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艺术史: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艺术史书写的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书写。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书写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践的客观事实。从“不完整的艺术史”“不平等的艺术史”到“不真实的艺术史”,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让东方艺术反复辗转于“缺席的东方”“替补的东方”和“易容的东方”三种大同小异的失语状态。要完成世界艺术史的重写与重构,必须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文明起源”史观之意味:“中西马”视角的考察

“文明起源”作为国内学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舶来语,主要用以说明距今五千多年至“三代”时期历史文化的发展。但是否合适的问题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似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就没有问题。其实马恩晚年虽借用了“文明”等术语,但对其核心内容如剥削、阶级性、虚伪、贪欲、国家镇压机器等都是持具体批判与整体否认态度的,尽管认为如此发展有其必然性,与其他学人用“文明”“野蛮”区分历史进步、停滞与落后,即无意中把知性专断与西方普遍性的观念传播开去明显不同,因为马克思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多数人得到解放出发看问题的。从历史研究追求平实公正应该使用更中性一些术语看,用褒义明显的“文明”来说某一时段历史的特质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说甲文明意味着乙不文明或野蛮,必然分出等级差别。回到传统中国,被视为“文明起源”这一段历史,中国古人认为是“大同”向“小康”、“公天下”向“私天下”之过渡,是以物役使人性的开始,是战争杀伐愈益激烈和彼此互助走向你争我夺、淳朴自然走向尔虞我诈的时期,此与马恩的认知明显具有相通之处。古史研究使用“文明起源”作为关键词展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重物质、轻人道的历史观,体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精神相背离,也与史学自身追求相矛盾,说明目前的古史考量还深陷于西方中心观念之中,反省不够。在此认知基础上文章提出用相对平实的“文化源”代替不甚中性的“文明起源”,以作为中国文化精神开启之初一段历史的研究之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发展实践,形成了对西方文明观的有力批判和全面超越。西方文明观基于“文明—野蛮”“传统—现代”“民主—威权”“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叙事逻辑在不同时期呈现多重面相,这些面相下隐藏着二元对立服务于一元倾向、真理原则臣服于价值原则、道义主张屈从于利益诉求的实质性局限。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揭穿了“西方化即民主化”的假象;坚持文明多样性,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超越“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坚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以系统观念超越线性思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同心圆”超越“西方中心论”。

中国视角平视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史教学中的去西方中心论

西方文明史已成为高校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在“新文科”背景下,它对外语专业课程改革与学生知识体系建设均具有突出意义。该课程20世纪初始于美国大学,美国教材、教法被中国教师广泛借鉴。美国教材自然采用西方立场,而西方文明由于“基因”方面的特质,长期囿于西方中心论,导致诸多偏见与谬误。尽管屡经修正,但美国教材中抬高西方地位、淡化其负面形象的论断、叙事乃至理论仍然俯仰皆是。不仅如此,由于西方长期主导世界话语权,很多谬误往往已经被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受众奉为“信史”。发扬中国立场、使用中国视角有利于发现并避开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有助于我们在教学乃至教材编写中批判性地借鉴美国经验,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汲取西方文明的精华,切实实现文明互鉴。

从西方主流话语的演变看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陷阱

文化帝国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话语霸权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多重维度的霸权扩张问题。文化帝国主义借助“文明等级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文明优越性的陷阱,矮化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其他人类文明;借助“资本现代化理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正确性的陷阱,否定了包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内的其他现代化发展模式;借助“普世价值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价值观高尚性的陷阱,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等功能;借助“历史终结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西方制度体系普世性的陷阱,抹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存在的合理性;借助“文明冲突论”主流话语的掩护编织人类文明极端对抗性的陷阱,否认了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的可能性。纵观西方主流话语演变的历程,西方中心主义思维逻辑和霸权主义行为逻辑始终贯穿其中,使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自身统治和实现霸权扩张的理论支撑。

