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

西周时期,今南阳地区内分布有不同类别和不同规模的国家。然而,迄今尚未见有对此进行探讨的专文。将文献记载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并相互参验,对西周时期今南阳境内众多的国家进行系统研究,可以发现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有楚国、申国、谢国、吕国、蓼国、唐国、鄀国、鄂国、养国等。

论西周宗法制度中的限度与调适

宗法制度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制度,它在很多方面形塑着西周社会,既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有消极的影响。宗法制虽然在西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核心嫡长子继承制却有着与生俱来的限度,即该制度排斥后天人力、个人情感、选贤任能,完全按照先天自然来决定继承者。正因为宗法制的限度,西周现实生活中对宗法制调适的现象屡见不鲜。具体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或无奈地主动调适;二是蓄意地违背制度和武力破坏;三是遵守宗法制前提下小宗对大宗的超越。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说,西周宗法制度的阻碍力远远大于促进力,但当时人的调适行为也为社会流动留下了空间。

“内国”与“外土”:周代铜器铭文所见的两个疆域概念

周代铜器录卣铭中的“内国”及戎生钟铭中的“外土”构成了一对在内涵上密切相关的疆域概念。这两个概念有特定内涵,“内国”意为“内域”,在铭文中指以郑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这一地区自夏代至两周一直是早期王朝的核心疆域。“外土”为周王朝领土的外层区域,其地存在着大量的土著族群。不过作为周王朝能够有效管辖的区域,该区仍属周王朝之疆域。“内国”与“外土”作为一对疆域概念,反映了周王朝疆域形态及疆域治理均具有多层次性的特征。“内国”是王朝疆域的内层,由王廷所任命的内服职官加以治理。“外土”则是王朝疆域的外层,周王朝于此广设侯、伯贵族以治理土著族群并威慑在其之外的敌对势力。至于“外土”之外的区域,亦可能受到周人的军事打击,但周王朝已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其地已非周之疆域。

西汉景帝阳陵陪葬墓97GYM130发掘简报

199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高陵县(现高陵区)汉阳陵陪葬墓区发掘了一座有独立墓园、规模较大的墓葬(97GYM130),出土印文为“周应”的铜质印章一枚。经考证,周应在西汉景帝时期官至列侯,墓葬的形制结构、出土的“半两”铜钱等随葬品也证实了该墓时代为西汉早期,此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帝陵陪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M126出土铜器科学分析

本文通过科技检测手段对叶家山M126出土铜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经分析的10件器物中,有7件为铅锡青铜制成,包括6件容器和1件兵器,有3件锡青铜,全部为容器。这批铜器制作采用块范铸造工艺。祖己爵M126:16为一件商代器物。其他器物分属A类和C类普通铅的范畴。其他族属铭文铜器中,一部分器物使用了与曾国铜器相同或相似的矿料,另一部分器物与曾国铜器使用的矿料不同,体现了西周早中期青铜物料流通信息,部分以器物组的形式流通。

西周朝服制度研究

自周公制礼作乐起,中国古代文明全面进入礼制时代,冠服制度成为礼制物化的重要形式。西周朝服为《周礼》所载,与冕服相比,朝服兼具更多的行政功能和部分礼制功能。西周朝服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冠服制度都有深远影响,但其在制度构建理念、服饰应用上与后世不同,这是由西周独特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襄阳楚史的成长期

襄阳楚史分为楚族形成、成长、强盛、衰落和涅槃五个时期。成长期上承楚族形成期,下讫强盛期。其上限为西周初的熊绎,下限至春秋初的熊眴,大约286年的历史。成长期的楚国面对西周处在劣势中,周强楚弱,楚只有在困顿中前行,砥砺中奋进,其发展脉状大致上为:起—落—起—落—起。

西周时期殷遗民在采邑生存情况探究——以贾里村遗址为例

贾里村遗址与殷遗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对贾里村遗址的研究可以揭示商代晚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状况,进而推测殷商的衰落过程和殷遗民的命运,对了解殷商的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贾里村遗址这一具有晚商文化因素的西周遗存以及其他殷遗民遗存,来探究西周时期殷遗民在采邑中的生存情况。

