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的“字用”思想发微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通常被看作“形”书,其说解汉字的方法及对汉字的具体解析得到学史肯定。本文认为,《说文》还有重要的字用学价值,其“字用”思想可以从《说文·叙》和《说文》正文对字的解释两个方面考察。在《说文·叙》中,许慎揭示了“假借”之“依声托事”的用字实质;用“古文”泛指古代文字,表面上是字体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古文字的结构和古文献中的用字;许慎对文字的定义和文字功能的表述体现了职用实质;许慎对时人谬解文字的批评,对《说文》编撰目的和编撰原则的说明也都是从文字使用角度表述的。《说文》正文对每个字的解说首重意义,形体分析只是对意义的印证;《说文》解说中常用“古文以为某”来揭示古代不同于汉代的用字现象;《说文》的“重文”如“古文作某”“某古文”等也是就字的功能而言;“一曰”的说解则反映了同字异用现象;《说文》还常引用书例来证明字义。这些都说明《说文》从服务解读经书的目的出发,非常重视汉字的使用功能,多方面揭示了汉语字词的各种关系。

《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对培育小学生品德的价值

《千字文》作为蒙学教材,蕴含爱亲敬长、诚实守信、谦虚谨慎等思政元素。新时代,深入挖掘《千字文》中的思政元素对于培育小学生品德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培育小学生品德,要做到: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引入课堂教学;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融入家校协同教育;将《千字文》的思政元素贯穿德育培养全过程。

《管子·问》的国家安全与情报学思想研究

[研究目的]《管子·问》是一篇古代有关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奇文,其中试图展开的调查大多是立足于国家安全而展开,堪称有关国家安全情报学的专论,对其进行解读有助于提升历史认知和现实思考。[研究方法]对《管子·问》的主体内容进行条分缕析,从立足于准备军事斗争追求霸王之业,侧重于国内形势关注战时经济和人员储备情况,着眼于提高反情报意识防范外敌渗透三个方面,剖析解读其中包含的国家安全情报学思想,同时结合“大争之世”的时代背景,提出关于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调查方法和历史断想,指出其对于构建国家安全学科的重要意义。[研究结论]《管子·问》重视对影响国家安全的各方面内容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也由此建立了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古代工作范式,对于国家安全情报学的构建及情报史研究而言,都具有特殊价值。其中对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与情报学建设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论述,突出强调了扎实有效的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对于今天的有关工作也具有启示作用。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

“同”是《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批语。“同”批注的字词主要含括异体字和转语两类。将《手批》与其参考性材料《文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同”所批注的字词与《文始》中“变易”关系的字词在内容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泛时性特征。同时,受《说文解字》训释内容的影响,“同”存在将造意与实义混淆的问题。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解中能愿动词反映的“理必”思想

能愿动词是指能用在谓语前表示客观必要性的动词,从逻辑推理、句法结构、语义内涵、训诂用法等角度出发,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能愿动词“应”“能”“可”“得”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这些能愿动词所体现出的“理论必然性”,进而发覆段玉裁的“理必”思想。通过分析11个例子发现,这些能愿动词常常用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前提条件以及结论当中,起到总领逻辑推理、列出事实依据、概括总结结论、突出强调结论、补充说明结论、连接前提结论、校勘订正讹误、单独举出特例等作用,已然成了一种“理必标志词”,为阐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理论必然性”提供了另一分析进路。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写作“某声通某”的一类批语统称为“声通类批语”,它们多书于天头上端,共计1209条。声通的内涵为词与词的上古音相通。黄侃判断声通的证据有括号证据和《说文》页内证据两种形式,源自《说文》的读若、重文、形声字等材料。黄侃认为上古汉语“一字多音”,因此一条声通批语往往含有多组声通关系。声通证据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建立字头与例字、关系字的音同、音近关系。阐明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有助于推动声通模式以及黄侃古音学思想的研究。

《说文解字》与北朝字书《字统》收字释义比较研究

北朝字书《字统》虽已亡佚,但从各传世文献的引用中仍可辑得逾百条佚文。《字统》于收字释义上对《说文》既有传承又有发展,将相关条目加以比较,可直观反映出二者的异同,并可管窥上古汉语至中古汉语文字与词义的发展变化。收字方面,《字统》的收字总量超过《说文》,不仅补充了一定数量的《说文》失收字,还收录了相关的异体字和东汉后产生的新字。释义方面,《字统》一方面沿袭《说文》的训释,另一方面也颇有创见,对汉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亦有说解。

郭店儒家竹书文献问题新论--以《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为中心

郭店简《语丛》前三篇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儒学文献,其他儒家竹书也很可能写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大体上说来,郭店儒家竹书可以看作孔子和子思子的著作集。《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四篇无论是在文本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高度相关。前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后一篇的作者或者是孔子本人,或者是其弟子。即使《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从思想来源看,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孔子思想。此前,学界或将郭店儒家竹书判定为“孔孟之间”的著作,或将其都推测为《子思子》的一部分,这两种流行意见都在较大程度上低估了郭店简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依此,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哲学应当据郭店简等资料得到重新解释和构造。

《说文解字注》与《说文通训定声》比较分析

《说文解字注》和《说文通训定声》都是清代学者对传世本《说文解字》进行研究后写成的经典之作。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书虽皆重视音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又各有侧重:前者更倾向于还原《说文解字》原貌,保留《说文解字》原有体系,更重视本义和本字,属于文字学著作;而后者则是打乱《说文解字》原有体系,建立自己的说解系统,属于语言学著作。