中西视域下的文艺理论交流互鉴

数十年来,西方文艺理论是中国文艺理论交流互鉴的主要对象。而在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压制下,西方文艺理论的强势冲击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失语,构成了推行中西交流互鉴的中国文艺理论学者面临的双重困境。从不对等的交流互鉴环境中突围,推动西方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能有效应对西方文艺理论入超且难以适用的问题,从而拓展文艺研究的维度;而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西方化,则能够消减西方中心论的负面影响,减少西方文明及我们自身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偏见和误解,增强文化自信,反过来促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体系及文明观的重视、思考和构建。重建平等包容、对话互鉴的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有利于从多元文明的角度真正展现中国文艺理论的深刻意义,推动中西方文艺理论的双向借鉴,彰显异质文明互鉴互融、协调统和的合异之美。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反思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

西方中心主义是实践发展与历史文化结合的产物,该观点强调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试图以资本主义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和改造各类文化。罗尔斯作为当代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其有关正义理论的论述对当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如此,罗尔斯对国际正义理论的论证在话语体系和观点表达上潜在地遵循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在万民社会的划定、万民法的证成以及非理想状况的解决中都始终体现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因此,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不仅存在着诸多逻辑漏洞,还为西方社会的国际特权与国际霸权提供了辩护。鉴于此,当前的国际正义理论亟需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结合关系平等、行为判断、动态分析三个维度的内容可以有效增强国际正义理论的可信度与可行性。

作为世界文学实现方式的翻译文学

当今世界文学研究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仅涉及到世界文学的内涵问题,而且开始重视世界文学的实现方式。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达姆罗什等人提出的新世界文学概念,国际学者逐渐意识到翻译文学对于实现世界文学的重要作用。其表现为:翻译文学能在全球广泛传播,使本土文学获得国际知名度,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翻译文学由于其本质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同参与创作的,可以成为新世界文学和复数的世界文学的现实形态;翻译文学能起到反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改变当今世界文学空间的不平等结构。

福山“历史终结论”建构逻辑批判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将自由民主制视为人类政治制度的最后形式。福山将承认意识视为人性的核心内容,主张普遍承认是历史的发展方向。然而,这种人性观与历史观完全脱离生活实践,不具有任何现实性。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实现了承认的普遍化,构成“历史的终结”,但在界定“历史的终结”及“自由民主制”的概念时,混淆了自由民主理念与自由民主模式的区别。他将西方民主模式视为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且以此评判其他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福山无视政治制度形成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将政治发展视为西方式民主的推广,“历史终结论”不过是以普遍模式呈现的“西方中心论”。

杜威·佛克马与世界文学研究

在国际学界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一般都要引证美国学者莫瑞提和戴姆拉什的著述和观点,但是却忽视了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涉猎世界文学问题的学者佛克马。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佛克马就发表了一些文章,广泛涉猎了世界文学问题,并与当时颇受热议的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等问题相关联。佛马克由于早年所受过的汉学训练和后来又受到的西方文学理论训练,从一开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就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自觉地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他对世界文学问题的涉及始自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他不仅在自己主编的多卷本《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后现代主义分卷”中邀请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撰写有关章节,而且还在晚年专门研究了中国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并发表了相关论文,从而将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国际性的世界文学艺术思潮来考察。此外,他还与时俱进地涉猎了新世界主义的建构,并将中国儒学中的世界主义因子作为参照进行重构。这些都是他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跨文化理论建树。

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美国学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取向的再省思

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是美国汉学界在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时的主要取向。这两种研究取向有其合理性,但亦都存在偏颇之处:西方中心取向将东方与西方或者说传统和现代视为完全无法并立的两极,并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中心论虽强调中国自身的内在发展,但倾向于从碎片化的元素本身论断传统的延续性,弱化甚至忽略外来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中国已然被拖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在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时,应将其置于全球史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对其内在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发展演化进行动态化的考察,如此方能真正“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中国艺术史的第四种叙事方式: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国艺术本体性差异叙事初探

在过去的100年里,存在三种中国艺术或中国艺术史的叙事方式,分别是西方中心主义、中西对称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但这三者都基于错误的本体性假定,无法摆脱叙事者的价值倾向。与之相对,从本体性差异的角度讲述中国艺术,可能是一条能够避免上述问题的新路径。

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

西方的话语分析被引入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领域陆续有学者提出了学科中存在着照搬西方和文化失语问题。话语分析工作者和教师也应该开始考虑本学科的本土化以及学术的文化多元化问题。从东方文化的角度去揭示话语分析中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及其学术和文化后果,分析建立当代中华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的内在原因和动机,并提出具体的工作目标和行动策略。我们有确切的外部原因、真实的内部必要和条件去构建适用于当代中华文化话语的研究框架。

