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渡金沙江中路红军行军路线考察报告

巧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史上的重大事件。目前一些史著的所记时间、地点存在差异,影响着对本事件的记述和深入研究。中路红军(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的行军里程和经过地点是一个关键要素。本课题组前后历时两年,对“渡江令”发布后到皎平渡口的红军行踪、里程进行实地考察和测量,得出了较为完整的数据和初步研究成果。

论红西路军在永昌的统一战线工作

红西路军转战永昌期间,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动员社会各界进步力量,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推进抗日运动,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红西路军永昌统战工作产生的具体成效:(一)组织支前,为部队补充给养;(二)极力救援离散东返的西路军人员;(三)主动安葬、祭奠革命烈士。红西路军永昌统战工作的历史意义:播撒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树立了军民团结的典范,增进了永昌人民对党和红西路军的感情;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历史演进、职能定位和运作机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军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主力部队。红四军之所以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离不开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坚强领导。前敌委员会是为组织武装起义或重大战役设立的党的领导机关,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反复建立和撤销的流变中逐渐固定为一种正式制度,党建立起以前敌委员会为核心的前敌领导指挥体制。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是军事领导指挥机关、军队自身建设的领导机关和地方革命与政权建设的指导机关,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决策,与上下级党组织的关系以及对军队各部门的领导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这些共同构成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实践路径——以红军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为例

西征战役,是1936年红军开展的一场重大军事行动。在西征途经的回民聚居地,党和红军高度重视民族统战工作,积极开展统战宣传,促进回民认同感的形成;实现和维护回民利益,促进归属感的增强;激励和发挥回民力量,推进使命感的培养。通过上述三个层次实践路径广泛争取和团结回民,在改善民族关系、壮大革命力量、扩大革命统一战线等层面取得良好成效。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土地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建军思想的探索——以红四军新泉整训为考察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军关系经历了由“先党后军”到“以党领军”的转变过程。以红四军为例,建军初期,军内出现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军关系。毛泽东等人经过调查研究,决定从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两方面进行整训,并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解决了红四军内部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的认识分歧。这标志着中共完成了从“先党后军”到“以党领军”的认识发展过程,而新泉整训在该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独特历史作用。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经济逻辑与红四军发展方向的抉择(1928—1930)

1928—1930年红四军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转战赣南、闽西等地打游击,再到建立中央苏区,其军事行动背后包含了清晰的经济逻辑。首先,兵源与财源作为红军发展军事力量的两个必要条件常常难以兼顾,二者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红四军在各地的攻防转换。其次,军事压力与经济封锁对红四军的行军动向影响明显,寻找财源和恢复根据地区域与外部的贸易交通是红军军事行动的重要考量。再次,红四军对经济问题的考量也影响到其战略战术选择,其波浪式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即明显受此影响。总之,毛泽东等人着眼于中国本土社会经济结构,创造性地将特定经济逻辑运用于红四军军事行动中,实现了苏维埃革命的中国化。

川陕苏区的粮食供应问题探析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因军事行动的失利和粮食危机的加剧开始了战略转移,川陕边区因其物产相对丰富而承接了红军建立稳固苏区的需求。然而,得益于川北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和身处相对松散的地方军阀统治结构中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也曾数次为粮食供应问题所困扰。为应对粮食危机,川陕省委相继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度缓解了苏区的粮食危机。形势好转未久,红军在旷日持久的反“围剿”中逐步收缩阵地,苏区陷入资源消耗战陷阱,苏区粮食供应再次趋于紧张,红四方面军也不得不向川陕甘交界地带发展以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随着川陕苏区发展生产的尝试和经略“川陕甘边区”计划的失败,以及国民党军的“川陕会剿”已成合围之势,苏区粮食依旧匮乏,红军也被迫撤离川陕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盐城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盐城作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具有十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应当从盐城红色文化资源充分融入课堂、推进红色校园文化建设、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三方面,通过盐城本地红色资源的融入,切实提高盐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激发广大盐城学子将自身的爱国情合理转化、将强国志充分激化、将报国行落在实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尽自己的一份力。

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研究

抗战后期,中共中央作出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配合向河南、华南、东南开辟根据地的军事部署,中共中央进行了大量的干部抽调、配备、培养等部署工作。在以军事斗争为主的形势下,党政军难以分野的现实决定了中共干部部署与向南发展军事战略的轻重缓急紧密相关,战略方针决定着干部部署,同样干部部署工作也影响军事战略的进展。至抗战胜利,中共中央的“绾毂中原”战略基本成功,控制苏、浙,创建五岭根据地目标却没有实现,其中的历史机缘可从干部部署工作中窥见一斑。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与干部部署工作是一次建立全国政权的预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论川陕苏区创建的艰巨性

