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to "Ma Shi Wen Tong"

As the first works of Chinese grammar, "Ma Shi Wen Tong" has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 It marks that Chinese grammar study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science.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generalize "Wen Tong".

小篆构件“卪”的来源及去向——兼谈秦“书同文”规范汉字的策略

殷商甲骨文构件“卪”演变至西周金文,形体由跪姿的■演变为站姿的■.秦“书同文”将■形规范为■的构件义调整为符节及与符节相关的政令、节制等义.与“卪”形体相同或相似的战国秦文字构件,秦“书同文”多类化为■未能独立成字,■构件在战国秦实用文字中找不到字形根据.小篆构件■能为秦“书同文”规范汉字策略的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温肾通督方促进小鼠脊髓损伤的修复

背景:前期研究证实,温肾通督方可通过抑制脾脏B细胞焦亡、促进微血管内皮细胞吞噬髓鞘碎片、影响小胶质细胞迁移和浸润、促进受损神经元恢复、降低脊髓损伤后神经元凋亡等促进脊髓损伤恢复,但其机制尚不明确。目的:探讨温肾通督方对脊髓损伤小鼠髓系细胞触发受体2(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s 2,TREM2)及PI3K/Akt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取36只C57BL/6小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温肾通督方组,每组12只。模型组与温肾通督方组采用改良Allen’s法制备小鼠T10脊髓损伤模型,造模后第1天,温肾通督方组灌胃给予温肾通督方,假手术组、模型组灌胃给予生理盐水,每天1次,连续给药28 d。给药期间,通过BMS评分和斜板实验评价各组小鼠运动功能;造模后第7,28天,采用苏木精-伊红染色观察各组小鼠脊髓组织病理变化,免疫荧光染色双标法检测脊髓组织离子化钙结合适配分子1(ionized calcium binding adaptor molecule 1,IBA1)、TREM2蛋白表达,Western blot检测脊髓组织TREM2、PI3K、p-PI3K、Akt、p-Akt、Bcl2、Bax、Caspase3蛋白表达。结果与结论:①BMS评分和斜板实验结果表明,脊髓损伤造模后小鼠后肢运动功能下降,而经过温肾通督方治疗后,脊髓损伤小鼠后肢运动功能明显提升。②苏木精-伊红染色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较,温肾通督方小鼠脊髓组织病理结构明显改善,表现为背侧白质和神经元萎缩程度、细胞质空泡化降低及炎性细胞浸润减少等。③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造模后第7天,模型组IBA1、TREM2蛋白表达均低于假手术组(P<0.05),温肾通督方组IBA1、TREM2蛋白表达均高于模型组(P<0.05);造模后第28天,模型组TREM2蛋白表达低于假手术组(P<0.05),温肾通督方组小鼠脊髓组织中的TREM2蛋白表达高于模型组(P<0.05)。④Western blot检测结果表明,造模后第7天,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TREM2、Akt蛋白表达及Bcl2/Bax比值降低(P<0.05),p-Akt、Bax蛋白表达及p-Akt/Akt比值升高(P<0.05);与模型组相比,温肾通督方组TREM2、PI3K、p-PI3K、Akt、p-Akt、Bcl2蛋白表达及p-PI3K/PI3K、p-Akt/Ak、Bcl2/Bax比值升高(P<0.05),Bax、Caspase3蛋白表达降低(P<0.05)。造模后第28天,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TREM2、PI3K、p-PI3K、Akt、p-Akt、Bcl2蛋白表达及Bcl2/Bax比值降低(P<0.05),Bax蛋白表达升高(P<0.05);与模型组相比,温肾通督方组TREM2、PI3K、Akt、p-Akt、Bcl2蛋白表达及Bcl2/Bax比值升高(P<0.05),Bax蛋白表达降低(P<0.05)。⑤结果表明,温肾通督方可能通过上调小胶质细胞TREM2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抑制神经元凋亡发挥神经保护作用,进而促进脊髓损伤的修复。

风池穴“温通针法”治疗面瘫急性期的疗效及对面神经传导速度的影响

目的:观察风池穴“温通针法”与常规针刺治疗面瘫急性期的临床疗效差异及其对疗程的影响。方法:将70例风寒型面瘫急性期患者,随机分为温通针组(35例)和常规组(35例),温通针组采用风池穴“温通针法”联合电针+西药治疗,常规组采用电针+西药治疗。所有病例观察至治疗6周后,其间若已治愈则停止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及3个月随访时的H-B量表、Sunnybrook量表和临床疗效,治疗2周及4周时面神经传导速度,比较两组痊愈患者疗程差异。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随访时H-B分级、Sunnybrook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P<0.01);温通针组在治疗4周后H-B分级明显优于常规组(P<0.05),随访时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周、随访结束时,温通针组Sunnybrook评分高于常规组(P<0.05)。温通针组总有效率为82.86%(29/35),愈显率为71.43%(25/35),明显高于常规组的65.71%(23/35)和45.71%(16/35)(P<0.05),温通针组痊愈率37.14%(13/35)显著高于常规组14.29%(5/35)(P<0.01)。温通针组患者痊愈时间明显短于常规组(P<0.05)。治疗4周时,两组患者神经运动诱发动作电位、眼轮匝肌潜伏期(ms)、眼轮匝肌和口轮匝肌波幅(mv)两组间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口轮匝肌潜伏期(ms)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与常规采用电针+西药治疗比较,急性期介入风池穴“温通针法”是治疗风寒型面瘫的有效方法,能提高H-B分级、Sunnybrook评分、提高愈显率、缩短病程、缩短眼轮匝肌和口轮匝肌的潜伏期并提高M波波幅。

