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景郑《周益文忠公集》跋考述

潘景郑喜好撰写题跋,有千数之多,其题跋后被结集成《著砚楼书跋》《著砚楼读书记》出版。《著砚楼读书记》更为齐全,但也仅仅收集了潘景郑504篇题跋。近年来,经学者不断搜集和整理,《著砚楼读书记》未收的佚跋渐为学界所知。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潘景郑题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上有潘景郑题跋一则,即《周益文忠公集》跋,为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和《著砚楼读书记》所未收。这篇题跋对于促进3部宋刻本《周益文忠公集》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开皇乐议”相关问题新论

隋文帝对雅乐需为“华夏正声”的强调,体现了其对于汉文化的主动接纳与认可,以及借此淡化和模糊隋朝统治者胡族身份的意图。开皇乐议中确立的“黄钟一宫”不仅满足隋文帝的政治文化需求,也符合隋文帝对雅乐作为“华夏正声”在音乐层面上不能杂用胡声的要求。此外,隋代多部伎中“国伎”改为“西凉”和“清乐”由乐部第二提升至第一位,也在无形中强调了华夏传统音乐的崇高地位。

王通门人辨疑

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

文中子研究述论

在中国学术史上、在儒学的发展史中,文中子王通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于文中子的研究,相对其他儒家学者来说一直比较薄弱,亦存在着一些疑团和迷雾,当代的文中子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起色。在对这位大儒深入研究之前,展望一下文中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很有必要的。

自拟温中健脾汤治疗老年人Hp相关消化性溃疡45例

目的探讨自拟温中健脾汤治疗老年人Hp相关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90例老年Hp相关消化性溃疡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45例,给予常规西药治疗,治疗组45例,在常规西药的基础上加服温中健脾汤,治疗5W后观察临床疗效、症状改善、HP转阴率、胃镜检查的情况。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91.11%,而对照组仅为73.33%,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且治疗组在HP转阴率高于对照组。结论温中健脾汤联合西药治疗老年人Hp相关消化性溃疡效果好,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中国民间文学及其记录整理的若干问题

中国搜集口头文学活动及其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文字使用的最初时代,也延续到现在。对20世纪初到1949年的中国民间文学工作,已有人做过较详细的研究,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到目前为止,仍被西方汉学界搁置一旁。但西方学者应该注意1949年以后中国民间文学发生的背景和成绩,特别要注意钟敬文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项目的进行情况和资料成果,以便对民间文学的记录和整理这一复杂问题中的某些细节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何妥与开皇乐议

隋初开皇乐议历时十三载,最终被何妥"黄钟一宫"调结束。何妥不仅因为懂音乐才得到隋文帝的信任,更因为他懂政治,他用"黄钟一宫"调将政治与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到乐与政通;他利用音乐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维护隋朝的政治统治。"黄钟一宫"调在隋开皇期间的运用,加强了皇权,巩固了统治。因此,何妥并非不懂音乐,他是一位深谙音乐与政治之关系的音乐家。

斯文在中:王通《中说》大义抉要

《中说》是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现存的唯一著作。《中说》从王道论、教化论、圣贤论、经学论、中国论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文中"之义,其全书总要,亦王通学说之大略。王通以大中立言,为中国说法,是为一代大儒。

评钟敬文《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

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专题学术研讨会上，钟敬文先生作了《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的书面讲话，就中国当代民俗学的现状及发展做了高屋建瓴的论述，使与会者澄清了在民俗学学科理论方面的模糊认识，明确了学科发展的方向。

钟文典与太平天国史研究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钟文典教授的学术研究体系和学术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对太平天国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太平天国开国史研究、太平天国人物研究、罗尔纲先生研究、组织出版《太平天国史丛书》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方法的探索等五个方面。他的成长历程决定了他治史的人民立场,而治史的人民立场成就了他作为广西史学一代宗师、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

