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文化意义

“大文学观”是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它提供了一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学研究路径。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层面对地域发展的关注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要求我们以不断变化的、动态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与文化研究。以大文学观观照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揭示了地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透视二者的互文、互动,聚焦地域文学既表现出地域性,又展现出超地域性的复杂面貌,使得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不仅具备宏阔的理论意义,更具有一种将文学与现实、与社会、与时代结合的实践价值。

创意写作与当代文学生态研究

主持人语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兴起与迅猛发展,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事实之一。十多年来,它在作家与写作观念、作家培养与生存方式、文学教育理念与方法等多方面悄然引发当代中国文学生态的系统性改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写作概念泛化”“作家泛滥化”等新现象,而在与既有文学生态因素如学术机制、学科体系、作家组织等的“磨合”中,某些创意写作的倡导与实践者也出于急于获取正常学科地位的动机。

成为文学盟主:李东阳的制度优势、身份转换和文学运作

李东阳是明代弘治、正德之际一位颇具心术和文术的台阁重臣,其文学盟主之路与官位上升同步。其盟主地位的确立以入阁预机务为标志,然此前亦有较长的苦闷守望期。延承“文归台阁”的制度优势,李东阳不仅写作独属于翰林和阁臣的工作文体,还广泛写作一般官员和士人的通用文体。而耽溺诗歌创作与唱酬的癖好,又让李东阳突破了一般台阁作家的“馀力为文”意识,标志着文坛领袖由政教重臣型向“风流儒雅”型转换。其文学盟主术主要是自觉而强烈的盟主“代兴”意识、宽博而有格调的文学写作观念和多样有效的文人联盟手段。这对确认台阁体、茶陵派的“半自觉”性质和台阁文学的制度背景、身份意识等有推动作用。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数字文学的文学要素变革及其审美内涵

数字文学相较于网络文学的使用凸显了数字审美与技术整合的新质。一方面数字文学拓展了创作题材的来源,影响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地位关系,改变了文学文本内容与形式的生成模式。另一方面“文学四要素”的变革带来对文学审美性固有结构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外部对象切入,数字文学开辟了全新的审美空间,呈现出审美虚拟性;二是从文本内部切入,表现出审美多元化、碎片化、综合性的聚合;三是就传播机制而言,强化技术化审美的间接性表达和影响,表现出审美权力的让渡。

民族形式与当代文学的中国作风

民族形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诉求和文学实践,是赋能文学革命价值的主要方式,它关涉如何再现和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民族形式并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而是民族化的思想内容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和传统性特征。它充分利用和借鉴传统资源、民间形式和地方形式,表现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实现文学的“政治化”内容、“传统化”形式和“群众化”目标的高度化合,创造当代文学的民族风格,由此形成中国作风的文学潮流,并在吸纳世界文学基础上,努力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境界。

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范例——重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在经济与文学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特殊意识的文学已成为常识,但是,文学对经济的能动性往往被研究界所忽略。在许多时候,文学并不是消极的被经济所决定,如文学研究会在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在商务印书馆从诸多方面影响了文学研究会时,文学研究会也一直主动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当商务印书馆妨碍文学研究会实现自身的宗旨时,文学研究会则努力突破束缚。双方长期合作,是双方成功平衡各方利益和诉求的结果,在双方冲突、妥协、磨合的过程中成功平衡了经济与文化、政治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冲突。双方形成了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借重、制约,形成均势的复杂关系。这是在现代文学市场中形成的现代文学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新型机制。这种新型机制作为民国文学机制的一部分,是研究者触摸民国文学历史脉络、探究中国文学现代化规律的一个窗口。

在场、及物与灵光:文学性若干特征辨识

文学性难以被说清,其在场却毋庸置疑。把握文学性也许只能靠心领神会,而非总结或分析。文学性不是一个幻相,它是缥缈的,但不是虚无的。从文学经验和现象中,借助参照和比较的视角,都能感应到文学性的存在。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既及物地介入历史与现实,融于社会总体意识形态中,又时常疏离于真与善及其他意识形态范畴,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自身主体性。文学性是文学城堡的灵韵之光,是文学创作的原真性、创造性和历史感,在文学泛化、衍化和图像崛起的时代依然不会消散。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可能性与路径——2023年俄罗斯文学研究分会年会主旨发言

建构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是新时期我国斯拉夫学者面临的迫切任务。本文作者2015年萌生创建俄国文学研究中国学派之愿景,后借助课题申报、学术研讨会、讲座、论文发表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探讨过创建这一学派的可能性与路径。本文是作者此类思考的最新表述之一,作者认为,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厚的学术遗产、完备的研究体系和齐整的人才队伍,我们在当下应充分利用好这些来之不易的条件以及千载难逢的学术机遇,在国家出台《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的语境中,从优化学科体系、完善学术体系、凸显话语体系三个方面着手,致力于建构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尺度转换与重构:文学研究的新焦点