说散氏盘中的“鞭”字及我国早期的鞭刑

散氏盘是西周晚期青铜器,盘铭记载了“夨”国、“散”国二小国土地纠纷之事,铭文中有一字作“■”形,学者对此字释读不一,本文结合其他相关字形及铭文内容,认为此字当以“鞭”字为是。该字形上面为俯身“人”形,下面是人手执鞭之状,中间以一竖形笔画和人形相连。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早期,执行鞭刑时,犯人是俯身在地,并不是站着或跪着的。

西周文学制度与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之生成

在殷周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周公制礼作乐的意识形态建构不自觉地促生了西周的文学制度。西周文学制度肇基于礼乐,孕育了独特的文学精神特质,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文化基因。具体表现为:礼乐书写制度彰显指向现实的精神向度,教化主题促生趋向温婉中和的审美取向,农业经验涵养深厚的历史理性精神,礼乐文献承载形成体例独特的文学表达。西周文学制度依“礼”“教”“经”“体”之制度四维建构了早期中国文学精神特质的生成场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后世的发展走向。

从食膰到赐胙:周代赐胙礼的演进及其历史背景

赐胙礼作为一种天子赠与诸侯祭肉的仪式,源于天子与诸侯分享祭肉的礼仪。天亡簋铭文显示,周武王时期已经出现了诸侯参与助祭和分食祭肉的仪式,这种仪式为后来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展成为一种常规的礼制——食膰礼。赐胙礼则是在王权走向衰弱而诸侯走向崛起的特殊政治环境中,由食膰礼发展而来的一种变体。赐胙礼表现为周天子将祭肉赐予强大的诸侯,在表彰诸侯功业的同时,换取诸侯的政治支持。赐胙礼对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一定的维系作用,同时象征了政治天命由天子向诸侯的让渡。随着周王朝政治体系的崩溃,赐胙礼也走向消亡。

符号学视域下西周凤鸟纹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引入符号学概念对西周凤鸟纹与文创产品设计之间的符号联系与意义进行探究,提高文创产品的文化属性的同时,也拓宽了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播路径。从符号学理论的语构、语义、语用3个方面切入,分析凤鸟纹在不断演变中始终保留的本体纹样形制,运用打散、简化、重构等艺术手法,对其形符和意符进行概括,最后通过图形推演完成产品设计。为中国传统元素的活化提供了拓展性思路,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植入提高了国风文创产品的个性和品质。通过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设计理论融合,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媒介中活化的同时也为现代文创产品提供新的设计思路。

青铜兵器研究现状综论——兼评《两周青铜兵器定名研究》

青铜兵器研究在铭文及器物形制的考较,国别、断代、官制等古史问题研究,以及铭辞格式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全面梳理青铜兵器的研究现状,指出当前青铜兵器研究存在缺乏均衡性以及研究角度相对不足等问题,兼评青铜兵器研究的力作——《两周青铜兵器定名研究》。

宁夏彭阳姚河塬城址Ⅰ区北墓地M1、M2西周组墓葬发掘报告

姚河塬城址高等级墓葬区位于城址东北部,总计有西周墓葬40座,其中墓地中部有4组互相连通的墓葬,可称之为“组墓葬”。M1、M2组墓葬为南北向竖穴土坑墓,墓底设有腰坑并殉狗,出土随葬品以原始瓷器、玉器、蚌贝器为主,但器物多残碎,系“碎物葬”,出土人骨皆散乱置于墓葬各处,表现出姚河塬墓葬区特殊的葬制葬俗,为研究西周时期西北边疆地区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材料。

西周王巡与王权运作

西周王巡活动反映了早期王权运作的特点。周王常行至畿内大贵族的宫庙,对隶属于大族的小宗宗子或师氏等中下级贵族加以册命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法势力,形成王与大小贵族权力相维的体制。周王频繁巡行于西周多座都邑之间并处理政务,弥补了早期交通条件及管理手段的不足,同时亦是对都邑内贵族势力的制衡。周王亦常巡至畿外,裁决涉及地方族邦的诉讼,召集邦君、诸侯举行宴饮、大射等活动,借此拓展王权的影响及考察诸侯是否忠顺等。春秋以后随着统治制度的完善,君主频繁巡行失去了必要性,巡游逐渐被视为君权任性的表现,开始受到某些道德原则或制度的约束,儒家所提倡的巡守之制正是针对早期王巡活动所做的制度规范。

