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号考

有关夏代的国号问题,向无异辞,传世文献及东周金文皆称其为“夏”。然而据此梳理夏商及西周史料,对夏史的追寻却了无踪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文邑”朱书,闻喜酒务头商墓出土的文氏铜器,以及传世的有关文氏与文夏的铭文资料,为重建有夏国号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考证夏代初以“文”为其本号,体现了夏道重文崇德的文化传统。商人则以覆屋之形的“文”作为亡夏之氏,更晚又增地名“夏”而以“文夏”为氏,最终则剔除“文”字,仅存“夏”而为国号。有夏国号转变事实的揭示对夏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钱基博骈文批评对刘勰文学批评的继承与发展

钱基博在文学批评方面对刘勰特别推崇,其《骈文通义》一书就是明证。该书一方面继承刘勰《文心雕龙》中“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总体批评方法,对骈文产生的原因、流变过程、典型作家与作品,以及骈文与散文之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刻的阐释;另一方面又取法刘勰《文心雕龙》中“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批评方法,深入辨析骈体文。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他又自出机杼,进一步发展创新:一方面,将“骈文话”引入书中,并且加以改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文体批评的方式和方法,另一方面,在论证体制上将《文心雕龙》文体论中各个步骤都由原来的语段状态发展成专题论文,形成完整的议论体系,在当时和以后的骈文批评中都具有启发意义。

朝鲜时代写本《传奇语录》汉语字词考探

《传奇语录》是朝鲜时代的汉文写本词典,全书共收录、训释汉语词677例,所收词条口语性鲜明。经调查,全书有俗写、异构、记音三种异文,在归类、分词、书写、训释等方面存在讹误,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考订,可以发现全书异文与讹误的形成与汉语俗字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字影响、抄写随意以求便捷有关。本书的汉语字词,在推动域外汉字研究、相关古籍整理等方面均有价值。

《中医药文化》40年学术推介与办刊理念之辨

1984年,《医古文知识》在广大青年学子和医学工作者对科学与知识的热切期盼中诞生。在其最初发展的22年中,杂志办刊理念从夯实广大从业人员的医古文基础、提高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逐步转变为宣传中医药知识、熔文史哲医艺于一炉。2006年,杂志更名为《中医药文化》,致力于发展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在杂志社同仁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目前《中医药文化》已经成为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推介与交流平台之一。杂志介绍宿儒大家的卓越成果,推荐新人的学术力作,联络各个学科专业的杰出学者,擘画医学人文领域研究的前沿课题,搭建海内外学界沟通的桥梁纽带,营造融洽、热烈的学术研究氛围。杂志为中医药学术的发展、通识教育与科学普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意义与价值必将铭记在中医药人的心中。

周禹锡《瘟疫约编》论疫特色探骊

文章对《瘟疫约编》中瘟疫的病因、传变、治法、方药及预防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周氏认为瘟疫发生的病因主要为大气污染所导致的毒菌厉气,在瘟疫传变过程中明确提出疫病之脑传变,对于瘟疫的治疗重视患者舌象的变化,提出辨舌分期使用下法。临床用药重用朱砂、雄黄等辟秽解毒之品,在预防方面推崇芳香逐秽之说,独创加味清芳辟瘟汤预防瘟疫。通过对周氏论疫特色的整理,冀以对现今疫病的防治起到重要指导、借鉴之用。

“阿细跳月”的名称溯源及其认可

“跳月”一词至迟是明万历以来汉族文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跳舞以求偶的风俗之专称,并非梁伦、闻一多所起。1940年前后,一批知识分子深入到阿细人聚居区,他们用“跳月”一词来称呼阿细人跳舞求偶的三弦舞。1945年梁伦深入路南圭山采风,看到了久闻其名的“跳月”,1946年他在当地挑选阿细人演员,创编了一个名为“阿细跳月”的三弦舞节目。后来“阿细跳月”这个节目名称知名度扩大,最终含义泛化为对阿细人三弦乐舞的专称,并被社会各界和阿细人所认可。

