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蜀官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王道和霸道是中国传统治术的两端,并且由此产生“儒生”与“文吏”二类文官群体的分类。汉代中期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运作模式确立,儒生、法吏并用,或者以儒术缘饰法术,此运作模式有利于帝国行政和大一统的思想控制。汉制,郡国守相不用本郡国人,西汉外籍蜀官在巴蜀地区的施政带有“霸王道杂之”的色彩,使得地方基层社会逐渐被整合到国家秩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地方化”。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行事具有典型意义,可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观察和分析的案例。

丁文江、翁文灏与地质调查所的科学文化

地质调查所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成就最显著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对中国近代科学产生过深远影响。作为创建者,丁文江、翁文灏对地质调查所的创建、发展和壮大影响颇著,作出过突出贡献,他们的科学精神、思想、文化观及人生价值观等是地质调查所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史料为基础,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梳理,从科学精神、学风文风、人文与民族情怀和以人为本的多元考核评价等方面分析和探讨了丁文江、翁文灏对地质调查所的作用与影响,冀图为现代科研院所管理提供借鉴。

中国学者首次参加国际地质大会经过及影响

1922年,翁文灏出席了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这也是中国地质学家首次参与国际地质学界活动。翁文灏不仅全程参与了相关学术活动,还被推举为万国地质学会副会长、评议会评议员等,参与了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对大会做出了中国贡献。在接受当地记者专访时,翁文灏公开表达了中国对国际地质学界重大争议问题的态度和立场,让国际地质学界听到了中国声音。这次大会给中国地质科学带来了积极且重要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也给刚刚起步的中国科学界带来极大的鼓舞和自信。

《文心雕龙·原道》三种英译文分析

《文心雕龙》以其"体大虑周"而成为中国古典文论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文心雕龙》现有三个英译全译本,译者分别为施友忠、黄兆杰、杨国斌。文章以《原道》为例,对三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原道》标题与术语"文"的翻译中,可以看出三个译本在术语翻译和体系建构上的特征,施译与杨译学术性强,而黄译虽对术语的翻译较为笼统,但也有全局考虑。同时,通过对三种译本在文体传达上做出比较,可以看出三个译本的明显特征:施译简洁、准确;黄译形象、重文学性;杨译详细、确切。

相如为巴蜀师论

《汉书·地理志》提出蜀地文化发展乃文翁倡教、相如为师的结果。学界仅重文翁倡教,分析研讨颇精细深入,而对相如为师,忽而不论,甚或视而不见。事实上,班固将二者并举,明确了文翁"有教无类"之功,也肯定了相如"因材施教"之劳。就"巴蜀文章冠天下"而言,相如作为本土学者,对巴蜀文化的塑造甚至较文翁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相如为师的具体内容来看,既有游宦京师、诸侯,以郎官回蜀,衣锦还乡的政治教化,也有以赋为高的文学熏陶,还有传播六艺,续撰字书,制礼作乐,重塑儒学的精神内核,甚至在作叙传、撰蜀史等方面,都对巴蜀文化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相如爱好仙道、走马击剑,长于纵横之术,同样对蜀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综合来看,相如是塑造巴蜀文化的十分重要而关键的蜀中名人,是一位无愧于历史,有功于后世,成就卓著,却又难觅历史知音的卓越的"教育家"。

西汉蜀学抉微

西汉蜀学产生的时间及其所包含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史籍材料的爬梳钩稽中找到蛛丝马迹。而其对当时蜀郡乃至西汉的学术意义,也可从当时有关材料的记载中予以把握。

翁文灏与民国地理学 以《申报馆地图集》编纂为核心的研究

翁文灏对中国现代地理学有多方面的奠基性贡献,其中与地图编纂相关的有三项:一、20世纪20—30年代,首度考订厘清了清初地图测绘的始末。对清初地图测绘史的“重新发现”,为以后《申报馆地图集》的编纂奠定了科学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地图编纂开辟了新的前景。二、20世纪30年代,先后参与主持编纂了再版10次以上的商务印书馆《中国分省图》和中国地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申报馆地图集》,影响广泛。三、1928年创办清华大学地理学系,设计并亲自讲授“中国地理通论”“人文地理”和“地图学”三门课程,为清华地理学科发展奠定的基础、确立的方向,长久地发挥着重要影响。

翁文灏与中国早期文物考古工作

翁文灏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对中国早期文物考古工作又深有影响。他不仅主持了周口店中美考古发掘等深有影响的考古工作,而且一手建立了中国考古学国际合作的范式。此外,由于翁文灏学术、政治上的声望和影响,他又在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等许多重要文化学术机构兼任要职,参与决策了早期博物馆建设、战时文物搬迁等许多重要工作。他本人对考古研究也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