钟敬文先生对新时期民俗学科的重大建树——兼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与民俗学科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合作创办"民俗学专栏"20年,形成一批特殊理论资源。它反映了钟敬文先生等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大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所取得的历史成就,记载了我国民俗学在高等教育学科化方面的理论体系、教育模式和发展步骤。经过30余年的建设,现在我国民俗学科已建立了高层专业教育、地方教育、民族教育和普及教育等不同格局,提出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民俗文化学与相关学科群互补发展,同时保持学科独立性的阐释框架。钟先生还曾提出民俗学进入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体系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钟先生的后学对此加以继承、发展和探索实践,使民俗学科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也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关注。

钟敬文“多民族一国民俗学”思想评述

钟敬文先生“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理论的提出，是从中国国情、中国社会结构特点出发的，钟先生这一理论的形成，与他将近八十年来的民俗研究经常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接触和关爱有密切的联系。

钟敬文留日研究:东方文化史与民俗学

日本早稻田大学培养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钟敬文与日本学者西村真次、松本信广、松村武雄、竹内好、实藤惠秀和增田涉等结成师生关系或学术友好,通过发表著述和开展学术对话,促进了中日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这是一笔历史遗产,它在一二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发生,在中、日与周围亚洲国家的绵长文化交流史中建设,从日本文化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多学科成果中吸收理论与方法,同时参照西方先进学说,开展跨学科研究;它将方法论与社会功能结合,使学术国际化的过程对参与其中的学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起作用,对理论创建与学术社团的社会运动都起作用,也对携带爱国主义与摆脱狭隘的民族优越感都起作用,让一种富有现代文化史理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得到加强。尽管到1936年,中日学者已在狼烟中读书和批评战争了,但我们仍能从他们当年的学术活动的融入性思维、平等的概念和多元方法的研究中,找到今天所关注的跨文化研究的本质。

多元民俗叙事:钟敬文与普罗普的对话——以“会唱歌的心”故事类型研究为个案

在世界故事类型研究中,"会唱歌的心"(singing bone)是一个重要的个案,在上世纪20年代,以芬兰学派为代表的一批经典民俗学学者围绕它建立了以西方文化观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与之相反,少数东方国家的学者提出了非西方文化中心的研究方法,包括钟敬文和普罗普。他们两人未曾谋面,但几乎同时提出了多元化的研究观点,并建立了符合自己国情的研究个案和故事分类方法。钟敬文的研究成果成为亚洲国家民俗学者研究民间故事类型的基础,普罗普的研究成果影响了法国结构主义和后芬兰学派的研究框架。这个故事类型至今是中国内地和新疆史诗《玛纳斯》民俗传承中的"活"传统。在今天强调多元化与一元化的区分并提倡维护多元文化的国际思潮中,对钟敬文和普罗普在这方面的著述加以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

论钟敬文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贡献

钟敬文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的开拓者，他对中国民俗学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方面，他不仅是类型理论的最早引入者，而且是最早实践者和积极推动者，也是类型理论的杰出研究专家。

钟敬文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活动及历史地位

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是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仅建立起一个松散的同仁性组织，还在于通过民俗学者，尤其是钟敬文先生的努力，使中国民俗学开始变得成熟和具有现代性，对后来的民俗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说文古文考》、《说文古文疏证》与《说文中之古文考》之比较

胡小石《说文古文考》、舒连景《说文古文疏证》和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面研究《说文》古文的代表性著作。三书均利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古文,但在古文的判定、数量、体例、内容、考证方法等方面各有不同。

应用研究: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

早在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先生就十分重视民俗文化的实用功能；到了90年代末，钟敬文先生更是把应用民俗学作为民俗文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置之于与理论民俗学、资料民俗学和历史民俗学并重的位置。进入新世纪，加强民俗的应用研究，对发展中国民俗学关系重大。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钟敬文“大文学理论”观论

20世纪末期至今，钟敬文先生以世纪老人的高龄坚持学术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是以民间文学理论为出发点倡导的“大文学理论”，这既是钟先生与当前文学理论界一批著名学者共同倡导的文化诗学的结晶，也是他以可敬可贵的学术创新精神关注与思考当前中外文学理论的缺失与偏颇而提出的理论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