“尺度”在一般意义上指,测量或分级的标准,或事物的相对大小,或范围。作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尺度”具有垂直层级和横向水平的双重性,前者指城市、区域、国家和全球的尺度阶梯,后者指边缘——半边缘——中心的水平体系。全球化、全球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新现象的出现,挑战了人类对尺度的传统认知,促使人文地理、环境研究等诸多学科对“尺度”重新思考,提出尺度重构、尺度转换和尺度效应等一系列创新术语。欧美文学研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的学术动向,将其作为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探寻人类世的尺度研究范式,展开对世界文学的认知图绘和星球尺度的文学研究,揭示文学对多尺度、多中心和多种能动性的表征策略。尺度转换和重构的新近思考对中国文学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论新时期初期的儿童科幻文学创作——以儿童科普类期刊为中心

197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与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中国儿童文学也逐渐开启了复兴之旅,在全面推动文化走向繁荣的历史背景下,儿童文学创作开始重焕生机。随着儿童文学回归“儿童本位”,其多元价值功能和审美理念也开始得到重视。随着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断丰富,作品的可读性、艺术性不断增强,创作的题材、体裁也逐渐多样化。儿童文学的制度建设与理论建构也在不断完善,全国各地多次召开与儿童文学创作理论、儿童读物出版相关的会议。

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

一“新南方写作”已经是当代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命名过于宽泛,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应《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栏目讨论的要求,本文也采用“新南方文学”这一说法,与“新东北文学”相呼应。但我认为,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界还会纠结于这个命名,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关于命名本身的讨论,也有利于对命名对象的认知。

“文学性”与文学批评美学范式的重建

“文学性”不断成为文学批评活动中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当下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呈现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的重大关切。如何在新的文学批评范式下建构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依然是讨论的焦点。从“重写文学史”到“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表现出因为文学性的缺失或非文学性因素的增强而引发的焦虑,与此同时,相关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诸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的引入,但往往出现与其问题讨论初衷不尽一致的现象。因此,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建文学批评话语及其美学范式,是“文学性”问题讨论的重要目标,如何回到文学常识,在价值重构中重建文学性,是一个需要直面并回答的问题。

语言文学视角下的饮食意象叙事艺术

由肖明文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美文学中的饮食书写》是一部从语言文学视角研究饮食意象叙事艺术的重要著作。该书深入分析和探讨了英美文学作品中饮食意象,展示了饮食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功能,并对其在叙事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

茅维生平与文学活动及其意义

茅维的一生是极其悲剧的一生。名家之裔,自负才高,力求出生平筹划以匡济时艰,结果却怀才不遇,科举与仕进均无任何突破,甚至还被搅进党争,入狱破家,如此等等,深刻地折射出晚明社会现实的黑暗。然而,茅维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理想抱负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发之于诗文戏剧,其作品写实而果敢,从而成就了他在晚明文学史上的非凡意义。因为细节丰满,态度鲜明,他的诗文戏剧令人着迷,引人入胜,可为晚明文人的生态史和心灵史研究提供最生动的材料。

从报刊角度重读香港地区文学——评赵稀方的《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

赵稀方教授的《报刊香港》从报刊角度展现了香港地区百年文学风貌,深入探讨了香港地区的文学体制、文学流变、文学思潮、文学生产、文学观念等重大问题,在报刊史料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于香港地区文学史的整理和定位,标志着内地地区对于香港地区文学史研究以及华文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华文文学史的书写上实现了方法、理论、范式、内涵等几个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在文学史范式的更新、贯通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文学史与文学思潮、重建香港地区文学的主体性与特殊性、香港地区文学的史料建构、理论意义的彰显、重建冷战文化视野等方面为香港地区文学史重写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空间,进一步推进了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成熟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少数民族文学表达及其叙事话语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新表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在诸多方面反映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面貌。少数民族文学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讨论和国家话语建构中,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艺术审美,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各民族的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几个方面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从历史维度、时空维度及学科主体性角度重新梳理少数民族的话语结构,实现传统叙事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学叙事话语的新形态。

2023民间文学:本体研究与跨学科对话

2023年民间文学在承续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其表现出研究话题更为集中,特别是对民间文学口头性、集体性、人民性及体裁、语境的讨论,彰显出民间文学领域进行理论建设的自觉与学术愿景;而在对学科史、学术史的梳理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研究者立足当下面临问题时的思考及结合时代语境对过去学人研究的重新阐释。在民间文学社会价值研究中,我们能看到相关研究成果既有对学术传统的延续,也注重结合时代命题,多维度、立体化地进行理论拓展。当然,无论在哪个论域,我们都能看到2023年度民间文学研究有待提升之处及未来的新趋向。

论新时期初期文学座谈会的基本形态及其意义——以《文艺报》和《文艺情况》(1979—1985)为中心

作为一种日常性和普遍性的文学交流活动,文学座谈会在新时期文学的复苏和繁荣中起到重要作用。在1979年到1985年,作为权威的文艺理论阵地的《文艺报》及其内部刊物《文艺情况》刊载了大量的、详细的文学座谈会的会议记录。其中的文学性问题座谈会,促进了当代文学“人性”传统的复归,开拓了对文学功能的认识;题材/作品座谈会促进了新时期文学中农村题材和改革题材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新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的产生;文学理论批评座谈会集合了新的批评家队伍和作家队伍,对文学思潮的演进和更新产生了积极影响。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座谈会发扬文艺民主精神,成为“双百”方针和创作自由、评论自由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