李洁教授运用温阳祛瘀通脉汤治疗二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经验

二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属于中医“心悸”范畴,是一种较为严重的缓慢性心律失常,临床表现为心悸、头晕、乏力、黑朦甚至晕厥,严重者可危及生命。二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心电图表现为P波规律出现,PR间期恒定不变,部分P波后QRS波脱漏。西医在治疗二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时主要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和安装人工心脏起搏器,然而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不良反应及禁忌证较多,在临床用药时对医生及患者产生极大困扰;人工心脏起搏器的电极放电会直接导致心肌损伤,并会长期存在心肌细胞慢性炎症反应。西药治疗和介入治疗均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因此临床上患者接纳程度普遍偏低。李洁教授从中医角度分析认为本病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的病机多为心阳不振或气血亏虚,标实的病机多为痰饮停滞或瘀血阻滞。温阳祛瘀通脉汤是李洁教授根据其治疗心血管疾病的30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创立而成,具有温通心阳、活血化瘀、益气复脉之功,主要用于治疗二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阻止病情进展,收效甚佳。现根据一则验案分析李洁教授运用温阳祛瘀通脉汤诊治二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的思路与经验。

张之洞“通经”思想与《书目答问》经部著录分类探析

张之洞从“通经”思想出发,改变了古代书目“聚传习一部古典之书为一类”的分类原则以及“以时为次”罗列经部文献清单的著录标准。《书目答问》首先区分“经”与“经说”,确立“正经”具有公理前提性,也是所有“经说”的对象和基础;其次,又将“经说”区分为“古注”与后续的列朝“经说”。前者是“经说”典范,故亦称“正注”,并成为后者的标杆。由此形成从“正经”到“正注”再到列朝“经说”的由源竟流的学术演进之迹;反过来,从列朝“经说”到“正注”再到“正经”的因流溯源,则成为“通经”从而表彰儒家经典价值的必由进路。至少就经部而言,“通经”的学术诉求比目录学自身的逻辑更为本质地制约着《书目答问》的文献著录与分类。

文中子乐教思想述论

文中子王通生于魏晋南北朝乱世末期,由于亲眼目睹政治混乱、兵戈四起带给百姓的灾难,他逐渐孕育出以天下为己任、身体力行传承古代礼乐教化的文化意识。首先,他从理论上界定了乐教的本质,认为乐是对于圣王之德的一种象征与描绘;其次,他指出乐教的作用机制是通过礼乐将其蕴含的道德精神,以一种具体可感、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在潜移默化中感动聆听者,使之浸润在道德之善、艺术之美中而受到诱导,最终影响其内心世界与外在言行;最后,他通过点评历代礼乐教化、教育弟子、参与政治等实践,试图在隋初重建礼乐。虽然最终未能实现其愿景,但王通乐教思想仍有不可磨灭、值得研究的现代价值。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

“同”是《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批语。“同”批注的字词主要含括异体字和转语两类。将《手批》与其参考性材料《文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同”所批注的字词与《文始》中“变易”关系的字词在内容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泛时性特征。同时,受《说文解字》训释内容的影响,“同”存在将造意与实义混淆的问题。

山西平定开河寺石窟研究——北朝时期的三个洞窟和隋开皇元年“镇国王像双丈八”铭摩崖大佛

开河寺石窟现存三个北朝洞窟和一尊隋初的摩崖大佛。三个洞窟最早的铭文为东魏武定五年(547),摩崖大佛铭文为隋开皇元年(581),大佛旁台座铭文为北魏永平三年(510)。这表明从北魏到隋朝,当地佛教徒持续在此造营供奉。笔者考察了造像及铭文,发现了另一尊摩崖大佛的痕迹,认为铭文中的“镇国王”是指隋文帝,“双丈八”最初应是双像弥勒佛,敬奉“二圣”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此外,据豆卢通及其子僧奴有关资料,“镇国王像双丈八”铭文极有可能是在隋开皇八年(588)之后题刻的。

《说文解字》与北朝字书《字统》收字释义比较研究

北朝字书《字统》虽已亡佚,但从各传世文献的引用中仍可辑得逾百条佚文。《字统》于收字释义上对《说文》既有传承又有发展,将相关条目加以比较,可直观反映出二者的异同,并可管窥上古汉语至中古汉语文字与词义的发展变化。收字方面,《字统》的收字总量超过《说文》,不仅补充了一定数量的《说文》失收字,还收录了相关的异体字和东汉后产生的新字。释义方面,《字统》一方面沿袭《说文》的训释,另一方面也颇有创见,对汉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亦有说解。

