡导文、史之学汇通和明义的观念,为中国古代学术史增添了难能可贵的色彩,其丰富的学术内涵值得深入挖掘。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与方法还对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另辟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新途径。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文心雕龙·知音》与《文史通义·知难》撰作心理及旨趣比观

本文承续对《文心雕龙》与《文史通义》进行比较研究的做法,讨论其中《知音》篇与《知难》篇的内容关涉,以及撰作时心理动因与旨意归趣的异同。通过比观,可以深化认识二书遥相呼应的对于文学/学术知音的探寻。

章学诚“交相裨佐”学术观点对高职语文教学的启示

"章学诚是乾嘉时期重要学者,其提出的"交相裨佐"的学术观点具有丰富内涵:以文证史、以史裨文。此观点对高职语文教学颇有启示,藉此可以拓展学生视野、溯源文体、剖析主题。

《史通》《文史通义》有关《史记》评论之比较研究

刘知几注重从编纂学的角度指出<史记>在编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希图为后世的修史立一"法典",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造和完善纪传体史书的建议和主张.章学诚则主张学习司马迁圆通变化的旨意,反对班固及以后史官在修史过程中谨守绳墨、不知变通的做法.他力图突破纪传体的束缚,融合吸收其他史体之长处,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史体.

罗炳良教授译注《文史通义》述评

在清末民初的史学近代化历程中,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从乾嘉学术的边缘逐步走向了现代史学的中心。时至今日,《文史通义》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罗炳良教授译注的《文史通义》就是这样一部研究经典之作的力作,吸引史学家持续不断地研究。罗译《文史通义》包括题解、注释和翻译三个方面的内容。题解短则两三百字,长则近千言,兼具导读、撮要、评点之功,也注入了罗炳良教授对乾嘉史学的理解,流露出他的真性情。《文史通义》囊括万有,若不懂得其中的人物、史事、典故、字词和术语等,阅读中自是举步维艰。罗译本小到一个字,大到整句话,都有注解,做到了细和全。《文史通义》长于说理,这要求译文不仅要从文字层面作疏通古今的工作,还要在今译中特别讲求思想的畅达。在这方面,罗译本也具有较高的水准。

文史见道——章学诚“六经皆史”论

章学诚与其说是一位史学家、文论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家。乾嘉学者为考据而考据,章学诚却在思考学术的意义何在。他提出"六经皆史也"与传统经学之"经学即理学"相抗衡。他认为"六经皆器",只不过是"先王之政典",因此经学训诂不足以明道,而通过文史却可以见道。由"文史见道",章学诚将文、史、哲都结合到了一起,指向了最基本的社会生活,使文与史都有了哲学意义,也使哲学不流于空泛。因此,他站在"道"的高度论文议史,直指文心史意,见前人及时人所未见之处。

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张舜徽先生对《汉书.艺文志》极为重视,其《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书是迄今为止《汉志》传统目录学研究的最后一次成果集结。文章对其成就略作论述,并指出其不足之处。

学术流派的盛衰与各科知识的消长——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上)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经由对《汉志》所载典籍的叙录,追溯了六经的经典化历程和权力—知识话语的形成,探寻了各学术流派兴盛与衰微的动因,并进而考索了各科知识产生与消亡的社会语境。典籍在古代是最重要的知识载体,《汉书艺文志通释》对典籍的叙录考辨,自然也就成了别具一格的知识考古,本文阐释了校雠学这种知识考古的形式与特点。

辨体·辨义·辨人·辨伪——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下)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通过叙录解题,对《汉志》所载典籍进行了辨体、辨义、辨人与辨伪,考辨了《汉志》典籍各种独特的知识形态和存在方式,因而这种叙录解题构成了别具特色的知识考古,本文阐述了校雠学这一知识考古的形式与特点。

《群经平议》与《马氏文通》“句法”术语之比较

"句法"一术语在《群经平议》中被使用共20次,在《马氏文通》中被使用共127次。其含义在二部著作中的表现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认真研究它们之间的"同"与"异",这对于厘清中国古代语法术语的源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论章学诚的档案本体观

清代的章学诚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史研究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与此同时在古代档案学理论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创见。他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当中大量论述了有关档案的知识,如档案的内容、作用、分类、载体等,直观反映了其档案本体观,对档案学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

论章学诚的文书档案体式观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文史学家。《文史通义》为其代表作。其中有许多篇目提到文书档案的体式。文书档案的体式是指文书档案的体裁格式。章学诚关于文书档案的体式的观点,总的来看可分为体式的规范要求与行文、称谓、格式与成文方式等多个方面。通过对文书档案体式的梳理,可再现当时文书档案的原生态,使现代人明白文书档案的传承与其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使人明白古为今用的道理。

试论萧统之“时义”

萧统《文选序》是研究《文选》选文标准的重要依据,但学界多集中于对"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对其中"文之时义远矣哉"一句大多未加关注,而此句在整个序言中既上承,又下启,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文之时义"中"时义"一词的理解,对于确定《文选》的选文标准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文选序》全文,考索文、时义、清英,"时义"当指文章美好教化功能之意。再结合萧统本人的文学观及当时重华采,尚巧似,追求骈俪、声律和文采之美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追求,"文之时义"在内涵上可兼指形式上追求艺术之美、内容上注重教化之功。

宣统《山东通志·艺文志·金石》案语研究

宣统《山东通志·艺文志·金石》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金石文献,其最精华的内容就是"谨案"部分的考证说明,案语广征博引,考订严谨。编纂学者对金石文字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解读,比如疑难字、异体字、通假字以及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等等,他们对铭刻文字的著录与考释,为挖掘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研究对中国古代史著的征引和借鉴

日本著名中国史学者内藤湖南曾在其任教的京都帝国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课程讲义及学生笔记经后人整理出版为《中国史学史》一书。内藤湖南授课时往往会以大量的中国史学著作作为参考书。从《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来看,内藤湖南用作参考的著作主要有《廿二史札记》《史通》《文史通义》《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提要等,可见其史学史研究深受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但在参考和引用的同时,内藤湖南也会就上述著作及其著者阐发自己新的思考,其中亦不乏极具个人特色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