《皇极声音文字通》文字排列探究

作为一部明代的吴语韵书,《皇极声音文字通》完全袭用北宋邵雍的《声音唱和图》的框架,但二者在文字排列上却有一些不和谐、不一致之处,前贤对此多有诟病。本文指出这些不和谐、不一致之处反映出了明代吴语实际的语音状况,恰恰是《皇极声音文字通》的价值所在。

《说文解字》《集韵》目部字比较研究

《集韵》是宋代的一部大型官修韵书,除了记录音韵外,它还广泛收纳前代字书材料,《说文解字》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本。比较《集韵》《说文解字》目部字收字、注音、释义等情况,可以明两书之别,校两书之误,知文字之变,为今后的《集韵》《说文解字》比较研究、目部字研究提供佐证材料。

《说文解字》中医类心部汉字的文化内涵研究

中医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金钥匙。传承、保护、弘扬和发展中医药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繁荣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文对《说文解字》中中医类心部字的汉字进行归类分析,将心部汉字分为心情、心性、心态类,结合训诂学、文字学知识深入分析探讨汉字的本义,并将汉字学知识和中医基础理论深度融合,深入研究《说文解字》心部汉字的文化内涵,通过对汉字本义的分析加深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理解,对中医药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及促进中医和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融合具有一定的意义。

王筠字词关系思想探究

王筠认为,词的声、义寄托于汉字形体,解析汉字必须遵循字词关系规律。在对“六书”内涵阐释的基础上,王筠创立了“累增字”“分别文”概念,对汉字发展过程中新造字与原字进行沟通,从历时动态角度对同词异字和汉字分化的成因进行阐释,对汉字发展史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王筠立足于整字与“六书”相对应的关系,但鉴于有大量字不能纳入“六书”,于是设置变例,又把假借扩展至构件层面,这些说明王筠把整字与构件混杂在一起,把汉字结构理论与具体字的结构模式相互混淆。

帛书《道原》《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的道论思想新探——以“无”和“一”两个概念为中心

帛书《道原》和《淮南子·原道》《文子·道原》是三篇反映道家道论思想的重要文献。首先,这三篇文献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道”做了深刻论述,肯定“道体”具有“无”与“一”的特性;不过它们的具体诠释又是有差别的,如“无”有“虚无”,“一”有“统一性”“唯一性”和“本原性”的涵义。其次,这三篇文献都从“道用”的层面来展示了本体之“道”,但其如何展示有差异和侧重,如对于“道用”之“无”的诠释即有“虚无”和“无欲”两种。归纳起来看,这三篇文献所反映的早期道家的道论思想在宏观上是大体一致的,但亦有一定的差别、变化和发展,其中从帛书《道原》到《淮南子·原道》的间距较大。

《集韵》目部字引《说文》释义研究

以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影印本《集韵》为底本,采用定量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集韵》目部字引用《说文》的释义进行全面地搜集整理,并以大徐本《说文》为主要比较对象,发现《集韵》目部引文存在明引和暗引两种情形,明引《说文》释义包括完全相同、基本相同和有出入者3种情况。其中,基本相同者指引文与原本释义核心内容基本相同,只有细微差异,具体表现为增删虚词、改换术语和异文;有出入者主要表现为引文与原本释义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为文字的讹脱衍倒。暗引主要指《集韵》中未标明出自《说文》而与《说文》训释相同或部分相同的材料。通过对比,既可以改正《集韵》目部字引文中存在的讹误,又可以利用《集韵》所引《说文》释义材料来校勘和增补今本《说文》。

《说文解字》反形字辨正

反形字是《说文解字》中一类特殊的字形现象,主要分为左右反写和上下倒写。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指出30组反形字,并用6种释读体例对它进行解读。从字形来看,30组当中,有5组不能独立成字,严格来说不能算作反形字,此外还有7组字形相反的反形字没有指出;从字义来看,实际存在的32组反形字当中,意义相似的有5组,意义相反的有18组,意义无关的有9组。反形字的成因与汉字自身字形发展的需求及历代文字的规范政策有关。

从《说文》谐声系统看上古等第在谐声中的作用

不少学者认为等第或者介音对谐声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在进行上古音系统构拟时,以往的做法常常是把一个字在中古韵书中的等第直接倒推给上古,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和做法值得商榷。本文通过对《说文》谐声系统的等第进行多角度分析,提出等第对谐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古的等第与上古并不完全相同。

日本汉文辞书《弘决外典抄》引《说文》考

《弘决外典抄》是日本具平亲王所撰佛典辞书,引《说文解字》达29处,将其与今本《说文》相比勘,我们发现,《弘决外典抄》引《说文》多节引、意引,并存在误以他书为《说文》的现象,但总体而言,其引《说文》具有很好的校勘价值,对于整理日本汉籍《弘决外典抄》、考校今本《说文》具有十分显著的意义。

中华书局版《说文解字》修订浅识

中华书局版《说文解字》训释里有大量俗字、奇字、错字,甚至一些图画性古文符号。同一篆书及其部件,在训释中的楷书则字形各异,存在诸多一篆多楷的现象;加上大量异体字和一些非文字符号,这给新时代典籍数字化,及使用电子阅读和检索带来困难。因此,及时对《说文解字》进行校订,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废除异体字,统一使用正字,校正错字,使训释文字和字头规范化、标准化,并对错误进行校订,是传承典籍,充分利用《说文解字》的急迫任务。

从出土材料再论《文子》及相关问题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从引《老》、用《老》的角度,论证古本《文子》当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今本《文子》与《淮南子》的关系,可以用“两次抄袭”的模型来解释。一方面是《文子》在引《老》、用《老》,另一方面《老子》本文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因为《文子》的影响而发生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