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晋辞赋中的洛阳书写

西晋辞赋共230多篇,其中与洛阳相关的约104篇。西晋辞赋寄寓洛阳邙山之“悲”,又为黄河、洛水加之以“德”,滋生出一个属于西晋洛阳的“山悲水德”。对洛阳建筑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太极殿”“金墉城”“二馆”“华林园”“神泉”等,无不雄伟壮观、富丽堂皇。植物赋、动物赋、器物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洛阳物阜民安。对祭祀、宴会和籍田礼的辞赋描写不仅突出了当时洛阳复兴周礼的风气,而且也意在表明西晋统治地位的正当性。西晋辞赋记叙了洛阳帝都的自然灾难和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名士清流之作。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论汉晋音乐赋对楚辞的继承及衍变

音乐赋是继承楚辞而来的,它们在四个方面存在渊源关系:两者大量涉及音乐内容;两者都善用铺陈的手法;两者都擅用精彩华丽的语汇和语言艺术技巧;早期的音乐赋作品善用"兮"字句,而它所用到的"兮"字句型正被涵盖在楚辞"兮"字句型之内。没有楚辞,就没有音乐赋。但汉晋音乐赋由于受文坛重视华美辞藻、重视诗歌等文风的影响,在继承楚辞的基础上而发生了部分衍变。而这种衍变正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

《红楼梦》与云南方言词汇

文章是《〈金瓶梅〉与云南方言词汇》的续篇。从《红楼梦》中找出今天仍然活在云南汉族人民口语中的方言词汇,尽量探索该词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元、明、清文学名著里的继承或演变情况。“求本字、探语源”,提供研究者参考。

论魏晋时期辞赋中自然灾害的书写

魏晋时期的辞赋创作中,自然灾害成为重要的表现题材。这些灾害书写展现了作者与当时百姓遭遇旱热、洪涝、雷电等多种自然灾害的艰苦图景,作品中蕴含着“天人感应”和“道法自然”的相互对立的灾异观念,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料价值。较之传统的主题内容,其新生面目不仅扩展了辞赋的文学题材,还使原有题材内容得以衍生和创新,显现出辞赋创作日益贴近现实生活的趋向,更是魏晋文学自觉时代的见证者和中坚力量。此外,这些灾害赋作善用神话典故,为灾害文学带来全新的意向群,因此,魏晋时期辞赋中的灾害书写具有重要的文体价值和艺术价值。

陈子龙的复古思想与辞赋创作

陈子龙不仅是明末抗清英雄,而且其本人也工于诗词,娴于辞赋。他以托物言志和善用典故相结合的手法,讽刺其时朝政腐恶和抒写作者的爱国情怀,借此达到借赋言志的目的;他倡言复古,取法和追随魏晋辞赋的风格,以“悲”为主骨;他反映社会现实,期望辞赋能针砭时弊,使朝政廉明。

汉晋上计制度与辞赋地理书写——兼论辞赋与地志的关系

上计制度是汉晋时期一项重要的官吏考核制度,其上计文书、舆图及上计会问等要素中蕴含着丰富的地理知识,这成为汉晋地学的主要构成要素并影响了汉晋辞赋的地理书写。首先是有上计吏参加的上京朝会成为汉晋辞赋的表现内容;其次是上计掾吏及相关职事的经历和博才多识特征对汉晋辞赋地理书写发挥了积极作用;再者是“计偕物”规定、计簿物产记录对汉晋辞赋题材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上计不断制度化产生的地理知识,还为地志撰述提供了资料来源,也促成了地志文本的形成。因而,上计制度促使汉晋辞赋与地志在艺术表现、文献征引、写作意图、题材倾向与文化功能等方面有较高的契合度。可见,辞赋与地志两者之间是共存、互补的关系。前人说“赋代志乘”,将辞赋与地志的双向互动关系简单说成单向影响关系,是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