西周时期的阶层外婚与阶层流动

阶层外婚指来自不同阶层的男女之间的婚姻。西周时期的绝大多数婚姻是阶层内婚,但也存在少量阶层外婚。后者包括丈夫地位高于妻子和妻子地位高于丈夫两种情况。在这些阶层外婚中,夫妻双方精诚合作、共同拼搏是实现进一步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地位高的一方会有意无意、偶然必然地提带另一方,使后者地位提升。当时有些女子因婚姻使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一些男子通过婚姻使自己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研究新视角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印1981年出土于陕西旬阳,后入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本文从对该印设计思路的深入研究入手,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对其印文规制来源、制作时代等重要问题提出新的看法。独孤信印的印文规制来源于东晋南朝时期流行的六面体印,与独孤信生平居南梁三年的经历有关。整个印章由独孤信于生前最后三年间精心设计完成,体现了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下的艰难选择和对元魏政权的支持。独孤信去世后,该印并未随葬,而是由家人保存,于中唐前意外失落于旬阳。

夏、商、西周时期的忠观念——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二

经过炎黄到尧舜禹时期的嬗变,源于尚中习俗的忠意识得到不断发展,并在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际发展成为忠观念。夏、商、西周时期是忠观念的发展演进期。受三代文化差异的影响,忠观念在夏、商、西周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和特质。夏代文化的特点是“尊命”,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朴忠的特质;商代文化的特点是“尊神”,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敬忠的特质;西周文化的特点是“尊礼”,忠观念也成为支撑礼乐制度的重要价值观念而日益走向成熟,不断向践行主体明晰、责任义务明确的道德规范演进,并最终在东周时期发展成忠德这一德目。

西周“明德慎罚”新证

一直以来,学术界多数学者将西周“明德慎罚”界定为“崇尚道德,慎用刑罚”,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为定论。近年来,少数学者开始对这一主流观点予以质疑。大量的周代出土金文为揭示“明德慎罚”的内涵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出土金文和传世文献可以看到,对周王而言,“明德”就是彰显上帝对文王、武王的赏赐,进而激励后代周王做出与文王、武王相同的政治行为;对于西周贵族而言,“明德”就是彰显周王对贵族先祖的赏赐,并激励贵族做出与先祖相同的政治作为。“明德”并没有“崇尚道德”之意。“慎罚”是“慎中厥罚”之缩语,其含义就是小心使刑罚符合“中”的要求,轻罪轻罚、重罪重罚,没有“慎用刑罚”之意。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明德慎罚”的含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到春秋至战国时期,“明德慎罚”才开始具有“崇尚道德,慎用刑罚”之意。“明德慎罚”含义的演变为汉代“德主刑辅”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资源,对后世两千多年的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周对西北边疆的统御与多族群融合

周室通过姬姜联姻促成了与姜族的联盟,而作为周王姻亲的申侯,又和大骆联姻,申骆联姻、西戎皆服,通过上述族群联姻,便于周室对西北边疆的管控;此外,西周还分封同姓的密国、殷商后裔的获国等诸侯国,这些封国皆地处战略要地,成为护卫周室的重要屏障,同时,周室还迁徙潶伯、?伯等殷商军事贵族为辅助,通过分封诸侯,建立军事据点,进而确保了周室对上述地区的统治。另外,西周还通过怀柔手段安抚戎人,对于不服从者,则予以军事打压。考古发现的姚河塬遗址属于文献失载的获国遗存,获侯为殷遗民,该遗址发现有殷商文化、周文化、寺洼文化、刘家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这表明多族群共同生活于获国之内。姬姜联姻、申骆联姻推动了多族群之间的融合,而作为政治实体的封国也使得周人、商人、土著、戎人等共存并处,长期的生产生活、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等加深了各族群之间的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促进了多族群之间的交往交融。不论是诸侯对周室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还是封国内族群的交流、联姻、互动都促进了多族群之间的联系和融合,这为先秦时期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