新冠肺炎“给邪以出路”临床运用举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中医“瘟疫”范畴,为“戾气”致病,湿毒之邪从口鼻而入,伏于膜原。根据《温疫论》理论,结合临床辨证,邪毒遵循“表里九传”理论,分为顺传与逆传。对于邪伏膜原,应予开达膜原,逐邪外出。邪毒从膜原离开顺传于表,当用辛凉解表之剂,通过战汗、发斑透邪外出;若邪毒入里(脏腑),形成热结里实,当通腑泻热,逐邪外出。无论邪毒如何传变,不在乎表里、膜原之间,应辨清表里虚实,逐邪外出,给邪以出路,疾病方可愈。

北宋士人赙赠活动与其文学书写之互动

北宋时期,存在于官场、文坛、乡族等场域的士人私赙普遍盛行,与赙赠相关的文学书写大量增加。同僚官属、文学同好、士人与乡族之间的赙赠,或以塑造“贤官”形象为目的,或基于文学追求与身份认同,或隐喻社会秩序之稳固。部分士人的赙赠书写呈现表演化特质。其中,辞赙行为及其书写宣传或可为部分士人带来举荐晋升等实际利益,成为文化资本。因此,北宋以丧葬文体为主的赙赠书写被纳入赙赠活动之中,“以文代赙”“文赙并赠”等行为既是北宋士人赙赠观念变化的体现,也是士人宣传诉求下的文化产物。

宋代文话中的宗经观——以《文则》《文章精义》为中心

“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原道、征圣、宗经这一理论路径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正式确立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则》和《文章精义》是宋代理论性文话的代表著作,体现了宋代古文批评家在文章学体系构建和理论总结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两书中的宗经观,在经典与道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一致性,认为经典与道合一;而在经典与文的关系方面体现出差异性,其中《文则》侧重分析经典的艺术特性,《文章精义》侧重挖掘经典的精神内涵。二者在各自侧重的方向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共同论述了宗经观的内涵。宗经观在宋代文话中的基本成熟,以及由此展开的文话理论建构,也是文章学在宋代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补续全蜀艺文志》所见苏轼著作、年谱及纪传考论

明杜应芳、胡承诏辑纂的《补续全蜀艺文志》是一部重要的四川地方艺文总集。该志载录苏轼著作33篇,《东坡年谱》1份,与苏轼有关的纪传55则。由于该志成于众手,所辑苏轼著作存在题目有别、文献异文、内容增损的问题。该志收录的《东坡年谱》并未标明来源,按双行小字“燕石斋”索骥,此年谱实承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引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而来。《补续全蜀艺文志》中与苏轼相关的其他文献,多为后人评价及纪闻轶事,反映了以杜应芳为代表的蜀中后学对苏轼的接受。

温阳活血益肾方对糖尿病肾脏疾病蛋白尿疗效作用的理论机制探讨

文章就温阳活血益肾方对糖尿病肾脏疾病蛋白尿的疗效作用,从方剂药物结构、证机分析、方证相应理论及方剂所含药物的药理作用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温阳活血益肾方对糖尿病肾脏疾病蛋白尿发挥的疗效作用,具有中医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该方的辨证立法体现了证机结合和方证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方剂中所含中药的药理作用亦是本方减少蛋白尿的组方依据之一。

贞固至刚:论忆秦娥与温如风的倔强之气

小说《主角》中的主要人物忆秦娥有一种“倔”的性格特征。这种倔强之气让忆秦娥能在绝望中坚韧地反抗生活中的苦难,也让这个放羊娃在秦腔艺术领域终成一代名伶。在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中,主要人物温如风也展现出了“倔”的脾性。温如风一直倔强地走在上访的道路上,他希望以倔强地上访来抵御欺辱。这两个主要人物在小说中展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倔强,让他们的人生轨迹上升到了普遍的存在形式——“每个人都要在反抗绝望中获得存在的意义”,也对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有所褒扬。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潘景郑《周益文忠公集》跋考述

