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正本的流传

本文对《永乐大典》正本在明代的流传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指明其各个阶段收藏的地点及变化缘由 ,认为《大典》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与明代政府藏书目之编纂

杨士奇等编纂《文渊阁书目》是以文渊阁藏书的收贮位置与顺序为书目著录顺序,而非以文渊阁所藏之书的书籍形态为准,其目的是"永远备照",以便于对文渊阁藏书的查阅,而非目录学视域下的部类划分。故而,《文渊阁书目》不可避免地要恪守文渊阁以"国朝"为尊与维护政权统治作用为搜访、收贮图书的原则,这也是对明初钳制异端维护政权统治的直接反映。

《随隐漫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异文及其研究价值

以《随隐漫录》商务印书馆涵芬楼铅印本与其《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互为校勘,录出渊本与津本异文,并分析它折射出的政治文化意义。

1925年文渊阁隶属机构变更考

民国年间,紫禁城外朝曾有一座建筑随时局的更迭完成了隶属权的更替,它就是文渊阁。民国初年,与大多数外朝建筑隶属于古物陈列所不同,文渊阁仍旧隶属于清室。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夕,文渊阁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划至故宫博物院区域,完成了隶属机构的变更,并在之后正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展室。这不仅是民国年间中国博物馆界的一件大事,亦是当时政治局势对博物馆产生影响的一个缩影。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及影像的基础上,从民国初年尤其是1925年紫禁城局势变化的时代背景出发,研究文渊阁从隶属清室向隶属故宫博物院的转变,并揭示其背后所反映的博物馆同民国政局的关系。

对明末杂剧《破梦鹃》的不同解读——兼与徐立先生商榷

明末李雯《破梦鹃》杂剧未刊稿的发现,引起治戏曲史的学者重视。徐立《古杂剧〈破梦鹃〉初探》一文,未能遵循"知人论世"的古训,对该剧撰者李雯、序作者徐芳等未加以考订,对近人题跋中的某些失误,也未予以辨析订正,就轻易将所谓杨慎的《太和记》当成最早的川剧作品,"这以后就出现了一个断档"。"《破梦鹃》杂剧的发现,为我们弥补了这个断档的缺陷"。本文则认为《太和记》非杨慎所撰,而是明代许潮的杂剧作品;李雯根本就不是四川文士,他为明末清初江西南城县的戏曲作家。明代川籍作家的剧作,与川剧是两个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張燕公集》的閣本與殿本

四庫全書館修七閣本之間的差别向來受到重视,但閣本與殿本之間的異同尚未引起應有的注意。本文主要論證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與武英殿聚珍版本《張燕公集》的增補情况,對其間的編纂年代、提要舛誤、增補篇數、增補來源、增補訛誤等内容進行了辨析,不僅為閣本與殿本的比較提供了重要的個案,同時也對張説文集流傳最廣的兩種版本作出了较為全面的文獻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