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川陕苏区,在创建中却体现出比其它苏区更为突出的艰巨性,主要的困难有:富源上的劣势、革命基础和地方党力量的薄弱及频繁军事斗争造成供给困难的加剧。正视川陕苏区在创建中所面临的艰难,才能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川陕苏区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分量,也才能更加深刻体验到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新四军的由来和铁军精神

新四军来自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在华中地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卓越功勋,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

红四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的主力部队,其领导机构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并在党内和军内引发过激烈的争议。本文对红四军逐渐确立起以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来统一领导部队及其割据地区党组织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由此一方面探究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不同的体现形式和运作特点,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主力红军与从省委到特委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之间复杂的关系。本文对以红四军为代表的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的研究,旨在丰富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方式的建立过程的理解。

1930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对川西北及康北土司政策及其演变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并将川陕苏区扩大到茂县、汶川、松潘、理县及大小金川流域,红军在所占领地区瓦解土司政权,解放"娃子",夺取土司控制的粮食,分掉大土司的土地房屋,赢得了各族民众支持,但却遭到了川西北土司土官一致强烈的对抗。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转战并进入康北地区以后,将打击土司的政策调整为联合或者中立土司的政策,以致康北地区出现了部分土司喇嘛支持红军或保持中立的情况。这一政策转变,直接原因在于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根本原因则是红四方面军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当然,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性质、革命政策的惯性以及康北的客观形势使红四方面军不可能与土司实现真正的联合。

对红军长征路线四川绵阳段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思考

绵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是闻名已久的李白故里、红色沃土。在长征文化资源方面,绵阳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第一站,为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红军长征路线四川绵阳段所留下的遗产是绵阳重要的红色文化遗产,需要很好地将其保护,让其体现社会、经济价值。努力打造绵阳红色文化资源品牌,才能突出红军长征路线四川绵阳段优质文化资源的“原产地域”概念,从而烘托出原生态绵阳红色文化资源品牌的魅力。

川陕苏区时期的群团组织与红四方面军后勤保障研究

川陕苏区在其存在的近三年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多数时间都在与敌作战,斗争频繁。川陕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富有成效的群团组织建设,采取取之于敌、筹之于民、白区秘密采购或换购等诸多筹措方法,在对敌作战过程中把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和凝聚起来,从而为红四方面军取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极大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木门会议与川陕革命根据地军队建设

木门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军事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为红军队伍的壮大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以及后来的反敌"六路围攻"取得全面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红四方面军的扩编和地方武装力量的加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共产国际与西路军的失败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共党史、军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以往,无论是《毛泽东选集》与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还是西路军幸存的高级将领及一般官兵都认为,1936年10月西路军经甘肃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然而,历史真相却是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后,鉴于该地的生存危机,乃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要求,同时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即红军几个方面军西进,占领西兰大道与宁夏北、南部,以打通国际路线,靠近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批准了这个计划,共产国际与季米特洛夫等在随后的红军西征及西路军失败的过程中,多次给予了援助。实际上,张国焘对《宁夏战役》是持反对意见的,其原因一是考虑宁夏地域狭小,不利发展;二是为了保存四方面军的实力。但最终张国焘在与中央领导包括陈昌浩发生矛盾后,作了妥协,并让陈昌浩向下作了传达,这就是张国焘再次分裂红军的由来。

红军长征途中的革命歌谣与宣传动员——以红四方面军为中心的考察

革命文艺是中共革命事业的重要元素。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创建的红军在苏区斗争中形成了运用革命歌谣宣传动员的传统。由于反"围剿"战斗失利,数支较大的苏区红军先后长征转移。长征途中红军尤其重视部队的宣传动员工作,建立了完善的文艺宣传机构,宣传形式多样,革命歌谣成为红军宣传动员的重要武器。以红四方面军为例,革命歌谣在长征途中激励将士行军、鼓动红军战斗、策反敌方士兵、动员民众拥军、团结兄弟部队等宣传动员中发挥了重要功用,是革命文艺运用于宣传动员的成功实践。

略论川陕苏区的生产动员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苏区后,面对川陕苏区贫弱的经济力及土地革命中"左"倾错误造成的不利局面,在苏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生产动员。从生产动员的结果来看,它有力地保障了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动员终究不是纯粹的经济工作,它所呈现出更多的是政治军事性,故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落后的生产力同巨大的革命支出之间的矛盾。

论红军转战期间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例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被迫撤离原有革命根据地,在转战中到达完全陌生之地,开辟新革命根据地的典型代表。由于新革命根据地原有党和群众组织基础的薄弱,使根据地的创建不得不完全依赖红军。川陕革命根据地开辟后,在保持苏维埃革命共同模式的同时,还因地制宜采取有力措施,成功克服了转战中创建的新根据地的劣势,使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