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逻辑、现实表达及其内在问题

西方中心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作为一种近代思潮有着深厚的文明基础。古希腊哲学创造了西方文明最初始的思维模式,受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西方传统下的政治思想发展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政治博弈思维和"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原则,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生奠基于这种哲学传统。罗马在事实上承袭了古希腊大部分的文明成果,使得西方文明在传承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念上有了新的载体,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论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又一精神源泉。最终,基督教信仰体系与西方古典哲学相融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之下形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初样态,这也是西方中心主义成为一种风靡思潮的现实土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想和原则既体现在它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中,也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中。在既往西方中心主义的精神内核基础上,现代国际社会演化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如下三种表现形式:文明冲突论、普世主义价值论以及殖民主义式的文化输出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三种表现形式面临着世界文明的多元挑战,造成了许多现实的矛盾和纷争。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下,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已经走入一个必然引发全面矛盾的死胡同。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全球史叙事视野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一方面,中国致力于“走出去”,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不断污名化、妖魔化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话语权争夺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构建中国国家形象、促进国际交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发重要。一直以来,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历史叙事,构建出一整套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并在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化全球”的过程中铺展向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从而形成元叙事框架,使中国等后发国家的国际传播工作囿于这一框架,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导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基于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的全球史观可以获得启示:应注重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承认差异和冲突,在促进各国之间的文明交流和互鉴中“走进去”,开展国际传播工作。

世界文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世界文学已成为一个饱受热议的前沿理论话题。歌德作为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率先在西方的语境下将世界文学概念化。但是长期以来,在国际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其后的变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后来由于美国的崛起及其综合国力的强大,欧洲中心主义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甚至在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西方中心主义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尝试一直没有间断,在西方有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在中国则有鲁迅。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世界文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大力在海外推介中国文学,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文学版图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

美国环境新闻报道的话语研究——以“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为例

本文以批评话语分析为视角,研究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中关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环境新闻报道;采用整体观和微观话语特征相结合的综合话语分析法,从宏观的话语主体和微观的语言使用、图片使用三个维度探讨环境新闻报道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结果表明,两家美国媒体主要强调不同话语主体之间的矛盾,较多使用表示分歧、冲突的显性词汇以及呈现负面意义的图片。西方媒体这种批判话语模式反映"西方中心主义",表现出西方国家在环境议题方面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保守态度,忽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发展。

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西方中心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中心论”的产生源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不断超越东方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比较优势。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是通过对西方文明传统的系统性哲学反思,以及对理性主义文化基础的普遍性论证,进而上升到文明发展层面的“文化优越”。现阶段,由“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所主导的全球交往方式已无法满足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但在思维层面对当前人类全球性交往进行价值规约,而且在实践层面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路径指向。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主要包括三大层面的革命:一是文明由对抗、冲突走向交流、互鉴的理论革命;二是现代化道路由一元决定论走向多元共生论的道路革命;三是价值理念由单极独断论走向多元开放论的价值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中心论”且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理论和思维方式,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

“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

“西方中心论”是伴随近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出现的一个概念,因其与殖民侵略等相关联,以及对后发国家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和种族主义歧视等,而经常遭至后发国家的批评。但是,如果回归历史现场,则不难发现在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方中心”实际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即欧洲许多国家及后来的美国等先后实现了现代化,他们就是这一时期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如仅就此而言,则“西方中心论”有其合理之处。随着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西方中心论”再次遇到挑战,而且不少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中心论”的命题,这既背离了历史实际,也与现实世界不相符合,需要我们特别警惕。

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西方法治模式是西方中心论在法学领域的表现。西方法治模式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指建立什么样的国内法律秩序;对外指如何看待其他国家、民族,要建立什么样的世界法律秩序。西方法治模式经历了形成、扩张和危机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以西方法治模式为基础的法治进化论把法律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模式相链接,认为非西方国家处在法律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法律将为处在高级阶段的西方法所取代。20世纪中期以来支撑这一模式的语境变了,事实表明,西方的发展路径不是唯一的,在中国和其他文明中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足以和西方相媲美的成就。中国法治发展,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都有其自身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