潘景郑喜好撰写题跋,有千数之多,其题跋后被结集成《著砚楼书跋》《著砚楼读书记》出版。《著砚楼读书记》更为齐全,但也仅仅收集了潘景郑504篇题跋。近年来,经学者不断搜集和整理,《著砚楼读书记》未收的佚跋渐为学界所知。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潘景郑题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上有潘景郑题跋一则,即《周益文忠公集》跋,为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和《著砚楼读书记》所未收。这篇题跋对于促进3部宋刻本《周益文忠公集》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从《医古文知识》到《中医药文化》:笔尖上的40年

1984年《医古文知识》创刊,2006年更名为《中医药文化》,2024年迎来《中医药文化》创刊40周年。通过与创刊主编段逸山教授进行深入访谈,了解创刊背景和创刊初期面临的挑战、期刊发展过程中内容的定位和演变,探讨《中医药文化》学术工作坊的意义及未来发展策略。段逸山教授对《中医药文化》所取得的各种成绩给予肯定,并对《中医药文化》学术影响力的提升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宝贵意见。

闻一多现代学术品格论

本文深入研究了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学术品格形成的中外学术渊源 ,探讨了闻一多学术品格的现代性问题。闻一多把现代思维方式、现代学术观念和科学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相融合 ,形成了将东方和西方、科学性和诗性、传统学问和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完美结合的学术思想。在具体研究中 ,闻一多注重多学科的综合运用、微观的严谨与宏观的开阔 ,讲求研究的时代性与人民性 ,获得了鲜明的现代学术品格 。

论闻一多的文化阐释批评

20世纪上半叶 ,闻一多把清代朴学的实证方法和西方人类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加以结合 ,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阐释批评方法。本文探讨了闻一多的文化阐释批评方法的基本原则 ;他对古代典籍的训诂阐释方式 ;他运用文化阐释方法所揭示出来的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象征意象 ;他对古代民俗的还原和重现 。

不同苗数对‘文薏2号’群体结构和经济性状的影响

研究不同苗数对‘文薏2号’群体结构和经济性状的影响,探索最佳留苗数。通过田间调查与室内考种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群体结构指标和经济性状指标进行测定。结果表明:不同苗数对‘文薏2号’单株分蘖数、单株总分枝数、单株有效分枝数、单株有效穗数的影响差异显著,且随着苗数的增加呈下降的趋势;随着每塘留苗数的增加,‘文薏2号’单株总粒数、单株实粒数、单株粒重均有减小的趋势;6株/塘处理‘文薏2号’的成穗率为88.48%、千粒重为107.24 g、产量为5363.33 kg/hm2,表现优于其他处理。不同苗数对‘文薏2号’群体结构和经济性状有显著影响,6株/塘是最佳留苗数。

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以闻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为例

共产党开始独立从事武装斗争、夺取领导权活动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多数对于中共的事业是持中立或消极的态度的,中共事业的合理性主要是在农民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认可。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对中共疏离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不少曾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人渐渐缓和起来、甚至于转向;多数曾安于书斋、追求个人天地的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中小知识分子空前地团结在中共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为数不多的以追求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专制为目标的知识分子,也出于对国民政府腐败的愤怒和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认同而同情、支持起中共来了;传统的乡绅知识分子在中共放弃阶级斗争和坚决抗日的双重政策感召下,也积极地向共产党靠拢。本文特选取了各派的代表人物闯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等政治心理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

论闻一多早期的“纯诗”观

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纯诗理论的影响,闻一多早期诗学呈现出丰富而明显的"纯诗"内涵。早期的他以美为艺术之核心、主张"为诗而诗",追求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注重情感和想象,以暗示、象征的手法在诗歌世界中努力探索艺术的纯形,他的早期诗学因而呈现出鲜明的纯诗化风格。但中国诗歌的"言志载道"传统与新诗救亡图存的功利背景和目的决定了闻一多诗学在纯诗化追求中的不纯面孔。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化,有强烈忧患意识的闻一多更加意识到西方纯诗的有限性,其后期诗学的思想性、现实性和功利性日益突出,早期的纯诗论也逐渐为弹性说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