《同文汇集》整理研究拾遗

阿敦编著,刘顺、桑格编辑《同文汇集》为清代私人先于官府编纂的满汉对照分类词典,以“同文广汇全书”“同文广类全书”“广汇全书”之名见于近百年书目,专题研究仅见于春花《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吴雪娟《〈同文广汇全书〉满语俗语研究》。其初刻本确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寄畅斋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寄畅斋重刻本”为证。

《皇极声音文字通》文字排列探究

作为一部明代的吴语韵书,《皇极声音文字通》完全袭用北宋邵雍的《声音唱和图》的框架,但二者在文字排列上却有一些不和谐、不一致之处,前贤对此多有诟病。本文指出这些不和谐、不一致之处反映出了明代吴语实际的语音状况,恰恰是《皇极声音文字通》的价值所在。

苏轼与文同研究二题

苏轼有关文同的诗文创作,自罗琴女士统计的79首(篇)问世后,学界多遵循借鉴,几无质疑。剔除重复,查漏补缺,得出85首(篇)的最新数字,并对个中难以系年的诗文详加考证,确定创作年代。苏、文两家的姻亲关系,始于文同少子文务光与苏辙之女的琴瑟之好。苏轼与文同并非中表兄弟,其自称“从表弟”是基于后辈姻亲与志趣相投以示亲近,不可坐实。文章去伪、去冗以存真,旨在揭示二人在君子相惜与姻亲基础上建立的深厚友谊。

《说文解字注》与《说文通训定声》比较分析

《说文解字注》和《说文通训定声》都是清代学者对传世本《说文解字》进行研究后写成的经典之作。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书虽皆重视音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又各有侧重:前者更倾向于还原《说文解字》原貌,保留《说文解字》原有体系,更重视本义和本字,属于文字学著作;而后者则是打乱《说文解字》原有体系,建立自己的说解系统,属于语言学著作。

从字用看秦“书同文”的具体规定

从里耶秦简8-461号木牍摘录的部分“书同文”内容看,秦“书同文”内容丰富而广泛,但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没有秦“书同文”完整规定的记录。语言文字的发展如果是自然演化,必然存在新旧共用的阶段,而如果是人为规定,则不会存在共用阶段,依据这一规律,可以通过“书同文”前后秦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的对比,推断“书同文”的未有明确记载的内容。“胃”“谓”分用、“直”“置”分用、“丈”“杖”分用等当属“书同文”规定。

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文心雕龙·通变》“五家如一”平议

学界对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所举汉赋“五家如一”的例子是褒义还是贬义,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通过梳理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褒义派占主流,之后持贬义的学者逐渐增多,对褒义派形成了挑战。相比较而言,褒义派更合理。这可以从前后文义的贯通、“极”和“终入笼内”等语词、“赞”言的“参古定法”、文学史的演进上等角度获得证明。

《同文算指》中高次方程数值解法部分编纂再探

李之藻《同文算指》一书第十七部分“广诸乘方法”内容的来源问题在数学史界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已有研究指出其来自德国数学家施蒂菲尔《整数算术》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这个结论存在明显问题,很值得商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全面比较了上述两部分内容,并仔细分析了与之有关联的克拉维乌斯的《实用几何》一书.结果发现“广诸乘方法”的内容与《实用几何》第六章第十九节内容有很多地方相似,特别是在数据标注和书写形式方面,李之藻在编纂《同文算指》的时候应也部分收集或参照了《实用几何》中的一些内容.这一结果推进了关于《同文算指》和李之藻的相关研究,可为明末清初西方数学传入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得以正式形成。然而,《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有个较长的过程。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重《二京》《三都》轻《两都》的审美差异化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萧统《文选》编撰之前,《二京赋》《三都赋》注释均有数家之多,而《两都赋》却一种注释本也没有。萧统《文选》将《两都赋》置于“京都”赋之首,是符合萧统总集编撰的皇家立场的。萧统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的确立、引导与示范,班固《两都赋序》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契合了萧统编撰《文选》的政治目的。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陆续出现的《文选》注释成果,改变了《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巩固了《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

李之藻《同文算指》“测量三率法”来源研究

“测量三率法”是明朝著名历算学家李之藻编写的《同文算指》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前人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但对此部分内容的来源一直不很清楚。本文利用文献分析方法,深入探讨这部分内容的细节,同时对照德国著名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的《实用几何》第三卷内容,发现李之藻关于“测量三率法”的表述与克拉维乌斯运用几何方法进行实际测量的内容很接近,二者所使用的工具、测量手段和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因此李之藻的“测量三率法”应是在克拉维乌斯的《实用几何》第三卷内容基础上编译而成的。这一结果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同文算指》的相关研究,可为研究明朝末年西方数学在我国的传播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